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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原生态唱法的出现和不断升温，原生态民歌正成为目前中国音乐界一个热门的话题，究竟何谓“原生态民歌”？其唱法与早已形成的民族民间唱法有何区别？与学院派民族唱法有何不同？笔者以为首先要对什么是“原生态”作一个必要的界定，然后才能达到对“原生态民歌”、“原生态唱法”客观、合理的认识。
关于什么是“原生态”，乔建中认为“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可理解为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结合。‘原生物’一词指假想的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型。而‘生态’一词，指的是‘生物在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理特征’”。①桑德诺瓦则认为：“‘生态学’一词的含义是指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如研究某种生物的生活史、数量变动、它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以及非生物因素对以上各种情况的影响等。由此联想‘原生态’应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原有的、较少变异的相互关系’”。②刘晓真也认为“原生态”这个词源于自然科学，是指“生物学在自然状况下生存生长，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发展产生的原初性状态”。③通过以上对原生态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原生态”特别强调生物与周围环境保持一种原有的、较少变异的关系。由此而得出“原生态艺术”指艺术之间和艺术与周围环境之间原有（原始）的较少变异的相互关系，如稍加引申，也可以指原有（或原始）的、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和未经（或较少）污染的艺术品种。而“原生态音乐”则是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音乐文化类型④。“原生态民歌”是人们在特定的区域内传唱的，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的，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且较少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风格纯正，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提炼的歌曲。
从以上诸多关于“原生态”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原生态”，除了在唱法、风格、语言乃至服饰要求是“原生”以外，对歌唱环境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即歌唱环境也必须保持其原本的“状态”。由此而引发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我们平时在电视台、舞台、比赛中所观看到的被冠以“原生态唱法”、“原生态歌手”的诸多音乐现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
对此专家和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只要离开了原生环境，即只要离开了歌手、舞者生活的乡土和村寨，就是离开了原生态。因为出现在各种各样舞台、讲台、民族园、大会堂的歌舞，无法摆脱“表演、展示”的本质。如中国音乐学院的赵晓楠在《对若干新型民歌演唱形式背景的初步探讨——以贵州省小黄寨侗歌为例》一文中指出“在这些新型的演唱形式和背景中，民歌脱离了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导致了本身音乐形态的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又会通过某些途径（如参与新型演唱形式的演唱者的示范效应）影响到民歌原有的文化生态并使之发生变化”。⑤许多人认为，来自田间地头的“草根”艺术，如果把它放到光怪陆离的舞台上，就是对它的扭曲，何况现在许多人只是为了图个新鲜……而且，一旦与名利挂钩，原生态就会失去立身之本。专家和学者们进一步指出那些较早被指称“原生态音乐”的南北民歌大赛和西部民歌大奖赛，严格地讲，仅只是部分地保留了“原形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真正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应该是指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音乐文化类型。”⑥
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原生态民歌虽然离开了原生环境，但只要保存了原生态的某些特质，还是可将其视为“原生态”的。如乔建中指出：“从绝对意义上说，只有由本土歌手在自己家乡日常生活中传唱的民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原生态’民歌。一旦脱离了原流传地，在舞台、电视台、电台、旅游地等为观众、听众表演的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为‘原生态’民歌，而是应称为‘次生态’或 ‘续生型’民歌。……虽然，它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但已经充分表达了大家对‘原生态民歌’的热烈追求和理想。”⑦樊祖荫也进一步指出：“我们尽可能地还叫它原生态，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太绝对，完完整整的‘原生态’在某种情况下很难做到。……‘次生态’对民歌的传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⑧田青也指出：“这句话也是似是而非，不能说他完全错。不能说西餐在中国吃就不是西餐了。的确，它不是原产地，在新疆听木卡姆和舞台上看的的确差很多，但是这个不足以否认‘原生态’的叫法，应该看它的意义。”⑨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集中在离开了原生环境，被冠以“原生态民歌”的艺术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笔者以为对于原生态民歌与原生环境的关系，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依照是否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的特征和环境的“原生性”来作判断，而不是简单、草率地下一个结论。原生环境与原生态民歌的关系可能出现四种情况：第一种为没有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二种为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三种为离开原生环境，有较大变异，如商业化的包装、炒作等；第四种为没有离开原生环境，但受外界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原生环境作一番界定，这里所说的原生环境指的是那些尚未受到现代科技影响，且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用萨波奇·本采在《旋律史》中的话说是“它们一般源于森林，封闭的河谷，难以进入的高原，干旷草原中的农业区，偏僻农村，沼泽地的小舍和高山牧区的茅屋……”⑩。
