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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绣手工艺历经三千多年的演变，而唐代刺绣的发展历程成为刺绣发展史中一段耀眼的历史，在刺绣针法和纹样演变发展的背后，我们不经意会思考在遥远的历史背景上是何种因素在推动刺绣的发展，刺绣艺术与这些因素之间又有怎样的相互作用。我们知道影响刺绣纹样和技法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内部因素到外部因素，每一段历史在时空的碎片化更迭中一步步成为刺绣艺术发展的突破性因素。
◆关键词：唐代刺绣;丝织业;佛教;女红
古时人们信奉神明，所以纹样多是古人心中的美好事物，将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反映在纹样上，由刺绣这一艺术载体将其表现出来，在技法上也表现的相对单一。随着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重要因素推动着唐代刺绣大发展。
一、丝织业大发展
唐代官营丝织业承袭隋朝制度，在少府监下设有染织署。染织署包括二十五作：织纴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等十作;组绶有组、绶、缔、绳、缨等五作;?线有?、线、弦、网等四作;练染有青、绛、黄、白、皂、紫等六作。又据《唐书*百官志》注，唐贞观年间少府监所管辖短番匠（来自全国的轮番工匠）五千二十九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由此可见唐代官营丝织生产规模、分工之精细复杂为前代所未有，所生产的特殊宫锦、宫绫直接满足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唐代丝织业除官营以外，私营手工作坊也相当发达，如晚唐定州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是前代少见的大型私营手工作坊。而作为农村副业的民间丝织生产就更为普遍，诗人李白曾形容当时河北清漳一带的私纺情况是：“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
由于唐代官营丝织品生产的概况让丝织产业空前昌盛，向来以纺织品为载体的刺绣艺术在此时也得到充分发展。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涉及的品类也十分丰富，除了一直流传的实用品刺绣以外，更多了宗教刺绣和观赏性刺绣这两大品类。
二、丝绸之路——题材的拓宽、技法的丰富
我们所知道的丝绸之路最早的开通时间是西汉（前202-208年）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西安为起点，途径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国外著名学者Irene Good研究了全球范围内东西方丝绸出土的情况，特别是印度和中亚一带出土的早期丝绸实物，证实了家蚕丝绸起源于中国，具体说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中国内地，影响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刺绣发展的当属西汉开通的这条丝绸之路。这是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借鉴的途径，丝绸是这条路上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刺绣便在这样的载体上得到传播与发展。
丝绸产品的传播带来刺绣的进一步变革，由于中外交流进一步融合，刺绣在纹样题材上得到充分的拓宽。在此时期借鉴了诸多由古希臘同时期发明的纹样，北魏的忍冬草叶纹就是实证。有文献记载早在商代就传播至东面的日本韩国等地，往西通过河西走廊与各处丝绸之路相通传入欧洲。在中国乌鲁木齐鱼儿沟出土的战国刺绣，以及俄罗斯巴泽雷克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足以证明丝绸之路对刺绣传播的影响，加上新疆、甘肃地区最新发现的丝绸织锦、绢、丝线等，可以证实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丝绸已经开始向西传播，西方装饰纹样的特点也一步步影响东方。同时，题材的拓宽也预示着更多的技法丰富起来，两者相互推进，促使唐代刺绣繁荣发展。
三、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最初在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外来纹样的吸收、摹仿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到了隋唐时期即已进入组合与创造阶段。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唐代，佛教通过中亚、印度教派的分离，以及建立新的本土流派，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并让中国成为佛教的核心区域。佛教寺院服务于国家，也通过在都市和乡村讲经来影响唐代生活。在8世纪国际形势发生改变时，中国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成为神圣的佛教国家，也成为在东亚传播佛法和佛经的国家。隋唐时期的中国成了佛教世界的重镇。
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文明环境下，上至皇权贵族，下至黎明百姓，无一不是佛教虔诚的教徒。刺绣艺术也是随着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而顺应时势。刺绣佛像逐渐兴起，佛像绣的越精致代表对佛教越虔诚。这一时期也出土了诸多实物，绣佛像的兴起也使得刺绣逐渐发展出绣人像之类的观赏性刺绣。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佛教最终实现了中国的本土化，例如在护法的图像中，除了采用外来的狮子纹样，还有“龙”这一中国本土神话形象，这是佛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一个最浅显的标志。
四、女红文化
女红文化自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就已经逐渐形成，女红最开始是求实用和解决生计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红逐渐展现出了它的人伦审美功能，也就是在它的的实用功能之外还产生了审美欣赏的外延功能。女工与织绣染织的关系在唐代最为密切，唐德宗时期宫廷女学士官宋若莘所著的《女论语》一书中的“学作”一章对女红作了详细的描述：“凡为女子，须学女红。一学纺织，纫麻绩纻，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忙;二学采桑养蚕，辛勤料理，早起晚睡;三学缫丝织造，织成绸绢，积丈成匹，其功乃成;四学缝纫刺绣，刺鞋作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 可以说，女红文化对刺绣艺术承载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唐代，刺绣完成了从“文秀”到“画绣”的转变，唐朝皇帝热衷于绣佛像，唐太宗尤甚。
丝织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的连结、佛教的本土化以及女红文化的深入社会，这一系列的变革都为刺绣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E.Lubo-Lesnichenko.Ancient Chinese Silk Textiles and Embroideries，5th to 3rd Century AD in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in Russia），Leningrad，1961.
