又到了垂钓黄金时节——春天。对于我这个钓瘾十足的人来说，本该是个大显身手的季节，只可惜如今年老体衰，骑车感到吃力，跑不了远路，对春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回想早些年，平时除了大风、暴雨恶劣天气，抑或身体偶有病痛不能出门外，哪一天不是钓鱼天！
　　我从小时候起就学会了握杆钓鱼。6岁那年（1940年）我们一家逃难到客乡江南并且定居在那里。江南这个地方河网纵横，小浃江支流环绕我家门前屋后，成群的小鱼在青石板上活蹦乱窜，小河虾甚至跳到脚面上来戏耍。那时，大人们剪一段棉纱线，穿好用鹅毛管做成的浮子，绑牢用绣花针弯成的钓鱼钩，缠在从柴堆里抽出来的一根小竹竿上，我不时搬一条小板凳坐在自家屋边的埠头，用小手握着这样一副钓具，聚精会神、煞有介事地钓起鱼来。
　　记得有一回，我跟着邻居阿章哥换了个地方去钓鱼，把小板凳留在自家屋边的埠头。大人们发现只见板凳不见人，以为我掉到河里去了。正当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跟着阿章哥，唱着歌从河对岸奔过来。大人们一场虚惊，我则被限制不准离开自家屋边的埠头到别处去钓鱼。尽管如此，垂钓仍不失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大爱好和乐趣。
　　长大后，离开了水乡到北京求学、工作，断了“钓路”，自幼造就的垂钓兴趣暂时受到抑制。60年代初南调回故乡镇海县机关工作，居所亲水，虽不如小浃江这般宽阔流长，但出家门便可伸竿抛钓，倒也自得其乐。说来真有趣，那时城区的小河浜里鱼真多，虽然鱼不太大，但总是钓不完。儿时养成的垂钓兴趣，此时进而发展成了钓瘾。
　　可当年对于有公职的人来说，钓鱼是“犯规”的，“文革”期间，把垂钓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批判，可还是禁止不了我和我那几位钓友的钓鱼“积极性”。我曾有几次请钓友帮我把钓竿背过江，偷偷地骑车早出晚归，专捡远离城区的偏僻野河去垂钓。我们十分小心地把钓具掩蔽起来：把长竹竿锯短，改制成多节竿，装在一只特制的布袋里，像现时电视里常见的警察把手枪藏在腋窝里一般；用平时上班拎的手堤包装载钓线、鱼饵、鱼笼；晚上摸黑回来，还不敢提着钓到的鱼从正门进家，把鱼笼从后窗口扔进家去。尽管如此这般小心，可还是被领导知道挨了批评。
　　后来拨乱反正，垂钓被列为运动项目，我感觉好像被解放了似的，可以堂而皇之背着鱼竿、骑着自行车，从从容容地穿过大街小巷，到我想去的地方垂钓。再后来，垂钓成了体育比赛项目，钓具越来越先进，我的钓技也有了明显提高。退休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一年到头，每天约几位钓友，带足干粮、饮料，钓具装备齐全，骑上自行车，到江、河、湖、（水）库过足了瘾。
　　近年来，我虽然腿脚力衰，站立时间大为缩短，但凡有垂钓活动我仍不落后。平时，提一根轻巧的碳素钢钓竿，在离家不远的池塘里，过过钓瘾，以为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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