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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别廷芳在镇平县彭禹廷的影响下在内乡县开展了地方自治运动。内乡自治持续了十余年，别廷芳虽然通过各种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政策具有盲目排外性和别廷芳因政策漏洞牟取暴利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先略述内乡自治的背景、措施以及自治的效果，进而着重说明自治问题以及其原因。
【关键词】别廷芳;内乡自治;问题;原因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1-0051-02
别廷芳，字香斋（1883-1940），南阳内乡县阳城（今属西峡县）张堂村人，出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小士绅家庭。[1]在地方自治中，别廷芳在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内乡自治进行了十余年之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稳定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别廷芳的某些措施也出现了问题。别廷芳于1940年死亡，在其逝世后内乡自治活动大体上停止。关于别廷芳此人和他地方自治建设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陈传海的论文《别廷芳与宛西自治》对别廷芳这样一个有异议的人物，仅就其推行地方自治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点提出了新的看法。[2]王兵翔的论文《别廷芳试说》把别廷芳的一生分成绿林拼创期、自治建设期以及抗日归宿期，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的分析，大胆地为别廷芳正名。[3]秦俊的论文《别廷芳用人思想探略》从崭新的视角指出：“别廷芳的起身和发迹，除了当时的天时、地利因素之外，与其注意网罗人才、培植人才亦有极大关系。”[4]黄建华的论文《别廷芳与内乡乡村建设》则是从其建设内容出发，把其总结划分为培养乡建人才、加强民众管理和增加财政收入三个方面。[5]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内乡自治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不够，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本文的重心主要放在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上。本文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试论别廷芳的内乡自治，简单论述别廷芳内乡自治的背景、措施和自治效果，然后重点说明别廷芳内乡自治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别廷芳内乡自治的背景和措施
别廷芳于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地方自治，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是政局动荡，原因是军阀割据和土匪猖獗;其次，内乡县经济条件单薄，农业基础设施荒疏，导致抵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再次，内乡地处偏远，地形上为山地丘陵，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内乡县这个远离行政中心的地方，其相比其他地方是封闭落后的，政府的管理措施常常是没有作用的，这就为别廷芳进行内乡自治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别廷芳在彭禹廷逝世后，继承和发展了其思想，彭禹廷的“三自主义”是别廷芳进行內乡自治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别廷芳进行地方自治的内容，吸取了陈凤桐的建议，研究了彭锡田提出的地方自治内容，又派城厢一小学校校长许吉甫、西峡口白羽学校校长张俊远等十人到山东省邹平县梁漱溟为校长的乡村建设学院学习一年[6]。在以上背景下进行地方自治，主要分为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社会方面首先实行严厉的保甲、连坐和“五证”制度，加强社会控制;其次是实行“五禁”（禁鸦片、赌博、纸烟、洋货、洋靛），整治社会风气;最后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经济方面首先是植树造林与治河改地;其次加强交通和通信建设;最后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自建金融体系。
二、别廷芳内乡自治问题及其原因
别廷芳在内乡政局动荡、经济条件薄弱、地理位置偏僻以及具有“三自主义”理论来源的背景下进行地方自治，当然相应的会取得一些成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1934年修成了可浇地近万亩的石龙堰（即“别公堰”）。从1928年到1933年，每年11月至次年2月，全县致力于集中众多劳动力，植树造林，[7]在山坡、河岸、路旁共树八万株，起到了绿化、防洪固堤的作用。还创建了酿酒公司、玻璃厂等一批工厂 ，这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教育等文化事业的发展，设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别廷芳的目的是为内乡自治提供人才，再向群众传播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这样可以使群众更加方便的接触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别廷芳在内乡自治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严重的，下面将对其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问题