从以上专家、学者对于原生态民歌的看法中，笔者以为原生态民歌有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之分，绝对意义指的是本土歌手没有离开原生环境，在自己家乡日常生活中传唱的民歌，此为上述四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即没有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二种情况为我们平时在舞台、电视、比赛中乃至课堂上出现的“原生态民歌”，此为本文讨论问题的一个重点，即离开了原生环境的原生态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按照生物从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衍生态的发展规律，这种情况严格说来当不属于“原生态”，而应属于“次生态”、“绪生态”型民歌，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但不失为目前现代化环境下为保护民歌生态而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11}反过来说，也正是通过舞台、电视中的原生态民歌，使更多的受众了解、熟悉乃至热爱原生态民歌，对于那些绝对意义上的、真正原生态的保护、发展、传播起着积极的作用。至于比赛对原生态民歌造成的影响，在“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学术研讨会”上已有部分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采用这种把全国各族的民歌手集中到一起来比赛的做法，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态了。但比赛是暂时的，是一种临时的交流，并不能改变原生态的特征。樊祖荫教授也说过：“比赛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展示和交流，活动本身会促进传承和保护。”{12}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比赛这样一种方式和手段，来展示我们国家丰富的民歌艺术，而不是纯粹为了比赛，比赛是不得已为之，它是一种手段，希望通过展示和交流，提供艺术家们的信心，为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争取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才是我们的目的”。{13}所以，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下的“原生态民歌”，可视为相对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
第三种情况为离开原生环境，有较大变异的。如一些本土的民间歌手，离开了歌唱的原生环境，在舞台、电视台以及各类比赛中经过包装、商业炒作，带有浓郁表演特征，甚至以“原生态”为卖点的，这种情形下还属不属于原生态，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以时下走红的歌手阿宝为例，最初他是以原生态歌手的身份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的，但现在，据业内人士披露：“阿宝本人都否认自己是原生态歌手，因为他的演唱里已经掺进了许多演唱技巧、乃至商业元素。”{14}在这里，笔者无意对阿宝在演唱中加入演唱技巧做价值判断，说他加入商业化元素和演唱技巧的做法好或不好，这毕竟是他谋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无可厚非。只是涉及原生态的学术研究与界定方面，笔者认为他目前的演唱加入了一些作秀的因素：如夸张怪异的动作，双手在腰间的扭动，声嘶力竭的高音，都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在舞台上进行有趣表演的演员，这种情况离真正的原生态已经很远，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有待商榷。第四种情况较为复杂，也是目前人们关注不够的一个情形。前面讲过，只有由本土歌手在自己原生环境下传唱的民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反过来那些在原生环境下传唱的民歌就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吗？笔者以为未必。我们知道，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民间习俗的式微、传唱环境的变迁、媒体的强势冲击以及教育制度的不完善都会对原生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生产方式而言，以“打蓝调”为例，这是中国民歌体裁“劳动号子”的一种，流行于山西省河曲县，是工人打蓝靛时所唱的号子。自清咸丰年间种蓝草后即有此曲传唱，而目前这种手工业劳动已多为机器所代替，在这种生存情况下我们还能企盼演唱的打蓝调保持其原生性吗？另外因机械作业而使得劳动号子、薅草锣鼓日渐消亡，机械船的普及使得船公号子日渐萎靡的现象比比皆是。民间习俗方面，因为倡导婚姻自由而使得殉情调基本消失，连汉族以前有过的“哭嫁歌”现在也很少能听到了，甚至有些嫁女已变哭为笑，“哭嫁歌”即使有，已是徒有形式。传唱环境方面，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许多原生态音乐的演唱环境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如江西的“姊妹会”原本是各村落、山头自发的分散活动，但在现在，当地把它集中到县城进行，在这种环境下传唱的歌曲，虽然说没有离开本地环境，但实质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歌唱的原生环境。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姑娘房”、“公房”、“大房子”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媒体方面，随着西部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文明已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原生态民歌传唱地区，许多地方已通上了电，广播、电视、甚至是网络都已无时无刻地进行冲击，使当地人的生存条件、价值观念乃至审美判断发生巨大的变化。音乐教育方面，那些接受了学校西方音乐教育的莘莘学子，带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去听原生态音乐，自然会认为这些音乐音不准，而用西方音律的标准削足适履地去甄别、指导、矫正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而使得以前动人心弦的特色音乐变得荡然无存。从以上可以看出，原生环境本身已受到诸如生产方式、民间习俗、环境变迁、现代文明乃至教育制度的冲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生环境已不再原生、原始，尽管山河依旧在，我们还能保证在这片土地上传唱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歌”吗？所以对于第四种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只要是在当地，没有离开原来的环境，就一定是原生环境，唱出来的歌就一定是“原生态民歌”，而是要依照是否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的特征和环境的“原生性”来做判断。
