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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一个社会中资源配置的最高价值观与社会的经济目标几乎是相同的。从这两个视角出发，最要紧的是长期的三重可持续社会和经济发展。“三重”是指：
（1）经济平衡发展，这与商品和资本市场、投资和金融以及劳动力相关；
（2）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与公平的、社会可接受的收入分配以及基本人口群体适当参与公共服务相关；
（3）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与保持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当关系相关。
这一要务决定了未来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好的经济学不只是对世界的描述，它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工具。
收入关系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尤其受到平衡的收入分配的刺激。这一结论是基于长期序列的比较研究，无可辩驳。在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
此外，相比贸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影响，收入关系对经济增长动态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一观察结论，显示出未来应该特别强调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即是说，扮演关键角色的是经济制度，而基于这一事实，从行为角度而非组织角度来看，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行为规则，或称经济博弈规则，以及分配关系。当我们可以依靠在包纳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条件下产生的利润来建立福利时，我们不能依靠剥削来建立福利。
极为重要的是同时达成两个目标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是源自这一事实——其中一个目标，即可持续的收入分配，同时也是达成另一个目标即经济增长的手段。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未能理解这一相互关系，也正因如此，它导致了重大危机并湮灭了自身。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样式后面的经济学思想，也同样不能把握住这一相互关系，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也并不光明。新实用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虽然不能低估新自由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但对未来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并非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两种当代资本主义的类型与以新实用主义为形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冲突的结果，将决定未来的形态。在这个战场上，新自由主义努力重振旗鼓，恢复其地位，国家资本主义对其虎视眈眈，而它们二者都将对抗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概念。进步的好处应尽可能广泛地让普罗大众享受到，而不是仅限于追逐其自身特定利益的狭窄圈子，以及他们在政界、媒体界和“科学界”酬犒丰厚的代言人。 有趣的是，对于发展过程片面的、甚至有倾向性的解释，仍可在经济学文献中找到，仍然得到鼓吹。
一些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和类别的混淆程度令人惊诧，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和他人相信，具有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包纳性（欧洲人会称之为凝聚力）的鲜明特征的，就是盎格鲁美国式风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提出，相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从罗马帝国到明代中国到苏联所有时期，或者，相比今天的其他国家，从阿根廷到土耳其到越南，它几乎全无任何剥削要素，可以推测，大量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正是它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根源。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经济正统学说的大本营，也承认了高度发达国家中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盟，都应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增加税收（大多来自较富裕的人口群体）而不是削减预算支出（大多针对较不富裕的群体），这是一个征兆。
请允许我在此补充一句，增加财政收入并非不论何时何地都等同于增税，因为通过取消税收减免以及确保更高效的征税，也可以实现该目标。
当采取了这样的取向时，最终需求结构会发生有利于增长的变化，而收入不均的程度也会减轻，这有助于限制危机的原因及后果。类似地，在新解放经济体（emancipating economies）中，收入再分配会导致不平等的减少，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此外，在某个国民收入水平之上，相比收入的数量增长，更平均地分配收入能够实现社会满意度更大的提升。这是对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提示。但同时，也有这样的风险，即基于该论点的政策可能最终变成了平民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而由于产出的增长易于衡量， 但一旦谈到人的满意度，相关的估量易于被人为操纵，因此这使问题更复杂了。
把基尼指数降低一个分数，就可以感知提高满意度，而无需把传统衡量的GDP推高几个百分点。未来的经济政策将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这样的行动方案。
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纠正不正当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因分配病所导致的不平等。它们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互信，而这会影响社会资本这一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体中，就像在家庭中一样：即使钱够多，但缺乏信任，事情不会好到哪里去。
