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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上面这段话，挂在北京协和医院遗体捐献处一面墙上的玻璃镜框中。笔者被这段话深深打动，是在参加中国现代儿科学先驱周华康老人的遗体捐献仪式的时候。这段话的原作者已不可考，但是所有自愿捐赠遗体者和他们的亲属，都熟悉这段平实却深刻的语句。
誉满杏林的周华康先生是2011年8月17日12时55分，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北京协和医院驾鹤西去的，享年97岁。他是我非常尊敬、素有耳闻但从未谋面的长者——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老主任、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先驱和开拓者。老人的儿子周志春，曾任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周志春告诉我，他的父亲留下遗言，要把遗体捐赠给协和医院。这是老人几乎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他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的一生一身都献给了医学。
那天，我一早就赶往协和医院住院部地下二层的殡仪室，去送别老人。
殡仪室外边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人手持菊花，或黄菊或白菊，或一支或一束，安静肃穆。来告别的人大多身着白大褂，看来不是医生就是护士，还有许多脸上写满年轻的医界后人，来向前辈表达哀思。
周华康教授的名字并不很为人知，就如同许多老科学家的名字往往也不很为人知一样。但是他对中国儿科学的贡献，实在值得大书。
1914年2月20日，周华康在北京落生在一个安徽籍的殷实人家中。1931年，17岁的他一举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3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今天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1940年，26岁的周华康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当时医学院的最高奖——文海奖。
毕业后，周华康进入协和医院工作。但由于日军侵华，协和被迫关闭，他只好转入其他医院。1946年，周华康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在美国期间，他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儿科学术会议，还受邀在会上介绍中国诊治黑热病的经验，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的儿科医师之一。两年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抗战胜利后协和复院，他负责重建儿科，并担任儿科主任。他还主持创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成为新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
周华康教授从医半世纪，从未离开过临床第一线，医治患儿无数。1958年夏天，中毒性痢疾流行，北京一所儿童医院的一个病房，一天内就有5名患儿死亡。周大夫迅速组织医生运用新疗法施救，救活了很多危重患儿。针对腹泻患儿病死率高的情况，周大夫在实验测定的基础上，在全国最早建立了科学的4：3：2输液方案，大大降低了患儿的死亡率。他很关心医疗条件差的农村儿童，他编著的《农村儿童卫生常识问答》发行达200万册，还被译为蒙古文、朝鲜文，不知惠及了多少农村的孩子。
他自己生活简朴，但是经常出钱救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患儿，这样的事情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一次，一个农民的孩子患败血症并发急性骨髓炎，周教授为了让孩子住院治疗，自己为他做经济担保，还为患儿家长安排了经济实惠的住宿和饮食。病情刚有好转，家人就要带孩子出院，因为家长还要去干活挣钱养家，照顾家中老人。周教授对孩子家长说：“孩子绝不能出院，你要信得过我就把孩子交给我，你回去照顾家里。”周教授每天到病房给孩子检查治疗，还在探视时间以家长的身份，给孩子买来糖果和小人书……
周华康的同事说，周大夫就像一块岩石，永远是正的，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邪恶的东西。他曾诊治过两位农村的癫痫病人，由于病人家境贫寒，周大夫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寄药，二十几年从不间断。
享誉世界的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周华康夫人的亲姑姑，林巧稚长期生活在周家。有一次吃饭时，周教授的晚辈让保姆再去烧个汤来，周教授马上追上去说：“你不用管，让他们自己去烧。”周教授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孙儿，他常对保姆说：“你的任务就是照顾我和林大夫，别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周教授医德医术双高，深得国内外同行和患者的尊敬。一次，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因脑病高烧以至神志不清，家长已经绝望了。经周大夫的抢救，患儿很快病愈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中东各驻华使馆的人都啧啧称奇。
周教授曾带过的一位研究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值班时，这个研究生发现一病儿前囟膨隆，担心神经系统感染，需要尽快做腰部穿刺取脑脊液进行化验。研究生立即做腰穿，失败了；请二线医生做，也失败了；再请麻醉医生做，还是没成功。只好给老师打电话求救。十几分钟后周教授来到病房，看过孩子，只见他戴上花镜，穿上白大褂，仔细消毒，戴好手套，稳稳地坐下来，摸好进针位置，缓缓扎入，一下就把脑脊液取了出来，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每一个步骤都那么精确，有条不紊。周教授事后对研究生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固然重要，但是取不出脑脊液，计算机再先进也做不出诊断。”这位研究生从此深知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医学交流多了起来，1985年，周教授借访美之机，促成了在中国召开中美儿科学术会议，百名儿科专家聚首北京，使开放之初的中国在儿科学领域，跟上世界医学发展的脚步。
在低回凄美的《安魂曲》乐声中，两个多小时的告别仪式结束了，覆盖着洁白布单的老人静静地躺在轮床上，在儿孙等亲友的陪伴下，他又一次走过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的协和医院的长廊，曲折蜿蜒。这一次老人要去哪里?