[2]回顾：《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00页.
[3][加]卜正民、[美] 陆威仪：《哈佛中国史——唐朝》，中信出版社.
◆关键词：唐代刺绣;丝织业;佛教;女红
古时人们信奉神明，所以纹样多是古人心中的美好事物，将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反映在纹样上，由刺绣这一艺术载体将其表现出来，在技法上也表现的相对单一。随着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重要因素推动着唐代刺绣大发展。
一、丝织业大发展
唐代官营丝织业承袭隋朝制度，在少府监下设有染织署。染织署包括二十五作：织纴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等十作;组绶有组、绶、缔、绳、缨等五作;?线有?、线、弦、网等四作;练染有青、绛、黄、白、皂、紫等六作。又据《唐书*百官志》注，唐贞观年间少府监所管辖短番匠（来自全国的轮番工匠）五千二十九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由此可见唐代官营丝织生产规模、分工之精细复杂为前代所未有，所生产的特殊宫锦、宫绫直接满足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唐代丝织业除官营以外，私营手工作坊也相当发达，如晚唐定州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是前代少见的大型私营手工作坊。而作为农村副业的民间丝织生产就更为普遍，诗人李白曾形容当时河北清漳一带的私纺情况是：“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
由于唐代官营丝织品生产的概况让丝织产业空前昌盛，向来以纺织品为载体的刺绣艺术在此时也得到充分发展。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涉及的品类也十分丰富，除了一直流传的实用品刺绣以外，更多了宗教刺绣和观赏性刺绣这两大品类。
二、丝绸之路——题材的拓宽、技法的丰富
我们所知道的丝绸之路最早的开通时间是西汉（前202-208年）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西安为起点，途径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国外著名学者Irene Good研究了全球范围内东西方丝绸出土的情况，特别是印度和中亚一带出土的早期丝绸实物，证实了家蚕丝绸起源于中国，具体说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中国内地，影响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刺绣发展的当属西汉开通的这条丝绸之路。这是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借鉴的途径，丝绸是这条路上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刺绣便在这样的载体上得到传播与发展。
丝绸产品的传播带来刺绣的进一步变革，由于中外交流进一步融合，刺绣在纹样题材上得到充分的拓宽。在此时期借鉴了诸多由古希臘同时期发明的纹样，北魏的忍冬草叶纹就是实证。有文献记载早在商代就传播至东面的日本韩国等地，往西通过河西走廊与各处丝绸之路相通传入欧洲。在中国乌鲁木齐鱼儿沟出土的战国刺绣，以及俄罗斯巴泽雷克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足以证明丝绸之路对刺绣传播的影响，加上新疆、甘肃地区最新发现的丝绸织锦、绢、丝线等，可以证实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丝绸已经开始向西传播，西方装饰纹样的特点也一步步影响东方。同时，题材的拓宽也预示着更多的技法丰富起来，两者相互推进，促使唐代刺绣繁荣发展。
三、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最初在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外来纹样的吸收、摹仿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到了隋唐时期即已进入组合与创造阶段。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唐代，佛教通过中亚、印度教派的分离，以及建立新的本土流派，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并让中国成为佛教的核心区域。佛教寺院服务于国家，也通过在都市和乡村讲经来影响唐代生活。在8世纪国际形势发生改变时，中国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成为神圣的佛教国家，也成为在东亚传播佛法和佛经的国家。隋唐时期的中国成了佛教世界的重镇。
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文明环境下，上至皇权贵族，下至黎明百姓，无一不是佛教虔诚的教徒。刺绣艺术也是随着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而顺应时势。刺绣佛像逐渐兴起，佛像绣的越精致代表对佛教越虔诚。这一时期也出土了诸多实物，绣佛像的兴起也使得刺绣逐渐发展出绣人像之类的观赏性刺绣。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佛教最终实现了中国的本土化，例如在护法的图像中，除了采用外来的狮子纹样，还有“龙”这一中国本土神话形象，这是佛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一个最浅显的标志。
四、女红文化
女红文化自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就已经逐渐形成，女红最开始是求实用和解决生计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红逐渐展现出了它的人伦审美功能，也就是在它的的实用功能之外还产生了审美欣赏的外延功能。女工与织绣染织的关系在唐代最为密切，唐德宗时期宫廷女学士官宋若莘所著的《女论语》一书中的“学作”一章对女红作了详细的描述：“凡为女子，须学女红。一学纺织，纫麻绩纻，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忙;二学采桑养蚕，辛勤料理，早起晚睡;三学缫丝织造，织成绸绢，积丈成匹，其功乃成;四学缝纫刺绣，刺鞋作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 可以说，女红文化对刺绣艺术承载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唐代，刺绣完成了从“文秀”到“画绣”的转变，唐朝皇帝热衷于绣佛像，唐太宗尤甚。
丝织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的连结、佛教的本土化以及女红文化的深入社会，这一系列的变革都为刺绣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E.Lubo-Lesnichenko.Ancient Chinese Silk Textiles and Embroideries，5th to 3rd Century AD in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in Russia），Leningrad，1961.
[2]回顾：《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00页.
[3][加]卜正民、[美] 陆威仪：《哈佛中国史——唐朝》，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