在资本积累方面，并无实证或理论证据显示，在收入结构较平坦的国家中，人们的储蓄和投资较少。只需审视澳大利亚、法国、北欧各国和这方面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国家，就足以了解，在更具平均主义的社会中，其储蓄并不低于更具精英主义分配特征的国家。
当比较所谓“大政府”经济体与“小政府”经济体时，易于得出的结论也能印证这点。在几十年（1960年-1995年）中，在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涉入程度较低、约为30%（因此，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投资率，即投资在GDP中所占百分比份额，平均为20.7%。同时，在预算再分配程度较高、政府在GDP中的涉入程度约为50%（因此，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中，投资率平均为20.5%。完全没有差别。可以具备同样的资产形成能力，该能力决定未来的经济增长，而同时无需牺牲平衡的收入分配，它与经济现状一起，共同决定满意度。对于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引。这是未来应该呈现的情形。
消费渴求无休止地增长是个大问题。有人说，胃口是越吃越好的，因此经济的饕餮盛宴并无终了之日，而如此这般，经济肥胖症等等导致了种种社会病。经济需要一个健康食谱，正如一个功能良好的机体所必需的。未来的经济需要中庸之道。 即使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在加快，但需要自身的增长更快。因此，即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之间的鸿沟却在加宽。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它具有重大经济后果。同样还有政治后果。我曾把这种综合征称之为消费水平越高、需要的满足水平越低之悖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要克服这种综合征，只有一条路：放慢需要增长的速度。
理论上，人们可以呼吁加快生产的增长速率，但是，出于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原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伦理角度来看，也不应予以推荐。此外，当前再生产机制的本质就决定了，经济增长加速会造成消费胃口的更快加速，体系会再次面临同样的综合征，那时不过是一切都更多了，问题也更多了。
呼吁零增长是经济学上的谬论，而呼吁让所有消费需要的事项自由发展，则是社会学上的谬论。经济学传统假设了需要是无限的，基本上完全不处理这一类别。它聚焦于研究推动有效需求的因素，因此仅关注有实际购买力支撑的，可以被满足的需要。如果你想要最新的 iPad，这是一种需要。如果你有购买它的能力，这就是需求。因此，如果你想要它但无力购买，你就不是狭窄定义的经济学感兴趣的对象，而当你最终有钱可以购买它时，那时你才成为经济研究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需要都成为了需求。当然，这不仅依赖于时间，也依赖于购买者实际收入的增长，或者其消费偏好的变化。因此，一些需要是潜在需求，将会成为实际需求，而我们需要提前知道，我们将有什么实际供给来平衡它们。如果它是关于一个新的智能手机类型，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完全留给市场。如果它是关于医疗保障或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国家也不妨在预算和投资政策中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变化的影响。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有了其他一些东西后，我们还会想要另一些东西。处于需要、渴望与满足、占有之间的鸿沟的持续压力之下，我们将有动力去寻求额外收入，因为需要有更高的支出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因此，未来的经济学并非是一种关于国家的经济学，而是一种关于变化的经济学。它不是告诉我们事物是怎样的，以及在生产、分配和交换中什么依赖于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事物将是怎样的，以及什么将依赖于什么。
从伦理、心理、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都非常复杂。毕竟，我们不能禁止人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命令他们想要什么东西。自然也有例外，在例外情况中必须要控制局面，尤其是当我们处理消费的负面外部效应时，正如毒品、枪支或不可控制的赌博的例子。几乎所有地方的立法者都对此类需求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减轻了此方面需要的逐步升级，但同时，相关限制也让黑市机制运转起来，并带来了惩处黑市的需要。然而，荷兰稍微提高了对“软”毒品的容忍度，导致了对有害的“硬”麻醉品需求的下降。丹麦经验提示，放开色情市场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率。从原本的文化和教育目标角度来看，仅仅采用严格禁止的办法其影响是有限的，有时还会带来不利的副作用。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仅靠市场自身，它将永远不会挺身而出应对这一挑战，因此我们需要相关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国家的调节和人力资本投资。值得补充的是，教育对于我们的需要类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随着教育的提升，需要会迈向文化性商品和服务。如果仅是收入增加，而缺乏相应的教育提升，情况不一定会如此。这对经济具有具体的后果，经济应能调整其提供的供给的结构，适应有效需求的相应结构性变化。请让我引证这个经典例子：少一些伏特加，多一些书。值得使用财政工具等手段，限制前者，提倡后者。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一名诚实的经济学家会以一种跨学科和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他会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所有上述学科，从而能够在由价值观、制度和政策构成的整个发展三角框架中，提出一套长期措施。当然，他将一刻也不会忘记，人们需要什么东西，不仅取决于他们已经有了什么，也取决于他们知道些什么。
毕竟，主观需要的增长速度快于客观可能性的增长速度，我们无法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除非我们重新相应定义人类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渴望。这个鸿沟无法填补，除非凭借这一具体政策——最重要的是不允许收入和财产方面出现过度的社会差异。