协和医院接受遗体捐赠的地方不大，是一个安静的角落。
周志春轻轻地说：“爸爸，您又到这里开始工作了……”
周华康，我国年龄最大的遗体捐赠者，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医学，家人只留下他的一缕华发……
(责编：田莴)
上面这段话，挂在北京协和医院遗体捐献处一面墙上的玻璃镜框中。笔者被这段话深深打动，是在参加中国现代儿科学先驱周华康老人的遗体捐献仪式的时候。这段话的原作者已不可考，但是所有自愿捐赠遗体者和他们的亲属，都熟悉这段平实却深刻的语句。
誉满杏林的周华康先生是2011年8月17日12时55分，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北京协和医院驾鹤西去的，享年97岁。他是我非常尊敬、素有耳闻但从未谋面的长者——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老主任、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先驱和开拓者。老人的儿子周志春，曾任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周志春告诉我，他的父亲留下遗言，要把遗体捐赠给协和医院。这是老人几乎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他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的一生一身都献给了医学。
那天，我一早就赶往协和医院住院部地下二层的殡仪室，去送别老人。
殡仪室外边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人手持菊花，或黄菊或白菊，或一支或一束，安静肃穆。来告别的人大多身着白大褂，看来不是医生就是护士，还有许多脸上写满年轻的医界后人，来向前辈表达哀思。
周华康教授的名字并不很为人知，就如同许多老科学家的名字往往也不很为人知一样。但是他对中国儿科学的贡献，实在值得大书。
1914年2月20日，周华康在北京落生在一个安徽籍的殷实人家中。1931年，17岁的他一举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3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今天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1940年，26岁的周华康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当时医学院的最高奖——文海奖。
毕业后，周华康进入协和医院工作。但由于日军侵华，协和被迫关闭，他只好转入其他医院。1946年，周华康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在美国期间，他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儿科学术会议，还受邀在会上介绍中国诊治黑热病的经验，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的儿科医师之一。两年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抗战胜利后协和复院，他负责重建儿科，并担任儿科主任。他还主持创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成为新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
周华康教授从医半世纪，从未离开过临床第一线，医治患儿无数。1958年夏天，中毒性痢疾流行，北京一所儿童医院的一个病房，一天内就有5名患儿死亡。周大夫迅速组织医生运用新疗法施救，救活了很多危重患儿。针对腹泻患儿病死率高的情况，周大夫在实验测定的基础上，在全国最早建立了科学的4：3：2输液方案，大大降低了患儿的死亡率。他很关心医疗条件差的农村儿童，他编著的《农村儿童卫生常识问答》发行达200万册，还被译为蒙古文、朝鲜文，不知惠及了多少农村的孩子。
他自己生活简朴，但是经常出钱救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患儿，这样的事情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一次，一个农民的孩子患败血症并发急性骨髓炎，周教授为了让孩子住院治疗，自己为他做经济担保，还为患儿家长安排了经济实惠的住宿和饮食。病情刚有好转，家人就要带孩子出院，因为家长还要去干活挣钱养家，照顾家中老人。周教授对孩子家长说：“孩子绝不能出院，你要信得过我就把孩子交给我，你回去照顾家里。”周教授每天到病房给孩子检查治疗，还在探视时间以家长的身份，给孩子买来糖果和小人书……
周华康的同事说，周大夫就像一块岩石，永远是正的，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邪恶的东西。他曾诊治过两位农村的癫痫病人，由于病人家境贫寒，周大夫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寄药，二十几年从不间断。
享誉世界的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周华康夫人的亲姑姑，林巧稚长期生活在周家。有一次吃饭时，周教授的晚辈让保姆再去烧个汤来，周教授马上追上去说：“你不用管，让他们自己去烧。”周教授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孙儿，他常对保姆说：“你的任务就是照顾我和林大夫，别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周教授医德医术双高，深得国内外同行和患者的尊敬。一次，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因脑病高烧以至神志不清，家长已经绝望了。经周大夫的抢救，患儿很快病愈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中东各驻华使馆的人都啧啧称奇。
周教授曾带过的一位研究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值班时，这个研究生发现一病儿前囟膨隆，担心神经系统感染，需要尽快做腰部穿刺取脑脊液进行化验。研究生立即做腰穿，失败了；请二线医生做，也失败了；再请麻醉医生做，还是没成功。只好给老师打电话求救。十几分钟后周教授来到病房，看过孩子，只见他戴上花镜，穿上白大褂，仔细消毒，戴好手套，稳稳地坐下来，摸好进针位置，缓缓扎入，一下就把脑脊液取了出来，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每一个步骤都那么精确，有条不紊。周教授事后对研究生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固然重要，但是取不出脑脊液，计算机再先进也做不出诊断。”这位研究生从此深知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医学交流多了起来，1985年，周教授借访美之机，促成了在中国召开中美儿科学术会议，百名儿科专家聚首北京，使开放之初的中国在儿科学领域，跟上世界医学发展的脚步。
在低回凄美的《安魂曲》乐声中，两个多小时的告别仪式结束了，覆盖着洁白布单的老人静静地躺在轮床上，在儿孙等亲友的陪伴下，他又一次走过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的协和医院的长廊，曲折蜿蜒。这一次老人要去哪里?
协和医院接受遗体捐赠的地方不大，是一个安静的角落。
周志春轻轻地说：“爸爸，您又到这里开始工作了……”
周华康，我国年龄最大的遗体捐赠者，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医学，家人只留下他的一缕华发……
(责编：田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