首先，自治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在别廷芳1931年开始的修路、护路中，农民为修公路每年冬春得全部出工出勤，而修路的费用全向农民摊派;工具、车辆、牛犋都需自理。[8]贫苦农民生活本就拮据，这更是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别廷芳实行的保甲、切结连坐法，对他管辖的联保主任、保甲长、民团团长、地主恶霸以及地头蛇根本不起作用。许多穷苦人说：“编查保甲，实行切结连坐法，是向穷人撒下的落网，布下的阵。”[9]别廷芳推行的连坐法，打破了邻里间的和睦，造成了以邻为敌的凄凉景象。这一点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有些政策具有盲目排外性。别廷芳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五证”中的通行证确实是防止了一部分匪盗进入内乡境内，对稳定内乡的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推行“五证”的结果造成了交流方面的困难，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与外界的联系逐渐淡化，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发展。另外别廷芳推行的禁洋货和禁洋靛的政策看似起到了保护内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其实这两种政策造成了故步自封，严重打击了原来经营纺织、百货等类商品的商号和商贩，抑制了商业活动，使各个集镇出现了商业萧条的景象。所以这种政策并没有起到鼓励生产自养，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民众生活的作用，反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最后，内乡自治措施具有漏洞，别廷芳趁机牟取暴利。1927至1935年，别廷芳不顾上级的禁令，命令全县的群众大量栽植罂粟，当时全县栽植罂粟竟达40多万亩。[10]全县各集镇都设有收购、销售鸦片的行庄，西峡口镇的鸦片行庄规模最大，通过这个鸦片行庄，把鸦片贩卖给湖北、安徽、湖南、上海及本省的鸦片贩子。因鸦片的贩卖是非法的，别廷芳采取武装押运的方法，鸦片贩子在民团的保护下，把鸦片向西运到龙驹寨，向东运到宛属边界，从中收取烟税。[11]据记载，别廷芳每年从鸦片贸易中可获得高达4000000元的收入。这种政策使别廷芳管辖的九个民团，不少正副团长和区长都或明或暗经营有鸦片烟。像团长聂国政、靳鑫、刘顾三、刘虎臣、吴定远等，不仅收购、贩运鸦片，而且还以鸦片为本金，明目张胆地放鸦片烟高利贷，毒害了广大农民。 （二）原因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别廷芳本人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别廷芳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小士绅家庭。九岁（1892年）至十八岁（1921年）在本村私塾学堂就讀，接受封建宗法思想启蒙教育。他在内乡用封建社会的绅权推行地方自治，称王称霸，把民众的荣辱生死，系于他的喜怒哀乐之中，才有“土皇帝”一称。虽然仿古人做了一些诸如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兴办教育和建设公路等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终其一生，别廷芳仍属于封建阶级代表人物。如别廷芳标榜他的“五证”可以防匪、防奸、维护治安，保障民众安宁。但其推行“五证”的目的是，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许百姓乱说乱动。说明当时领导者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三、结语
别廷芳被人们称为“土皇帝”，这是对他所作所为的一种不认可。因为别廷芳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广大农民受苦的根源——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度。因为他本身就是地主阶层的一分子，绝不可能去触动本阶层的根本利益，更不会去否决自己的阶层。[12]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自古以来的矛盾不能轻易更改，根深蒂固，所以导致人们提起别廷芳时称之为土霸王。但是别廷芳在内乡县政局动荡、经济条件薄弱和交通不便的局面下进行自治是符合时代条件的。别廷芳按部就班地实行自治，境内逐步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当时内乡境内匪患基本清楚，境外的匪类也不敢擅入内乡，社会相对安定。通过治河改地、兴修水利，使粮食增产，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社会风气也日益好转。总而言之，人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别廷芳所进行的内乡自治。
参考文献：
[1]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2.
[2]陈传海.别廷芳与宛西地方自治[J].南都学坛，1990，（1）.
[3]王兵翔.别廷芳试说[J].南都学坛，1993，（1）.
[4]秦俊.别廷芳用人思想探略[J].南都学坛，1993，（1）.
[5]黄建华.别廷芳与内乡乡村建设（1930-1940）[D].河南大学，2009.
[6]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03.
[7]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29.
[8]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31.
[9]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15.