只要所有邻居都开着菲亚特上班，街头的邻居也不需要有梅赛德斯。当他看到有几个邻居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升级时，他会开始感觉到同样的需要。示范效应在这里起作用了。就个人而言，它能激励人们提升技能，更高效地工作，以挣得更高的薪水。在宏观维度上，它会导致这样的情形——即使国民收入每十年左右就增加了近一倍，人们却抱怨情况和以前一样糟，或者甚至更糟了，尽管他们以前是乘坐拥挤的公交或地铁上班。
同样，这里完全不是在呼吁任何令人消极的平均主义，而是要承认社会可持续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无论对个人或整个国家而言，我们需要的是雄心。如果没有雄心，就难以走得很远，攀得很高。另一方面，雄心过度了并不好，因为不能满足雄心而带来的失望感会令人沮丧。过度的雄心可能会妨碍而不是推动发展。各个级别的领导人尤其应该具备雄心，不过，这些雄心必须是嵌入在实际文化和经济潜力之中的渴望，而不仅是平民主义的承诺。
赶上更好的国家的愿望，是消除发展差距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如果我们计划了在既定时间框架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就可能会泄气。
如果从一个广义视角上，一切都可归结为在长期来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社会满意度，那么我们需要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本质及方法的角度，来审视新实用主义。
以一种能让人们满足的方式来满足需要，这一发展目标与新实用主义的指引价值观相符。GDP增长是通向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现在是时候了，高度发达的国家需要从收入最大化的道路上转向，主要是摈弃将国内生产总值推至尽可能高的做法。将来，该目标将不仅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以一种能够提高人们真正满意度的方式，分配增长的成果；非物质价值观将是另一个目标。 我提议一种不同的经济进步衡量指标，我将其称为综合成功指数（Integrated Success Index），简称ISI。它仅部分依赖于GDP，因为这一综合指数的值也是由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具体而言，ISI的总值包含：
（1） 国内生产总值——40%；
（2） 主观福祉，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包括社会服务标准，以及对其未来前景的预测——20%；
（3） 对自然环境状态的评价——20%；
（4） 对闲暇时间以及填补闲暇时间的文化价值观的评估——20%。
该提议的指标虽有相当的任意性，但它并非是强调细节，而是要展示一系列的探究。我们能否从当前的混乱局面安然脱身，取决于是否紧迫地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目标。因此，我并不坚持ISI，它仅是一个总体概念而非一个操作性的量度指标，在此我们可以提倡最广泛地、甚至可能统一地使用经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将其应用于国际比较分析中。是时候要求政治家们严肃对待这一事务了。
中庸经济学（Economics of moderation）意味着调节人、自然、金融和物料的流动，使之适应需求，从而保持动态平衡。
在将来，我们需要的是中庸经济学，而非过度、失衡和危机的经济学。
创造机制来平衡经济流与资源，这是必要的。有人可能又会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里建议的方法中，有很多新内容，因为它并不依赖于这一欺骗性的假设——在经济学的一些其他趋势中，该假设是典型的——市场货币机制有能力解决短缺与过剩的问题，这是动态平衡经济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不会经历我们所身处的动荡时期了，而是在享受繁荣时代。
曾经，在文明的另一个阶段和整体发展低得多的水平上，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采用对经济过程的官僚监督，来解决这一综合征。理论上，这些努力旨在消除调节不佳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特征性的、浪费型的过度生产危机，但在实践中，它导致了具有内在结构性短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出现。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把短缺视为该体系的主要基本特性，将其称之为“短缺经济”，对其进行理论描述时，他生造了“短缺经济学”这一术语。除了古巴和朝鲜，涉入其中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摈弃了这一低效率的体系，无需担心有任何人将会再次受到诱惑，尝试把中央集权制和命令型中央计划用作平衡经济的工具。
然而，通过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来克服短缺综合征，并未解决缺乏总体平衡的问题。另外，从未经历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典型的短缺的国家，也受到了多种缺乏的困扰。
请允许我现在就说，将来情况也将是如此，因为这是经济的固有性质。无论是好是坏，在短期中，平衡需求与供给的机制正在起作用，甚至在更长时间区间，平衡某些类型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可能性的机制也在起作用；但是，只能暂时地达到平衡。经济的自然状况是永久性的失衡，仅在短暂的时期，供给与需求、产出与销售、收入与支出各条曲线会相互交叉。现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在理论模型中，只需作出相关假设就很容易达到平衡，在示意图上应该发生交叉的，总会在预期点准确交叉。
我们无需对此绞尽脑汁，因为同样因其固有性质，市场经济具有纠正机制，尽管这些机制相当不完美。当与平衡的偏离过高时，纠正不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激活。问题在于，纠正机制的作用时点常常太晚或者力度不足，或者错过了平衡点，使某种事物的短缺变为过剩，或者反之。显然，它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期间成本，降低了其效率。因此，有时必须要触发市场纠正，有时要使其加速，另一些时候要将其强化、抑制甚或阻断；它们需要调节。除了国家，还有谁应该这么做呢？
有必要采用国家干预主义，协助市场对流动强度（收入与支出、供给与需求、物资与市场）以及资源变化（财产、储蓄、股票）的纠正。
好的做法是结束关于该事务的意识形态争辩，把重点放在采用哪些干预技术上。
新实用主义呼吁国家与超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平衡良好的角色，其旨在纠正市场过程，或者在必要时，强化市场过程。它主张：给婴儿洗澡，倒掉脏水，如果有一天婴儿自己开始洗澡，那太好了，但我们绝不能让它不洗澡。因此，我们需要优化国家干预主义的范围和工具，同时牢记不要把经济政策的手段与其目的相混淆。不断关注以确保所有部门达到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务，但它仍是政策为了达到发展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对经济的平衡，旨在培育而非抑制经济。
