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做学问，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劳作，并不容易;要下苦功，坚持不舍，摒除一切纷思杂念，一点一滴地、穷搜苦索地积累资料，研究分析资料;然后做出初步的结论。读书越多，积累越深厚，见解精确独到，才能有成就、有真实的贡献，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治学原则。有“京城第一读书人”之称的汪世清先生，在我所认知的师友中，就是这一类典范的学者。
　　
　　汪先生早年就读北师大物理系，一辈子从事物理学的研究与教学。明清美术史的研究，只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就，是在青年时代，受到他的同乡老师——著名画家汪采白先生的赏识培育，以及其后以采白先生之介，又与同乡前辈黄宾虹先生过从，受到熏陶的。汪先生在这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术部门（物理学与美术史）中，各有其非凡的成就。
　　“京城第一读书人”
　　我认识汪先生，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启功先生家中。八十年代初，美国耶鲁大学、东西大学的王方宇教授回京，邀请了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先生和我等一起餐叙，座中就有汪世清先生。这次初见，平生乐事，印象弥深。

　　其后大约与汪先生晤面不多，是因为当时知识界有自律的风习，也由于汪先生平日木讷寡言，甚少交游的性格，只是有事则邮简电话通问。记得曾为了给宾虹先生和汪采白先生在家乡（他们三位都是今安徽黄山市歙县人）建筑纪念亭的事，汪先生曾先后来过舍下几次。其后，1984年江西南昌邀开八大山人纪念会，又和汪先生及方宇先生等相聚一堂。
　　1991年，我承耶鲁大学之邀，从澳大利亚赴美参加八大山人的研讨会，并与汪先生、方宇先生等相见，那次王已千先生约我们去观赏他的书画珍藏，品评宋元剧迹，尤为生平快事。

　　在方宇的鼓励下，我决定回澳洲后便开始重写《八大山人年表》，苦于远托异国，手头资料不多，方宇先生就慷慨地把他搜集来的一大批有关资料复印相赠;我在澳洲又给北京汪先生去信，不久，就收到汪先生寄来的、书写工整的楷书复印资料多帙，其中包括八大先代的世系和家学，裘琏、胡亦堂翁婿与八大的关系，石涛、方鹿村、程京萼、李、梁份、朱观、朱堪注、喻成龙等遗民、官吏、亲友辈与八大山来往的事迹等等，其中还有未经发表的。这些珍贵资料，都是汪先生数十年来像蜜蜂一样辛苦酿出的芳蜜。朋友间这种无私相助，不能不使我奋激感动！
　　我于1999年回北京定居，那时我很想就近把我数年前写的这篇旧稿求汪先生审阅，又怕干扰他老人家的日常工作秩序，于心不安（那时还不知道他有恙在身），大约在2002年冬，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提出请求，想不到汪先生一口答应，而且不到两三星期，一帙40多页、130多条抄写工整的意见，就托人送回来！

　　汪先生对人的无私热情，不只我一个人感受到，所有接近过汪先生的亲友、同事、同乡、学者、学术界青年，只要在学问上向汪先生请教的，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方宇先生生前曾告诉我不少他热心助人的往事;方宇于1997年逝世，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接受王先生捐赠他生平珍藏的八大山人绘画精品，并收购了他的八大书法珍藏，汪世清先生为此应弗利尔博物馆之邀，以八十余高龄，于1999年远道赴美，专程给这些珍贵文物资料，逐一细心整理，弗利尔博物馆的八大山人珍品，成为举世爱好和研究八大山人生平和艺术的中心之一。
　　汪世清先生一生淡泊寡欲，只有一心扑在学术方面的辛勤探索，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冠盖满京华”，真伪学者沸沸扬扬于传媒炒作的热闹场头，他却沉默寡言地沉潜于无涯学海中，似乎与尘世无涉。古人有“大隐于市”的说法，又有人开玩笑地说：徽州人吃苦耐劳沉默寡言就像骆驼，故有“徽骆驼”的雅号，两者要举个例证，汪先生应是冠盖京华的“大隐”，又是默默长征的“骆驼”。
　　汪先生待人接物冲和平易，从不疾言厉色，任何人向他求教，总是“谆谆然善诱人”。生活方面他自奉甚俭，在美国的白谦慎教授曾记汪先生在北京图书馆阅书，午餐就在附近快餐店，“一般是喝粥吃饼，每份十元”就餐后又回到馆里继续工作。汪先生的生活，也可从我见到汪府上质朴的起居陈设中看得出来，想到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句话，我心里就感到不是滋味。所幸的是，在国内外（美国、瑞典、日本等，也常应邀赴香港、台湾等地讲学）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学者，从汪先生的著作言论中，认知和景仰汪先生的，不乏其人。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华夏文明的人格标准。 　　“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汪先生是安徽人，安徽从明清到现代，学风鼎盛、人才辈出。宋代新安的程（颐、灏）朱（熹）以来，理学与反理学的争鸣源远流长。思想家由清初的戴震、方以智到现代的陈独秀、胡适;美术方面，从清初的渐江、程邃、龚贤，到现代的黄宾虹……这些都是华夏文化史中卓有贡献的宗匠。汪先生对乡邦文化感受至深，乾、嘉时代，徽州朴学派（戴震、程瑶田等）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经解由文字入手”，一时成为乾嘉学术的新风气。五四时代，胡适之主张“小心求证”，也是这个传统的发展。黄宾虹先生治画史，也是朴学派传统的滥觞，汪先生自然受到“徽学”的影响，并且对徽州文献的关心、搜罗、传播不遗余力。在画史方面，他着重于新安画派，和对石涛、八大山人等的研究。他较早的《渐江资料集》（与汪聪合编，1964年）直至晚年的《艺苑疑年丛谈》等著作，都是根据深厚的、点滴积累的文献基础完成的。
　　汪先生受到“徽学”土壤的培植，又回馈于徽州乡土;安徽出版的《黄宾虹文集》，他提供了资料和意见;记得他还出版过《汪采白年谱》。安徽省《徽州文化丛书》汪先生被聘为顾问，他不遗余力地对《丛书》提供各种赞助和指导。最后，汪夫人完成汪先生的遗愿，把汪先生生平搜集的古今书籍、徽州文化资料、著作论文手稿、信札等，尤为重要的是汪先生数十年来亲手抄集的董其昌、渐江、八大、石涛、石溪、程邃、龚贤、黄宾虹等美术文献资料的手写本（共130余册）全部捐献给家乡;黄山学院徽州文化中心，为此专设“汪世清先生捐赠特藏”书室，隆重保存。汪先生生于1916年，是歙县潜口孤贫出身的孩子，幸得名师培育，尤其是自己毕生的努力，在学术界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事迹是令人景仰的。然而上文涉及的，仅仅是汪先生在美术史学方面的成就。在物理学和物理教育方面，我深愧所知极少，只知道他发表过不少有关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当年周培源、钱三强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物理学会，汪先生曾是常务理事兼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