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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嵩梁是清嘉庆、道光时期诗坛名家，时有“诗佛”之誉。吴氏的诗学观集中体现在他所作的《石溪舫诗话》与一些论诗诗中。昊氏的诗学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本体论——注重诗家人品才气和创作论——注重学诗门径与诗歌之正，对清代诗歌与清代诗学研究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清代 吴嵩梁 诗话
论及清代“诗佛”，人们自然推举性灵才子袁枚，其“诗佛”称谓源自蒋士铨。袁氏《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云：“蒋心余太史自称诗仙，而称余为诗佛，想亦广大教主之义。”金兆鹏的《蒋心余太史呼随园为诗佛余为作歌》亦云：“当代诗仙太史蒋，笔餐抗瀣凌云上。绀瞳从不忘垂青，独见随园频合掌。指为随佛称名奇，吟坛万顷包须弥。……我昔来参求棒喝，躬依讲席心神豁。瓣香敬奉誓平生，俯百皈依求解脱。诗佛门墙多弟子，夜半传衣道得矣。何时诗佛请诗仙，听说人天绝妙音。”然而，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诗坛上另有一“诗佛”——吴嵩梁，却鲜为人知。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盒随笔·梅龛诗佛》中云：“西江吴兰雪中翰嵩梁，工诗，高丽使臣得其所著诗，称为诗佛，而筑一龛以供之，种万梅树云。”《江西通志》记载吴嵩梁：“篇什流播及于海外。朝鲜侍郎申纬推为‘诗佛’。吏部判书金鲁敬父子镂梅花为龛奉其像，并尝置所为诗卷，尝于仲春日集其国胜流，置酒高会，遥为嵩梁祝寿，好事者绘图张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请如监似业，亦出嵩梁门下，学成归国，奉使来朝者，皆以得其诗为荣。”
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澈翁，别号莲花博士、石溪老渔，室名香苏山馆、石溪舫、听香馆。江西省东乡县人。兰雪出身仕宦之家，早岁失父，家道中落。弱冠随伯兄人京都，久困科举场中，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35岁始为举人。此后，先任国子监博士，不久又迁候补内阁中书。并充琉球学经理官。之后在官场冷落沉浮二十余年，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65岁才“一官万里”出牧黔西。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于贵州，终年69岁。
吴氏一生专力于诗，以诗才著称，著有《香苏山馆全集》四十九卷。其诗歌艺术及创作才情为当时名家推重。“性灵派”主将袁枚心折其诗，赞其诗“如一匹云锦，满目研华，恰寻不出一缕跳丝。年未三十，而天才学力一至于斯，且用笔能放能收，可华可朴”。洪稚存评价日：“诗必有珠光剑气，始信其不可磨灭。兰雪诗珠光七分，剑气三分，仲则亦然；吾诗剑气七分，珠光三分，船山亦然。”认为吴嵩梁与黄景仁诗风相同。而桐城姚莹更是把他与黄景仁并举，称其为“一时之二杰”。时人认为清代江西诗人自蒋士铨后，诗名之高，嵩梁可继之。有诗赞曰：“新诗千首敌封侯，如此才名亦倦游。并世公卿推绝唱，前身仙佛定双修。……一字曾经百炼成，但看笔阵已纵横。收将倒海翅山力，进入穿云裂石声。谁道芙蓉擎水出，天教骐骥踏空行。骚坛旗鼓知何限，甘让先生作主盟。”由此可见，吴嵩梁在当时的确是声名鹊起，备受尊崇。
吴嵩粱的诗学观在他的《香苏山馆诗集》和《石溪舫诗话》里均有体现。尽管《香苏山馆诗集》里大部分收录的是叙事诗、咏物诗、山水诗及述怀诗，但也有部分论诗诗。反映了吴氏对同时期某些诗人的看法及诗学创作主张。如在《绣诗楼歌次韵答王梦楼太守》中有“先生词翰连城璧，持向溪亭赠归客。金针却肯度诗法，茧纸谁能仿书格”，由此可看出他对王文治的诗法及为人亦颇为推重。又如《书苏潭方伯浙东诗后》中“先生之才大如海，先生之笔矫如龙，一篇脱手万山拜，直将句法参神功”，也是大赞谢启昆的才气、诗风遒劲。再如《书曾宾谷都转赏雨茅屋诗后》中“使君论诗妙人禅，千变万化同一真。使君作诗勇无匹，天马行空怒雕出。我与使君交十年，文字骨肉心缠绵。隔春风笛怨杨柳，及此五泊邗江船。使君别后诗逾富，大笔堂堂逼韩杜。千言立就气为潮，百錬功成字如铸”对曾燠的才情赞誉有加，认为他简直可以和韩愈、杜甫相媲美。还有对陈奉兹的评价“诗法如兵法，纵横极万端。钜公能折节，名将此登坛。海碧长鲸怒，天青老鹤盘。后尘甘敛手，一字铸今难”(《书东浦先生诗后》)。