我们需要注意，不要让国家改善市场的意图结果却造成了市场的进一步变糟。
系统性的国家干预主义应该是检查市场的根本性缺陷，并在过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领域纠正过度的情况，而不是试图接管市场的配置功能。干预主义必须克制住不要把私有损失社会化。在将来，市场过程的不断复杂化，可能致使为了自身的隐秘动机而滥用干预主义变得更容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有了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的方式，将私人资本失败的成本转移给纳税人。这是硬币的一面。
同样还有另一面。在所有市场经济中，但当然，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程度和频率高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侍从主义都是猖獗的，国家法规和政府政策服务于政治、官僚和商业小集团的目的，而不是纠正市场缺陷。其与合宜的干预主义之间共通之处的多寡，如同新自由主义的骗局与诚信公司之间共通之处的多寡。
与其对抗的方式，只能通过具有强大制度的国家中组织良好的社会，建立在进步的法律和秩序基础之上的社会。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希望的是“小”政府或“廉价”政府，因为小的和廉价的就是差的，因而，也是弱的。如果一个政府能够相对较小而不削弱其干预功能，我们一定应该遵循这个方向。如果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就不得不“更大”或“更贵”，因为宝贵的公共服务，以及捍卫法律和秩序的服务，其价格要高于低质商品的价格。 因此，如果某人对市场经济怀有恶意，他会希望市场经济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因为如此一来，其未来的不确定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如果希望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未来，就必须主张有适当的法规以及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和谐。在长期，在宏观经济层次上，这方面有所裨益的是采用滚动波浪式方法制定战略指示性计划。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计划中的时间区间逐步移动相应的期间，这样，我们前瞻的时间段不会变短。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更好利用这一工具的国家以及区域一体化集团，将会占得先机。与通常将其战略计划保密的私人资本公司不同（每个典型的公司都有计划），在国家和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它们是冗长意图的知识的一部分，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竞争力。实际上，通过带来整体动员（包括竞争者之间），它更能有利于发展。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略计划，美国将无法改善其境况令人同情的公共财务问题，而欧盟也无法在财务方面整理好它的后院。中国人明白这点，可以说，他们从另一端着手处理该问题。他们仍然依赖于宏观经济五年计划，但计划不再是命令式的，而是战略性和指示性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目前已经在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年-2015年），计划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少，市场导向的成分越来越多。印度也在采用指示性计划，该国并未抛弃这一控制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时，十多年来继续在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放开经济发展，而不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做法。
在这一背景下，很容易看出新实用主义与补缺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一致，后者声称，全球化程度越高，政府就会“越大”，或者说，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值的比率上升。自然，目标是做到支出总额与世界生产总值，即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的相对化。终究，在有些国家中，通过削减这些支出（效率假说所称的调整）能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另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财政再分配。
在此提出的方法的属性之一，是它对导致未来状况的机制，以及导致未来状况的流程的影响提供了更深的识别，而不是简单地预测未来状况。它是要显示出通向未来的动态路径，或者达成所需要目标的方式，而不只是显示出一个静态的未来。在对未来的经济学思考中，为得出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而使用的宝贵方法，包括变量预测、备选情景、预见思考，以及在适用时的宏观经济实验。
这种方法论不能完全消除出错的风险，但可以限制错误的规模。原因是，不可预测事件相比不可预测过程更有可能发生，尤其在长期来看。很多不可预测过程已经在过去锚定了，已经正在发生。未来的事件尚未出现，所预测的它们中的一些可能完全不会发生，而很多未来的过程已经锚定了，正在进行之中。因为我们不能够给予它们足够的研究注意力，我们对此了解很少。
新实用主义表达了一种针对未来的战略性方法。它对全球愿景或警告性预测毫不陌生，但在原则上，它有着一种针对未来的积极主动的方法。好的经济学不只是对世界的描述，它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工具。考虑到长期发展趋势，值得制定出战略来帮助它们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定向，这将更容易地解决不止一个问题，避免不止一次经济灾难。
因而，新实用主义是我较早前作为“发展的契合理论”（Coincidence Theory of Development）而提出的描述性观点的规范性产物。它强调了多个发展决定因素的某种既定同时发生（契合）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同时发生总是具体的，但因时间和空间而不同。“事物以现在这种方式发生，是因为有很多事都在同时发生”这个句子简洁地传达了这个概念。在将来，该规律将总是适用的。从描述、分析、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开始，我们得以评估并假定措施，预期它们在将来会导致一系列的具体现象和过程，其产物是所渴求的方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其决定性因素将是各种组成部分的契合，或吻合和聚合、相互叠加和渗透，它是多层的、异质的“点金石”，将来可能让我们得以开展原本不可能的行动。
