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人问我在加拿大读研学的是什么专业，我总是以“学电影”三个字简单带过，一是因为我的专业名字太长，我自己都需要想一会儿；二是担心这个小众到全世界就几个学校才有的专业会引发更多的误解。
　　“Film Preservation，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电影的保护、收集与管理。简单来说，我的专业学习怎样修复、存储老到快要腐烂的旧胶片，可是往复杂了说，这个专业却有学不尽的知识。由于专业课繁重且教授要求严格，课程上到最后一学期时，原本九个人的班里只剩下了六个人。
　　临近毕业时，我来到了加拿大某电影发行中心实习。发行中心是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收藏着3500多个独立导演的3700多部电影。它大部分的资金需要向政府申请，其中包括开销的大头——房租。发行中心一直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直到2017年底申请到了一个可以永久使用的楼房，才搬到了现在办公的地方。而我，有机会参与了这次几千盒胶片的大搬家。
　　重新清理、归置这些胶片花费了比预想多得多的时间。储藏室归置好后，这里成了我待的最久的地方。每天，我最主要的工作是检查需要寄送给各大电影节、高校放映活动等的胶片。这项听起来简单的任务，其实需要用到配有支架、把手和背光灯的专业桌子，测量胶片收缩程度的精密仪器，剪切以及拼接胶片的器具，还有手套、酒精、放大镜等小物件。
　　发行中心储存的胶片大多保存完好，每次检查到小问题也都会被尽快修复，但也有一些被制作出来后就随意储存在地下室或者房间里的胶片，它们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我曾经需要处理的一箱胶片，来自一位在2006年意外去世的加拿大电影导演的私人物品堆。那箱零散的胶片被他的朋友送到了发行中心已有十来年，但因为被定性为“Orphan Film（孤儿电影）”而一直未被检查、保护。其中损坏最严重的胶片已经布满了厚重的霉菌。霉菌可以用酒精擦去，但因潮湿等原因造成的胶片的收缩扭曲却永远不可逆转。除了清除胶片上的霉菌、灰尘、油污等，我们还需要检查胶片是否有因为放映等原因造成的烧毁和损坏，并根据损坏的程度来选择补救的方法：较小的破洞可以用仪器和透明胶带覆盖；较大的破损就需要切除一到两帧画面，再重新进行连接。而所有保护措施的最终原则，就是尽可能讓胶片能保持它的原貌，这是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最大尊重。胶片需要在恒温环境里保存，储藏室的温度通常要比门外低很多。一个人裹着冬衣，耳边只有转动胶片卷轴发出的声音，这时候我的内心会觉得无比清静。
　　还记得有一位45岁的志愿者，喜欢在工作时与我们侃侃而谈。他说，他年轻时做过理财经理，也开过投资公司，在当了三年的全职奶爸后，现在和妻子合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即将公映，用的是“超级8毫米（Super 8mm）”胶片。他告诉我们，触动到他的只是这城市里的一座雕像。他看到，有一个孩子可能是第一次见到雕像，仰起头好奇地注视着，然后开始在雕像脚下玩耍，然而他却被母亲呵斥了回去，于是孩童懊恼地朝雕像踢了一脚气鼓鼓地跑开了；他还看到一个流浪的老妇人走到雕像身后，对着它的耳边开始轻声呢喃，过一会儿竟然痛哭起来，最后抹抹眼泪拉着行囊离开了。而雕像永远默默站在那里，不会给人任何回应，“但是这座雕像每天要经历多少事啊！”他感叹。
　　胶片并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物件，每一盒都是一个电影人的心血。他们对这世界有着更多的观察，也有着倾诉的渴望，那些被忙碌的众生忽略掉的细节被他们一帧一帧地定格，成为了一盒盒沉甸甸的胶片。这上千盒的胶片，很多尘封已久，不知道多久才会被租赁、购买或者放映一次。但是，它们的存在，至少证明了制作它们的人好好感受过这个世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力让这些存在的证明，保留得更完整、长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