[10]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18.
[11]南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878.
[12]万新芳.宛西自治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1996，（3）.
作者简介：
李灵玉，女，汉族，河南南阳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关键词】别廷芳;内乡自治;问题;原因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1-0051-02
别廷芳，字香斋（1883-1940），南阳内乡县阳城（今属西峡县）张堂村人，出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小士绅家庭。[1]在地方自治中，别廷芳在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内乡自治进行了十余年之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稳定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别廷芳的某些措施也出现了问题。别廷芳于1940年死亡，在其逝世后内乡自治活动大体上停止。关于别廷芳此人和他地方自治建设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陈传海的论文《别廷芳与宛西自治》对别廷芳这样一个有异议的人物，仅就其推行地方自治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点提出了新的看法。[2]王兵翔的论文《别廷芳试说》把别廷芳的一生分成绿林拼创期、自治建设期以及抗日归宿期，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的分析，大胆地为别廷芳正名。[3]秦俊的论文《别廷芳用人思想探略》从崭新的视角指出：“别廷芳的起身和发迹，除了当时的天时、地利因素之外，与其注意网罗人才、培植人才亦有极大关系。”[4]黄建华的论文《别廷芳与内乡乡村建设》则是从其建设内容出发，把其总结划分为培养乡建人才、加强民众管理和增加财政收入三个方面。[5]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内乡自治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不够，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本文的重心主要放在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上。本文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试论别廷芳的内乡自治，简单论述别廷芳内乡自治的背景、措施和自治效果，然后重点说明别廷芳内乡自治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别廷芳内乡自治的背景和措施
别廷芳于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地方自治，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是政局动荡，原因是军阀割据和土匪猖獗;其次，内乡县经济条件单薄，农业基础设施荒疏，导致抵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再次，内乡地处偏远，地形上为山地丘陵，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内乡县这个远离行政中心的地方，其相比其他地方是封闭落后的，政府的管理措施常常是没有作用的，这就为别廷芳进行内乡自治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别廷芳在彭禹廷逝世后，继承和发展了其思想，彭禹廷的“三自主义”是别廷芳进行內乡自治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别廷芳进行地方自治的内容，吸取了陈凤桐的建议，研究了彭锡田提出的地方自治内容，又派城厢一小学校校长许吉甫、西峡口白羽学校校长张俊远等十人到山东省邹平县梁漱溟为校长的乡村建设学院学习一年[6]。在以上背景下进行地方自治，主要分为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社会方面首先实行严厉的保甲、连坐和“五证”制度，加强社会控制;其次是实行“五禁”（禁鸦片、赌博、纸烟、洋货、洋靛），整治社会风气;最后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经济方面首先是植树造林与治河改地;其次加强交通和通信建设;最后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自建金融体系。
二、别廷芳内乡自治问题及其原因
别廷芳在内乡政局动荡、经济条件薄弱、地理位置偏僻以及具有“三自主义”理论来源的背景下进行地方自治，当然相应的会取得一些成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1934年修成了可浇地近万亩的石龙堰（即“别公堰”）。从1928年到1933年，每年11月至次年2月，全县致力于集中众多劳动力，植树造林，[7]在山坡、河岸、路旁共树八万株，起到了绿化、防洪固堤的作用。还创建了酿酒公司、玻璃厂等一批工厂 ，这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教育等文化事业的发展，设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别廷芳的目的是为内乡自治提供人才，再向群众传播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这样可以使群众更加方便的接触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别廷芳在内乡自治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严重的，下面将对其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问题