作者为波兰前副总理
（1）经济平衡发展，这与商品和资本市场、投资和金融以及劳动力相关；
（2）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与公平的、社会可接受的收入分配以及基本人口群体适当参与公共服务相关；
（3）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与保持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当关系相关。
这一要务决定了未来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好的经济学不只是对世界的描述，它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工具。
收入关系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尤其受到平衡的收入分配的刺激。这一结论是基于长期序列的比较研究，无可辩驳。在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
此外，相比贸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影响，收入关系对经济增长动态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一观察结论，显示出未来应该特别强调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即是说，扮演关键角色的是经济制度，而基于这一事实，从行为角度而非组织角度来看，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行为规则，或称经济博弈规则，以及分配关系。当我们可以依靠在包纳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条件下产生的利润来建立福利时，我们不能依靠剥削来建立福利。
极为重要的是同时达成两个目标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是源自这一事实——其中一个目标，即可持续的收入分配，同时也是达成另一个目标即经济增长的手段。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未能理解这一相互关系，也正因如此，它导致了重大危机并湮灭了自身。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样式后面的经济学思想，也同样不能把握住这一相互关系，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也并不光明。新实用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虽然不能低估新自由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但对未来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并非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两种当代资本主义的类型与以新实用主义为形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冲突的结果，将决定未来的形态。在这个战场上，新自由主义努力重振旗鼓，恢复其地位，国家资本主义对其虎视眈眈，而它们二者都将对抗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概念。进步的好处应尽可能广泛地让普罗大众享受到，而不是仅限于追逐其自身特定利益的狭窄圈子，以及他们在政界、媒体界和“科学界”酬犒丰厚的代言人。 有趣的是，对于发展过程片面的、甚至有倾向性的解释，仍可在经济学文献中找到，仍然得到鼓吹。
一些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和类别的混淆程度令人惊诧，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和他人相信，具有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包纳性（欧洲人会称之为凝聚力）的鲜明特征的，就是盎格鲁美国式风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提出，相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从罗马帝国到明代中国到苏联所有时期，或者，相比今天的其他国家，从阿根廷到土耳其到越南，它几乎全无任何剥削要素，可以推测，大量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正是它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根源。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经济正统学说的大本营，也承认了高度发达国家中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盟，都应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增加税收（大多来自较富裕的人口群体）而不是削减预算支出（大多针对较不富裕的群体），这是一个征兆。
请允许我在此补充一句，增加财政收入并非不论何时何地都等同于增税，因为通过取消税收减免以及确保更高效的征税，也可以实现该目标。
当采取了这样的取向时，最终需求结构会发生有利于增长的变化，而收入不均的程度也会减轻，这有助于限制危机的原因及后果。类似地，在新解放经济体（emancipating economies）中，收入再分配会导致不平等的减少，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动态
此外，在某个国民收入水平之上，相比收入的数量增长，更平均地分配收入能够实现社会满意度更大的提升。这是对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提示。但同时，也有这样的风险，即基于该论点的政策可能最终变成了平民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而由于产出的增长易于衡量， 但一旦谈到人的满意度，相关的估量易于被人为操纵，因此这使问题更复杂了。
把基尼指数降低一个分数，就可以感知提高满意度，而无需把传统衡量的GDP推高几个百分点。未来的经济政策将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这样的行动方案。
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纠正不正当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因分配病所导致的不平等。它们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互信，而这会影响社会资本这一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体中，就像在家庭中一样：即使钱够多，但缺乏信任，事情不会好到哪里去。
在资本积累方面，并无实证或理论证据显示，在收入结构较平坦的国家中，人们的储蓄和投资较少。只需审视澳大利亚、法国、北欧各国和这方面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国家，就足以了解，在更具平均主义的社会中，其储蓄并不低于更具精英主义分配特征的国家。