关于什么是“原生态”，乔建中认为“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可理解为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结合。‘原生物’一词指假想的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型。而‘生态’一词，指的是‘生物在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理特征’”。①桑德诺瓦则认为：“‘生态学’一词的含义是指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如研究某种生物的生活史、数量变动、它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以及非生物因素对以上各种情况的影响等。由此联想‘原生态’应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原有的、较少变异的相互关系’”。②刘晓真也认为“原生态”这个词源于自然科学，是指“生物学在自然状况下生存生长，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发展产生的原初性状态”。③通过以上对原生态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原生态”特别强调生物与周围环境保持一种原有的、较少变异的关系。由此而得出“原生态艺术”指艺术之间和艺术与周围环境之间原有（原始）的较少变异的相互关系，如稍加引申，也可以指原有（或原始）的、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和未经（或较少）污染的艺术品种。而“原生态音乐”则是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音乐文化类型④。“原生态民歌”是人们在特定的区域内传唱的，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的，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且较少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风格纯正，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提炼的歌曲。
从以上诸多关于“原生态”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原生态”，除了在唱法、风格、语言乃至服饰要求是“原生”以外，对歌唱环境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即歌唱环境也必须保持其原本的“状态”。由此而引发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我们平时在电视台、舞台、比赛中所观看到的被冠以“原生态唱法”、“原生态歌手”的诸多音乐现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
对此专家和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只要离开了原生环境，即只要离开了歌手、舞者生活的乡土和村寨，就是离开了原生态。因为出现在各种各样舞台、讲台、民族园、大会堂的歌舞，无法摆脱“表演、展示”的本质。如中国音乐学院的赵晓楠在《对若干新型民歌演唱形式背景的初步探讨——以贵州省小黄寨侗歌为例》一文中指出“在这些新型的演唱形式和背景中，民歌脱离了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导致了本身音乐形态的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又会通过某些途径（如参与新型演唱形式的演唱者的示范效应）影响到民歌原有的文化生态并使之发生变化”。⑤许多人认为，来自田间地头的“草根”艺术，如果把它放到光怪陆离的舞台上，就是对它的扭曲，何况现在许多人只是为了图个新鲜……而且，一旦与名利挂钩，原生态就会失去立身之本。专家和学者们进一步指出那些较早被指称“原生态音乐”的南北民歌大赛和西部民歌大奖赛，严格地讲，仅只是部分地保留了“原形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真正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应该是指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音乐文化类型。”⑥
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原生态民歌虽然离开了原生环境，但只要保存了原生态的某些特质，还是可将其视为“原生态”的。如乔建中指出：“从绝对意义上说，只有由本土歌手在自己家乡日常生活中传唱的民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原生态’民歌。一旦脱离了原流传地，在舞台、电视台、电台、旅游地等为观众、听众表演的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为‘原生态’民歌，而是应称为‘次生态’或 ‘续生型’民歌。……虽然，它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但已经充分表达了大家对‘原生态民歌’的热烈追求和理想。”⑦樊祖荫也进一步指出：“我们尽可能地还叫它原生态，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太绝对，完完整整的‘原生态’在某种情况下很难做到。……‘次生态’对民歌的传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⑧田青也指出：“这句话也是似是而非，不能说他完全错。不能说西餐在中国吃就不是西餐了。的确，它不是原产地，在新疆听木卡姆和舞台上看的的确差很多，但是这个不足以否认‘原生态’的叫法，应该看它的意义。”⑨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集中在离开了原生环境，被冠以“原生态民歌”的艺术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笔者以为对于原生态民歌与原生环境的关系，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依照是否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的特征和环境的“原生性”来作判断，而不是简单、草率地下一个结论。原生环境与原生态民歌的关系可能出现四种情况：第一种为没有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二种为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三种为离开原生环境，有较大变异，如商业化的包装、炒作等；第四种为没有离开原生环境，但受外界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原生环境作一番界定，这里所说的原生环境指的是那些尚未受到现代科技影响，且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用萨波奇·本采在《旋律史》中的话说是“它们一般源于森林，封闭的河谷，难以进入的高原，干旷草原中的农业区，偏僻农村，沼泽地的小舍和高山牧区的茅屋……”⑩。