首先，自治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在别廷芳1931年开始的修路、护路中，农民为修公路每年冬春得全部出工出勤，而修路的费用全向农民摊派;工具、车辆、牛犋都需自理。[8]贫苦农民生活本就拮据，这更是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别廷芳实行的保甲、切结连坐法，对他管辖的联保主任、保甲长、民团团长、地主恶霸以及地头蛇根本不起作用。许多穷苦人说：“编查保甲，实行切结连坐法，是向穷人撒下的落网，布下的阵。”[9]别廷芳推行的连坐法，打破了邻里间的和睦，造成了以邻为敌的凄凉景象。这一点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有些政策具有盲目排外性。别廷芳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五证”中的通行证确实是防止了一部分匪盗进入内乡境内，对稳定内乡的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推行“五证”的结果造成了交流方面的困难，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与外界的联系逐渐淡化，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发展。另外别廷芳推行的禁洋货和禁洋靛的政策看似起到了保护内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其实这两种政策造成了故步自封，严重打击了原来经营纺织、百货等类商品的商号和商贩，抑制了商业活动，使各个集镇出现了商业萧条的景象。所以这种政策并没有起到鼓励生产自养，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民众生活的作用，反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最后，内乡自治措施具有漏洞，别廷芳趁机牟取暴利。1927至1935年，别廷芳不顾上级的禁令，命令全县的群众大量栽植罂粟，当时全县栽植罂粟竟达40多万亩。[10]全县各集镇都设有收购、销售鸦片的行庄，西峡口镇的鸦片行庄规模最大，通过这个鸦片行庄，把鸦片贩卖给湖北、安徽、湖南、上海及本省的鸦片贩子。因鸦片的贩卖是非法的，别廷芳采取武装押运的方法，鸦片贩子在民团的保护下，把鸦片向西运到龙驹寨，向东运到宛属边界，从中收取烟税。[11]据记载，别廷芳每年从鸦片贸易中可获得高达4000000元的收入。这种政策使别廷芳管辖的九个民团，不少正副团长和区长都或明或暗经营有鸦片烟。像团长聂国政、靳鑫、刘顾三、刘虎臣、吴定远等，不仅收购、贩运鸦片，而且还以鸦片为本金，明目张胆地放鸦片烟高利贷，毒害了广大农民。 （二）原因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别廷芳本人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别廷芳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小士绅家庭。九岁（1892年）至十八岁（1921年）在本村私塾学堂就讀，接受封建宗法思想启蒙教育。他在内乡用封建社会的绅权推行地方自治，称王称霸，把民众的荣辱生死，系于他的喜怒哀乐之中，才有“土皇帝”一称。虽然仿古人做了一些诸如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兴办教育和建设公路等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终其一生，别廷芳仍属于封建阶级代表人物。如别廷芳标榜他的“五证”可以防匪、防奸、维护治安，保障民众安宁。但其推行“五证”的目的是，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许百姓乱说乱动。说明当时领导者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三、结语
别廷芳被人们称为“土皇帝”，这是对他所作所为的一种不认可。因为别廷芳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广大农民受苦的根源——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度。因为他本身就是地主阶层的一分子，绝不可能去触动本阶层的根本利益，更不会去否决自己的阶层。[12]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自古以来的矛盾不能轻易更改，根深蒂固，所以导致人们提起别廷芳时称之为土霸王。但是别廷芳在内乡县政局动荡、经济条件薄弱和交通不便的局面下进行自治是符合时代条件的。别廷芳按部就班地实行自治，境内逐步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当时内乡境内匪患基本清楚，境外的匪类也不敢擅入内乡，社会相对安定。通过治河改地、兴修水利，使粮食增产，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社会风气也日益好转。总而言之，人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别廷芳所进行的内乡自治。
参考文献：
[1]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2.
[2]陈传海.别廷芳与宛西地方自治[J].南都学坛，1990，（1）.
[3]王兵翔.别廷芳试说[J].南都学坛，1993，（1）.
[4]秦俊.别廷芳用人思想探略[J].南都学坛，1993，（1）.
[5]黄建华.别廷芳与内乡乡村建设（1930-1940）[D].河南大学，2009.
[6]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03.
[7]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29.
[8]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31.
[9]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15.
[10]王伯顺.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M].内乡：内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5：118.
[11]南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878.
[12]万新芳.宛西自治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1996，（3）.
作者简介：
李灵玉，女，汉族，河南南阳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