当比较所谓“大政府”经济体与“小政府”经济体时，易于得出的结论也能印证这点。在几十年（1960年-1995年）中，在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涉入程度较低、约为30%（因此，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投资率，即投资在GDP中所占百分比份额，平均为20.7%。同时，在预算再分配程度较高、政府在GDP中的涉入程度约为50%（因此，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中，投资率平均为20.5%。完全没有差别。可以具备同样的资产形成能力，该能力决定未来的经济增长，而同时无需牺牲平衡的收入分配，它与经济现状一起，共同决定满意度。对于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引。这是未来应该呈现的情形。
消费渴求无休止地增长是个大问题。有人说，胃口是越吃越好的，因此经济的饕餮盛宴并无终了之日，而如此这般，经济肥胖症等等导致了种种社会病。经济需要一个健康食谱，正如一个功能良好的机体所必需的。未来的经济需要中庸之道。 即使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在加快，但需要自身的增长更快。因此，即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之间的鸿沟却在加宽。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它具有重大经济后果。同样还有政治后果。我曾把这种综合征称之为消费水平越高、需要的满足水平越低之悖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要克服这种综合征，只有一条路：放慢需要增长的速度。
理论上，人们可以呼吁加快生产的增长速率，但是，出于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原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伦理角度来看，也不应予以推荐。此外，当前再生产机制的本质就决定了，经济增长加速会造成消费胃口的更快加速，体系会再次面临同样的综合征，那时不过是一切都更多了，问题也更多了。
需要与需求
呼吁零增长是经济学上的谬论，而呼吁让所有消费需要的事项自由发展，则是社会学上的谬论。经济学传统假设了需要是无限的，基本上完全不处理这一类别。它聚焦于研究推动有效需求的因素，因此仅关注有实际购买力支撑的，可以被满足的需要。如果你想要最新的 iPad，这是一种需要。如果你有购买它的能力，这就是需求。因此，如果你想要它但无力购买，你就不是狭窄定义的经济学感兴趣的对象，而当你最终有钱可以购买它时，那时你才成为经济研究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需要都成为了需求。当然，这不仅依赖于时间，也依赖于购买者实际收入的增长，或者其消费偏好的变化。因此，一些需要是潜在需求，将会成为实际需求，而我们需要提前知道，我们将有什么实际供给来平衡它们。如果它是关于一个新的智能手机类型，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完全留给市场。如果它是关于医疗保障或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国家也不妨在预算和投资政策中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变化的影响。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有了其他一些东西后，我们还会想要另一些东西。处于需要、渴望与满足、占有之间的鸿沟的持续压力之下，我们将有动力去寻求额外收入，因为需要有更高的支出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因此，未来的经济学并非是一种关于国家的经济学，而是一种关于变化的经济学。它不是告诉我们事物是怎样的，以及在生产、分配和交换中什么依赖于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事物将是怎样的，以及什么将依赖于什么。
从伦理、心理、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都非常复杂。毕竟，我们不能禁止人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命令他们想要什么东西。自然也有例外，在例外情况中必须要控制局面，尤其是当我们处理消费的负面外部效应时，正如毒品、枪支或不可控制的赌博的例子。几乎所有地方的立法者都对此类需求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减轻了此方面需要的逐步升级，但同时，相关限制也让黑市机制运转起来，并带来了惩处黑市的需要。然而，荷兰稍微提高了对“软”毒品的容忍度，导致了对有害的“硬”麻醉品需求的下降。丹麦经验提示，放开色情市场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率。从原本的文化和教育目标角度来看，仅仅采用严格禁止的办法其影响是有限的，有时还会带来不利的副作用。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仅靠市场自身，它将永远不会挺身而出应对这一挑战，因此我们需要相关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国家的调节和人力资本投资。值得补充的是，教育对于我们的需要类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随着教育的提升，需要会迈向文化性商品和服务。如果仅是收入增加，而缺乏相应的教育提升，情况不一定会如此。这对经济具有具体的后果，经济应能调整其提供的供给的结构，适应有效需求的相应结构性变化。请让我引证这个经典例子：少一些伏特加，多一些书。值得使用财政工具等手段，限制前者，提倡后者。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一名诚实的经济学家会以一种跨学科和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他会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所有上述学科，从而能够在由价值观、制度和政策构成的整个发展三角框架中，提出一套长期措施。当然，他将一刻也不会忘记，人们需要什么东西，不仅取决于他们已经有了什么，也取决于他们知道些什么。
毕竟，主观需要的增长速度快于客观可能性的增长速度，我们无法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除非我们重新相应定义人类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渴望。这个鸿沟无法填补，除非凭借这一具体政策——最重要的是不允许收入和财产方面出现过度的社会差异。
只要所有邻居都开着菲亚特上班，街头的邻居也不需要有梅赛德斯。当他看到有几个邻居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升级时，他会开始感觉到同样的需要。示范效应在这里起作用了。就个人而言，它能激励人们提升技能，更高效地工作，以挣得更高的薪水。在宏观维度上，它会导致这样的情形——即使国民收入每十年左右就增加了近一倍，人们却抱怨情况和以前一样糟，或者甚至更糟了，尽管他们以前是乘坐拥挤的公交或地铁上班。
