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项俊波挂帅保监会一周年。在一周年之际，保监会进行了人事大调整。
　　10月15日下午4时，项俊波主持召开保监会局级干部会上，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劲夫再度以官员的身份亮相。当天的会上，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则宣读了中组部和国务院的任命，李劲夫担任保监会主席助理。
　　这已经是李劲夫二度出任保监会官员，之前他的身份一直在保险企业高管和保监会官员之间轮动。其实，李劲夫这样的保监系统官员反复穿越政商旋转门已经司空见惯。
　　本刊统计发现，2012年前三季度， 35家险企换帅，由保监系统官员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的有十余人次。近三年来，原保险系统监管干部出任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人次接近20次左右。
　　昔日的监管干部，到现如今的险企巨头，政商旋转门一经推起，门里是政策，门外是资本。摇身一变，辗转腾挪，完成个人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不难发现，保监系统的政商旋转门超越证监会和银监会，往往穿越者都是保险界的元老级人物，深谙保险监管的游戏规则，当穿越者在保险企业领取几年高额年薪之后，再度回归到监管岗位，其他官员则翻版这一故事保险公司领取高薪。
　　保监系统政商旋转门保险界元老下海有资本
　　保监会的公开资料显示，空降险企的保险系统监管干部大致可以勾画出这样一幅群体画像：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拥有硕士、博士学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保监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在国有保险公司、金融企业任职的经历，或从事行业政策的研究、制定起草工作。
　　1998年，保监会正式成立后，分布于各大保险公司、金融企业的这些熟悉保险业务和金融领域政策法规的业务骨干调入保监会从事监管工作。通过他们的履历可以发现，这批人伴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创办和发展一路走来，是名副其实的保险界元老级人物。
　　原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1998年调入保监会，历任政策法规部处长，发展改革部副主任、主任。2006年1月起，任保监会主席助理兼新闻发言人。2011年起，出任中国人寿集团总裁、党委书记。
　　现任国寿养老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建，也是自保监会成立之初就进入监管系统的元老级干部，在其进入保监会之前，从事保险法律的研究工作长达十余年。进入保监会后，先后担任保监会政策法规部负责人等职。此外，他还亲身参与过《保险法》、《海商法》等保险法律规章的起草工作。
　　现任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则是从银行系统转入保监会。杨明生从1980年进入农业银行工作，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行长；2007年就任保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12年上半年出任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中国人寿财险董事长、中国人寿股份董事长。
　　另外，在基层有着丰富任职经历，一步步升至监管领导干部的也不乏其人。比如：百年人寿董事长何勇生，职业生涯的前21年在保险公司，2000年调入保监会合肥特派办事处任主任、党委书记。2004年调入保监会大连监管局，任局长、党委书记。后自2008年起，任辽宁保监局局长、党委书记。同年挂帅百年人寿，负责其筹备创办工作。
　　现任大地财险的董事长欧伟，从人保大连分公司国外业务部科员做起，一直做到了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分局副局长及河南保监局局长。后来，这位保监局局长进入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任副董事长。
　　从上述监管干部的履历情况来看，在其进入保险监管系统之前，无论是从保险公司基层做起，还是跨界多个金融领域，抑或亲身曾经历参与过行业政策及相关法规的研究工作，多年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为其日后从事保险监管工作积累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成为日后“下海”抑或入主险企增加了个人资本。
　　除此之外，这些监管干部空降险企担任高管之时，多数人在原先保险监管系统从业多年，离任前的行政级别为局级、副局级领导干部。这些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在监管层和保险企业均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资源和险企的经营管理经验，对行业监管的重点和市场需求、行业发展的脉络趋势自然有着敏锐的洞悉和判断。这些因素为其完成从“裁判员”到“运动员”的身份转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反复穿越旋转门保监局长肩挑董事长
　　保险系统政商旋转门由来已久。
　　2005年，时年58岁的冯晓增由保监会副主席一职调任中保集团董事长。其实在冯晓增出任分管财险和再保险的保监会副主席之前，就曾任职于中保集团（前身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总经理、中保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人事部负责人。
　　现任保监会主席助理李劲夫的职业生涯更是耐人寻味。其职业路径可以概括为“保险企业—监管层—保险企业—回归监管层”，可谓是在“裁判员”和“运动员”身份之间往返穿越，游刃有余。2003年进入保险监管领域前，有着将近20年的保险企业经历。
　　到了2011年，李劲夫空降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常务董事，同时兼任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随着2011年一行三会的人事换届，于2012年10月，再一次被调任至保监会，出任主席助理一职。
　　此外，在保监会监管历史上，还出现过监管干部同时担任险企高管的例子。2006年，因公司战略高速扩张而导致出现巨额亏损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保监会于2009年派驻内控工作小组进驻实施整顿，当时工作组组长为当时的安徽保监局局长李迎春。直到2010年8月初，中华联合财保完成整顿，重新进入“二次创业时期”，也就是在这次半年工作会议上，内控工作组正式撤出，而李迎春自此留在中华联合，转而出任中华联合董事长和总经理，掌管帅印至今。
　　公司高薪极具诱惑政商旋转门寻租谁监管？
　　保险监管系统的干部纷纷下海，究竟为何？
　　从以往来看，保险公司高管变更无外乎高管个人年龄因素；抑或保险公司业绩差，偿付能力低下，需要监管层接管；或是保险企业股东和股权结构的变动等。原吉林保监局局长刘德江出任杜邦保险董事长，职位变动的背后就有资本运作的影子。 　　2011年杜邦保险“江浙系”股东退出，继任的大股东为吉林省的3家国有企业，在实现控股之后，自然要换上从吉林保监局退休的刘德江“上任坐镇”，以便实现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
　　而随着2012年上半年四大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出口信保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之后，着实为保险企业带来一次大的人事震荡。监管官员空降险企自然也与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此前，中国保险资金的规模已将近7万亿元，保险行业体量急速扩容。2012年上半年，有将近百家保险公司等待筹建，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保险业对人才需求极大，催生新任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自然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业内既往的经验来看，吸引人才的办法无外乎从险企内部培育人才、同行引入。
　　近年来，吸引体制内监管官员经营企业也已成为一种常态。原先在监管系统的局级领导干部，下海转而就可以任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这样的政商旋转门为其扩张带来极大便利。
　　而这背后不容忽视的驱动因素或与险企高管一向不菲的高薪收入有关。根据2011年披露的年报来看，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四大上市保险公司薪酬排名前十的董事会成员人均年薪高达700万元，高管人员的年薪也都在500万元以上。由此可以大致窥见保险行业董事和高管薪酬的整体情况。
　　监管干部纷纷下海，一朝监管层，空降企业之路畅通。而这些监管官员不仅本身熟悉监管的重点，加之在体制内工作多年所存留的人脉资源，可以为其避踩雷区，游走在监管红线之外。当政商旋转门渐成常态，政商防火墙形同虚设，由此滋生的种种问题谁来监管？
　　公务员法第102条中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中纪委更是对退休年龄的党政领导干部、退职去职的中层管理领导干部担任兼职、任职的问题做出过明确规定。“退出现职、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和在地方换届时不再提名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企业兼职，一般也不得安排到企业任职。经批准到企业兼职的，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不得从事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上任以来曾就一些监管干部没有摆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位置措辞严厉地提出批评：“监管定位模糊”、“监管缺位、错位和越位的情况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这背后蕴含着项俊波“构筑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的价值诉求，而这一构想离不开专业监管人才队伍。而现实背景下，这一诉求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