吴嵩梁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石溪舫诗话》中。虽属一时兴会之语，“未尝求合于古，而自与古相符，未尝求异于众，而自与众别，吉光片羽，精彩动人”(王以畅序)。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云：“东乡吴兰雪太史嵩梁撰《石溪舫诗话》二卷，刊入《香苏山馆全集》中，惟传本甚罕。其诗话体裁与他家略异，每人诗话先以一行另起，略述名氏籍贯，撰述言诗之语又另起一行，眉目分清，较为易览，其体例虽与他家异，予以为实胜诸家。以后撰诗话者当以为法。”今人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中亦说：“《石溪舫诗话》二卷有吴氏弟子王以畅序，述书之缘起云……则知为补王昶《湖海诗传》之未尽而作，约以与吴氏有交往者为限。全书得103人，多为名家，颇具有文献价值。”这些评论对吴氏来说，还是颇为贴切的。
《石溪舫诗话》共计两卷，为其受业门人王以畅所编纂。《石溪舫诗话》评述的皆是当时诗坛之名家，共103人，始于袁枚，迄于英廉。其评述形式多样，有就诗论人，“予不识子白，然观其《瘦吟楼唱和诗》，剧佳且有见怀之语，亦神交也”(卷二“张若采”条)；有就人论诗“云台先生官督学，开府皆有政声，虚己爱才，出于天性。予自客游吴越及官京师奉教，廿有余年。先生每过必谈艺，移晷名位升沈都无芥蒂，故其学皆深博无涯，诗亦从经术性情中流出，金和玉节卓然正声”(卷=“阮元”条)；或论诗而不涉及其人“商言诗瘦秀可爱，书法亦然，词独婉丽”(卷一“张埙”条)；或论人而不涉乎其诗“乾隆壬寅，予年十七，公过河南，访先大夫于修武县舍，命予出拜，极蒙奖许，且解所佩荷囊为赠，至湖南，复寄千金与先大夫同建抚州南馆于京师。盖公自述在前明，家于临川紫石村，故至今犹敦乡谊如此。公子淳继擢江西按察，以内迁入都。侄孙钠勤，官翰林，与予善”(卷一“查礼”条)。《石溪舫诗话》中所反映的吴嵩梁诗学理论，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本体论——注重诗家人品与才气。人品对诗品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吴嵩梁十分重视诗家的人品。认为诗人的人格与作品的高下是紧密联系着的。他在评价蒋士铨时说：“诗史肇自杜陵至我定甫先生始极其盛。集中序事诸作以班马之才行韩杜之法，沈(沉)郁顿挫，变化错综，有识有力，有声有光，盖其至性，其气不可磨灭，故发于诗者如此，断为五百年来第一大家。”他认为蒋氏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正是因为其至性奇气、品性超脱。对于赵翼，赞誉之词显而易见，他说：“观察才大气雄，无所不有。集中七律最为擅塌，名句不可胜采。为予作文信国公与新溪公手札古诗及次韵七律，独精整无一排语，题东浦方伯集，五古亦然，岂其信手挥洒，亦英雄欺人耶?”(卷一“赵翼”条)。还有对吴锡麒的评 价：“谷人先生性情闲远，不矜其才，诗有大宗之丽而风神过之，有樊榭之幽而材力过之(卷一“吴锡麒”条)。”诗人的性情、品格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人品好，诗才好。
吴氏还认为诗人的才气亦是创作的重要因素。“先生才大如海”(卷一“梦麟”条)、“朗斋才气不可一世”(卷二“徐鑅庆”条)、“(山尊)学博才雄，笔力足以赴之”(卷二“吴鼐”条)，此等类似评语在其诗话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尤其是他对曾燠的评价，更是赞赏有加：“方伯襟情既胜，才气无双，折节爱才，虚心谈艺，郁然为一大宗。所著有《赏雨茅屋诗钞》，命意必高，錬格必峻，选材必雅，结响必沈，而以挺脱天矫之笔出之，浑灏流转之气行之，精思独运，众美华臻。梦楼翁尝与论诗，以简斋为奇才，予为艳才，君为清才。予谓清字，似易实难，当为诗家第一妙谛。”(卷一“曾燠”条)他认为诗人才气中“清”才是最高境界、最珍贵的。他说：“诗不能清则山无峰峦，水无波澜，槎橱漫衍，不得为奇：剪綵为花，画纸成月，粉饰规摹，不得为艳。清则直矣，清则逸矣，清则雄矣，清则丽矣，清则和矣，清则远矣，清则新矣，清则妙矣。”