从以上专家、学者对于原生态民歌的看法中，笔者以为原生态民歌有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之分，绝对意义指的是本土歌手没有离开原生环境，在自己家乡日常生活中传唱的民歌，此为上述四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即没有离开原生环境，未经变异或极少变异的。第二种情况为我们平时在舞台、电视、比赛中乃至课堂上出现的“原生态民歌”，此为本文讨论问题的一个重点，即离开了原生环境的原生态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按照生物从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衍生态的发展规律，这种情况严格说来当不属于“原生态”，而应属于“次生态”、“绪生态”型民歌，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但不失为目前现代化环境下为保护民歌生态而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11}反过来说，也正是通过舞台、电视中的原生态民歌，使更多的受众了解、熟悉乃至热爱原生态民歌，对于那些绝对意义上的、真正原生态的保护、发展、传播起着积极的作用。至于比赛对原生态民歌造成的影响，在“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学术研讨会”上已有部分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采用这种把全国各族的民歌手集中到一起来比赛的做法，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态了。但比赛是暂时的，是一种临时的交流，并不能改变原生态的特征。樊祖荫教授也说过：“比赛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展示和交流，活动本身会促进传承和保护。”{12}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比赛这样一种方式和手段，来展示我们国家丰富的民歌艺术，而不是纯粹为了比赛，比赛是不得已为之，它是一种手段，希望通过展示和交流，提供艺术家们的信心，为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争取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才是我们的目的”。{13}所以，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下的“原生态民歌”，可视为相对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
第三种情况为离开原生环境，有较大变异的。如一些本土的民间歌手，离开了歌唱的原生环境，在舞台、电视台以及各类比赛中经过包装、商业炒作，带有浓郁表演特征，甚至以“原生态”为卖点的，这种情形下还属不属于原生态，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以时下走红的歌手阿宝为例，最初他是以原生态歌手的身份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的，但现在，据业内人士披露：“阿宝本人都否认自己是原生态歌手，因为他的演唱里已经掺进了许多演唱技巧、乃至商业元素。”{14}在这里，笔者无意对阿宝在演唱中加入演唱技巧做价值判断，说他加入商业化元素和演唱技巧的做法好或不好，这毕竟是他谋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无可厚非。只是涉及原生态的学术研究与界定方面，笔者认为他目前的演唱加入了一些作秀的因素：如夸张怪异的动作，双手在腰间的扭动，声嘶力竭的高音，都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在舞台上进行有趣表演的演员，这种情况离真正的原生态已经很远，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有待商榷。第四种情况较为复杂，也是目前人们关注不够的一个情形。前面讲过，只有由本土歌手在自己原生环境下传唱的民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反过来那些在原生环境下传唱的民歌就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吗？笔者以为未必。我们知道，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民间习俗的式微、传唱环境的变迁、媒体的强势冲击以及教育制度的不完善都会对原生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生产方式而言，以“打蓝调”为例，这是中国民歌体裁“劳动号子”的一种，流行于山西省河曲县，是工人打蓝靛时所唱的号子。自清咸丰年间种蓝草后即有此曲传唱，而目前这种手工业劳动已多为机器所代替，在这种生存情况下我们还能企盼演唱的打蓝调保持其原生性吗？另外因机械作业而使得劳动号子、薅草锣鼓日渐消亡，机械船的普及使得船公号子日渐萎靡的现象比比皆是。民间习俗方面，因为倡导婚姻自由而使得殉情调基本消失，连汉族以前有过的“哭嫁歌”现在也很少能听到了，甚至有些嫁女已变哭为笑，“哭嫁歌”即使有，已是徒有形式。传唱环境方面，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许多原生态音乐的演唱环境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如江西的“姊妹会”原本是各村落、山头自发的分散活动，但在现在，当地把它集中到县城进行，在这种环境下传唱的歌曲，虽然说没有离开本地环境，但实质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歌唱的原生环境。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姑娘房”、“公房”、“大房子”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媒体方面，随着西部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文明已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原生态民歌传唱地区，许多地方已通上了电，广播、电视、甚至是网络都已无时无刻地进行冲击，使当地人的生存条件、价值观念乃至审美判断发生巨大的变化。音乐教育方面，那些接受了学校西方音乐教育的莘莘学子，带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去听原生态音乐，自然会认为这些音乐音不准，而用西方音律的标准削足适履地去甄别、指导、矫正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而使得以前动人心弦的特色音乐变得荡然无存。从以上可以看出，原生环境本身已受到诸如生产方式、民间习俗、环境变迁、现代文明乃至教育制度的冲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生环境已不再原生、原始，尽管山河依旧在，我们还能保证在这片土地上传唱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歌”吗？所以对于第四种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只要是在当地，没有离开原来的环境，就一定是原生环境，唱出来的歌就一定是“原生态民歌”，而是要依照是否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的特征和环境的“原生性”来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