同样，这里完全不是在呼吁任何令人消极的平均主义，而是要承认社会可持续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无论对个人或整个国家而言，我们需要的是雄心。如果没有雄心，就难以走得很远，攀得很高。另一方面，雄心过度了并不好，因为不能满足雄心而带来的失望感会令人沮丧。过度的雄心可能会妨碍而不是推动发展。各个级别的领导人尤其应该具备雄心，不过，这些雄心必须是嵌入在实际文化和经济潜力之中的渴望，而不仅是平民主义的承诺。
赶上更好的国家的愿望，是消除发展差距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如果我们计划了在既定时间框架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就可能会泄气。
发展的手段与目的
如果从一个广义视角上，一切都可归结为在长期来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社会满意度，那么我们需要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本质及方法的角度，来审视新实用主义。
以一种能让人们满足的方式来满足需要，这一发展目标与新实用主义的指引价值观相符。GDP增长是通向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现在是时候了，高度发达的国家需要从收入最大化的道路上转向，主要是摈弃将国内生产总值推至尽可能高的做法。将来，该目标将不仅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以一种能够提高人们真正满意度的方式，分配增长的成果；非物质价值观将是另一个目标。 我提议一种不同的经济进步衡量指标，我将其称为综合成功指数（Integrated Success Index），简称ISI。它仅部分依赖于GDP，因为这一综合指数的值也是由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具体而言，ISI的总值包含：
（1） 国内生产总值——40%；
（2） 主观福祉，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包括社会服务标准，以及对其未来前景的预测——20%；
（3） 对自然环境状态的评价——20%；
（4） 对闲暇时间以及填补闲暇时间的文化价值观的评估——20%。
该提议的指标虽有相当的任意性，但它并非是强调细节，而是要展示一系列的探究。我们能否从当前的混乱局面安然脱身，取决于是否紧迫地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目标。因此，我并不坚持ISI，它仅是一个总体概念而非一个操作性的量度指标，在此我们可以提倡最广泛地、甚至可能统一地使用经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将其应用于国际比较分析中。是时候要求政治家们严肃对待这一事务了。
中庸经济学
中庸经济学（Economics of moderation）意味着调节人、自然、金融和物料的流动，使之适应需求，从而保持动态平衡。
在将来，我们需要的是中庸经济学，而非过度、失衡和危机的经济学。
创造机制来平衡经济流与资源，这是必要的。有人可能又会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里建议的方法中，有很多新内容，因为它并不依赖于这一欺骗性的假设——在经济学的一些其他趋势中，该假设是典型的——市场货币机制有能力解决短缺与过剩的问题，这是动态平衡经济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不会经历我们所身处的动荡时期了，而是在享受繁荣时代。
曾经，在文明的另一个阶段和整体发展低得多的水平上，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采用对经济过程的官僚监督，来解决这一综合征。理论上，这些努力旨在消除调节不佳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特征性的、浪费型的过度生产危机，但在实践中，它导致了具有内在结构性短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出现。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把短缺视为该体系的主要基本特性，将其称之为“短缺经济”，对其进行理论描述时，他生造了“短缺经济学”这一术语。除了古巴和朝鲜，涉入其中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摈弃了这一低效率的体系，无需担心有任何人将会再次受到诱惑，尝试把中央集权制和命令型中央计划用作平衡经济的工具。
然而，通过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来克服短缺综合征，并未解决缺乏总体平衡的问题。另外，从未经历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典型的短缺的国家，也受到了多种缺乏的困扰。
请允许我现在就说，将来情况也将是如此，因为这是经济的固有性质。无论是好是坏，在短期中，平衡需求与供给的机制正在起作用，甚至在更长时间区间，平衡某些类型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可能性的机制也在起作用；但是，只能暂时地达到平衡。经济的自然状况是永久性的失衡，仅在短暂的时期，供给与需求、产出与销售、收入与支出各条曲线会相互交叉。现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在理论模型中，只需作出相关假设就很容易达到平衡，在示意图上应该发生交叉的，总会在预期点准确交叉。
我们无需对此绞尽脑汁，因为同样因其固有性质，市场经济具有纠正机制，尽管这些机制相当不完美。当与平衡的偏离过高时，纠正不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激活。问题在于，纠正机制的作用时点常常太晚或者力度不足，或者错过了平衡点，使某种事物的短缺变为过剩，或者反之。显然，它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期间成本，降低了其效率。因此，有时必须要触发市场纠正，有时要使其加速，另一些时候要将其强化、抑制甚或阻断；它们需要调节。除了国家，还有谁应该这么做呢？
有必要采用国家干预主义，协助市场对流动强度（收入与支出、供给与需求、物资与市场）以及资源变化（财产、储蓄、股票）的纠正。
好的做法是结束关于该事务的意识形态争辩，把重点放在采用哪些干预技术上。
新实用主义呼吁国家与超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平衡良好的角色，其旨在纠正市场过程，或者在必要时，强化市场过程。它主张：给婴儿洗澡，倒掉脏水，如果有一天婴儿自己开始洗澡，那太好了，但我们绝不能让它不洗澡。因此，我们需要优化国家干预主义的范围和工具，同时牢记不要把经济政策的手段与其目的相混淆。不断关注以确保所有部门达到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务，但它仍是政策为了达到发展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对经济的平衡，旨在培育而非抑制经济。
描述性和规范性经济学
我们需要注意，不要让国家改善市场的意图结果却造成了市场的进一步变糟。