创作论——注重学诗门径与诗歌之正。在诗歌创作方面，吴嵩梁主张在继承前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打破“唐宗宋祖”的既定模式和限制，不拘一格，抒写自我特色。他说：“朗斋才气不可一世，与予定交于题襟馆，同赋康山留客图、银槎歌、西溪鱼隐图，诸作并佳。予尤爱其‘鹭丝飞去钓船归，七十二峯秋月绿’，二语深秀可爱，前半篇有‘金支翠旌’等语。予谓与西溪不称，劝令删去，君曰：‘此李杜门面语，不可少，子诗只讲清真，故人或议其不能雄阔。’予曰：‘雄阔亦须因题而设，如观海诗亦可作渔隐图中旬否?若以门面为李杜，不如清真为愈，奈何作英雄欺人语，为识者所弃乎?’君始折服”。(卷二“徐鑅庆”条)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应只停留在对前人形式的模拟上，而应在继承中求变，推陈出新。这种见解和主张目的在于打破诗界的唐宋界限，一元规划，打破门户习气，以发展、变通的眼光看待所有前人留下的文学遗产，为诗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参考的艺术形态，开辟更宽广的前进之路，这无疑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儒家诗学向来善师法李杜，而吴嵩梁则提倡在尊重“诗史”门径的同时，也应吸收其他诗歌流派的长处，才能创作出焕然一新、更具价值的佳作。而且在他看来，诗人要得正宗，必须从性情、风格、气味与音节四个方面下工夫。诗贵在真性情，吴氏尤为重视仙佛中的“悟性”，认为诗要从“悟境”中来，“所谓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与镜花水月，岂有异耶?”(卷一“梦麟”条)。在风格方面，他提倡多样化，大凡清雄、清真、沈(沉)郁、顿挫、清婉、瘦秀等诗风都受到赞誉。如“坤一先生诗清真逋峭，深得宋人妙处”(卷一“钱载”条)，“清能彻底，瘦可通神，高格自持，名句于味”(卷一“刘大观”条)等。所谓气味，指的是诗歌本身的气势和气格。他评洪亮吉“其诗思为沈雄，锐人横出，无险不破，无坚不摧，七言古体尤多奇格。其气如黄河万里，卷地而来，其笔如太华三峰，倚天而立，激宕之音，又如惊涛出峡，触石频回，矫变之法，又如断岭连山，吞云复吐”(卷二“洪亮吉”条)。在音节方面，他较赞赏王梦楼的八音论诗法，在评论张问陶诗时说：“其七律尤妙，述怀叙事沈透能到十分，吐属生新，音节悲壮，忽如猛将斫阵、忽如高士参禅、忽如舞女簪花、忽如仙人吹笛，别有一种悟境。”上述诗论，与前贤诗论相比，确有许多新鲜之处，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治文学史者喜欢以所谓大家为主角串联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历程，而乾隆、嘉庆之际恰恰是一个缺少通常意义上的大家的时期，特别是嘉庆朝的二十五年。乾隆中虽然有号称“三大家”的袁枚、蒋士铨和赵翼，有“吴中七子”中仕宦显达的王昶，但他们的诗歌活动时间基本集中于乾隆五十年以前，至乾隆、嘉庆之交，或退居乡里，或年等大耄，或已归道山，是诗歌界受人尊敬的前辈而非指示风气的中坚。于是嘉庆、道光时期这几十年的诗歌发展状况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事实上，缺乏大家固然是一种缺憾，然而若就本时期特定的诗史环境而言，那种自康熙朝以至乾隆中期以来百有余年间一直存在的由某个人或某种诗学原则统领诗坛、畅行天下(或大半个天下)的局面已经过去，诗歌界正在步入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阶段，这一耐人寻味的变化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何况，缺乏大家并不意味着缺少优秀诗人，如由毕沅、曾燠、阮元等风雅大吏所主持的地方诗坛，以洪亮吉为代表的常卅I诗人群，以张问陶为代表的四川诗人群，以吴嵩梁为代表的江右诗人群，等等。我们的研究就是认识他们，把以他们为主体而构成的一段诗史的丰富内涵挖掘展示出来。此正是吴嵩梁诗歌思想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清)袁枚：《续同人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垒集》，江苏古籍出版社，i993年版。
2、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4、5、6、(清)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集》，转引自《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1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清)刘声术：《苌楚斋续笔》卷三。庐江刘氏铅印本，1929年版。
8、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清代 吴嵩梁 诗话