系统性的国家干预主义应该是检查市场的根本性缺陷，并在过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领域纠正过度的情况，而不是试图接管市场的配置功能。干预主义必须克制住不要把私有损失社会化。在将来，市场过程的不断复杂化，可能致使为了自身的隐秘动机而滥用干预主义变得更容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有了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的方式，将私人资本失败的成本转移给纳税人。这是硬币的一面。
同样还有另一面。在所有市场经济中，但当然，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程度和频率高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侍从主义都是猖獗的，国家法规和政府政策服务于政治、官僚和商业小集团的目的，而不是纠正市场缺陷。其与合宜的干预主义之间共通之处的多寡，如同新自由主义的骗局与诚信公司之间共通之处的多寡。
与其对抗的方式，只能通过具有强大制度的国家中组织良好的社会，建立在进步的法律和秩序基础之上的社会。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希望的是“小”政府或“廉价”政府，因为小的和廉价的就是差的，因而，也是弱的。如果一个政府能够相对较小而不削弱其干预功能，我们一定应该遵循这个方向。如果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就不得不“更大”或“更贵”，因为宝贵的公共服务，以及捍卫法律和秩序的服务，其价格要高于低质商品的价格。 因此，如果某人对市场经济怀有恶意，他会希望市场经济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因为如此一来，其未来的不确定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如果希望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未来，就必须主张有适当的法规以及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和谐。在长期，在宏观经济层次上，这方面有所裨益的是采用滚动波浪式方法制定战略指示性计划。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计划中的时间区间逐步移动相应的期间，这样，我们前瞻的时间段不会变短。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更好利用这一工具的国家以及区域一体化集团，将会占得先机。与通常将其战略计划保密的私人资本公司不同（每个典型的公司都有计划），在国家和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它们是冗长意图的知识的一部分，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竞争力。实际上，通过带来整体动员（包括竞争者之间），它更能有利于发展。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略计划，美国将无法改善其境况令人同情的公共财务问题，而欧盟也无法在财务方面整理好它的后院。中国人明白这点，可以说，他们从另一端着手处理该问题。他们仍然依赖于宏观经济五年计划，但计划不再是命令式的，而是战略性和指示性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目前已经在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年-2015年），计划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少，市场导向的成分越来越多。印度也在采用指示性计划，该国并未抛弃这一控制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时，十多年来继续在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放开经济发展，而不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做法。
在这一背景下，很容易看出新实用主义与补缺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一致，后者声称，全球化程度越高，政府就会“越大”，或者说，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值的比率上升。自然，目标是做到支出总额与世界生产总值，即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的相对化。终究，在有些国家中，通过削减这些支出（效率假说所称的调整）能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另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财政再分配。
在此提出的方法的属性之一，是它对导致未来状况的机制，以及导致未来状况的流程的影响提供了更深的识别，而不是简单地预测未来状况。它是要显示出通向未来的动态路径，或者达成所需要目标的方式，而不只是显示出一个静态的未来。在对未来的经济学思考中，为得出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而使用的宝贵方法，包括变量预测、备选情景、预见思考，以及在适用时的宏观经济实验。
这种方法论不能完全消除出错的风险，但可以限制错误的规模。原因是，不可预测事件相比不可预测过程更有可能发生，尤其在长期来看。很多不可预测过程已经在过去锚定了，已经正在发生。未来的事件尚未出现，所预测的它们中的一些可能完全不会发生，而很多未来的过程已经锚定了，正在进行之中。因为我们不能够给予它们足够的研究注意力，我们对此了解很少。
新实用主义表达了一种针对未来的战略性方法。它对全球愿景或警告性预测毫不陌生，但在原则上，它有着一种针对未来的积极主动的方法。好的经济学不只是对世界的描述，它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工具。考虑到长期发展趋势，值得制定出战略来帮助它们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定向，这将更容易地解决不止一个问题，避免不止一次经济灾难。
因而，新实用主义是我较早前作为“发展的契合理论”（Coincidence Theory of Development）而提出的描述性观点的规范性产物。它强调了多个发展决定因素的某种既定同时发生（契合）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同时发生总是具体的，但因时间和空间而不同。“事物以现在这种方式发生，是因为有很多事都在同时发生”这个句子简洁地传达了这个概念。在将来，该规律将总是适用的。从描述、分析、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开始，我们得以评估并假定措施，预期它们在将来会导致一系列的具体现象和过程，其产物是所渴求的方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其决定性因素将是各种组成部分的契合，或吻合和聚合、相互叠加和渗透，它是多层的、异质的“点金石”，将来可能让我们得以开展原本不可能的行动。
作者为波兰前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