论及清代“诗佛”，人们自然推举性灵才子袁枚，其“诗佛”称谓源自蒋士铨。袁氏《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云：“蒋心余太史自称诗仙，而称余为诗佛，想亦广大教主之义。”金兆鹏的《蒋心余太史呼随园为诗佛余为作歌》亦云：“当代诗仙太史蒋，笔餐抗瀣凌云上。绀瞳从不忘垂青，独见随园频合掌。指为随佛称名奇，吟坛万顷包须弥。……我昔来参求棒喝，躬依讲席心神豁。瓣香敬奉誓平生，俯百皈依求解脱。诗佛门墙多弟子，夜半传衣道得矣。何时诗佛请诗仙，听说人天绝妙音。”然而，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诗坛上另有一“诗佛”——吴嵩梁，却鲜为人知。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盒随笔·梅龛诗佛》中云：“西江吴兰雪中翰嵩梁，工诗，高丽使臣得其所著诗，称为诗佛，而筑一龛以供之，种万梅树云。”《江西通志》记载吴嵩梁：“篇什流播及于海外。朝鲜侍郎申纬推为‘诗佛’。吏部判书金鲁敬父子镂梅花为龛奉其像，并尝置所为诗卷，尝于仲春日集其国胜流，置酒高会，遥为嵩梁祝寿，好事者绘图张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请如监似业，亦出嵩梁门下，学成归国，奉使来朝者，皆以得其诗为荣。”
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澈翁，别号莲花博士、石溪老渔，室名香苏山馆、石溪舫、听香馆。江西省东乡县人。兰雪出身仕宦之家，早岁失父，家道中落。弱冠随伯兄人京都，久困科举场中，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35岁始为举人。此后，先任国子监博士，不久又迁候补内阁中书。并充琉球学经理官。之后在官场冷落沉浮二十余年，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65岁才“一官万里”出牧黔西。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于贵州，终年69岁。
吴氏一生专力于诗，以诗才著称，著有《香苏山馆全集》四十九卷。其诗歌艺术及创作才情为当时名家推重。“性灵派”主将袁枚心折其诗，赞其诗“如一匹云锦，满目研华，恰寻不出一缕跳丝。年未三十，而天才学力一至于斯，且用笔能放能收，可华可朴”。洪稚存评价日：“诗必有珠光剑气，始信其不可磨灭。兰雪诗珠光七分，剑气三分，仲则亦然；吾诗剑气七分，珠光三分，船山亦然。”认为吴嵩梁与黄景仁诗风相同。而桐城姚莹更是把他与黄景仁并举，称其为“一时之二杰”。时人认为清代江西诗人自蒋士铨后，诗名之高，嵩梁可继之。有诗赞曰：“新诗千首敌封侯，如此才名亦倦游。并世公卿推绝唱，前身仙佛定双修。……一字曾经百炼成，但看笔阵已纵横。收将倒海翅山力，进入穿云裂石声。谁道芙蓉擎水出，天教骐骥踏空行。骚坛旗鼓知何限，甘让先生作主盟。”由此可见，吴嵩梁在当时的确是声名鹊起，备受尊崇。
吴嵩粱的诗学观在他的《香苏山馆诗集》和《石溪舫诗话》里均有体现。尽管《香苏山馆诗集》里大部分收录的是叙事诗、咏物诗、山水诗及述怀诗，但也有部分论诗诗。反映了吴氏对同时期某些诗人的看法及诗学创作主张。如在《绣诗楼歌次韵答王梦楼太守》中有“先生词翰连城璧，持向溪亭赠归客。金针却肯度诗法，茧纸谁能仿书格”，由此可看出他对王文治的诗法及为人亦颇为推重。又如《书苏潭方伯浙东诗后》中“先生之才大如海，先生之笔矫如龙，一篇脱手万山拜，直将句法参神功”，也是大赞谢启昆的才气、诗风遒劲。再如《书曾宾谷都转赏雨茅屋诗后》中“使君论诗妙人禅，千变万化同一真。使君作诗勇无匹，天马行空怒雕出。我与使君交十年，文字骨肉心缠绵。隔春风笛怨杨柳，及此五泊邗江船。使君别后诗逾富，大笔堂堂逼韩杜。千言立就气为潮，百錬功成字如铸”对曾燠的才情赞誉有加，认为他简直可以和韩愈、杜甫相媲美。还有对陈奉兹的评价“诗法如兵法，纵横极万端。钜公能折节，名将此登坛。海碧长鲸怒，天青老鹤盘。后尘甘敛手，一字铸今难”(《书东浦先生诗后》)。
吴嵩梁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石溪舫诗话》中。虽属一时兴会之语，“未尝求合于古，而自与古相符，未尝求异于众，而自与众别，吉光片羽，精彩动人”(王以畅序)。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云：“东乡吴兰雪太史嵩梁撰《石溪舫诗话》二卷，刊入《香苏山馆全集》中，惟传本甚罕。其诗话体裁与他家略异，每人诗话先以一行另起，略述名氏籍贯，撰述言诗之语又另起一行，眉目分清，较为易览，其体例虽与他家异，予以为实胜诸家。以后撰诗话者当以为法。”今人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中亦说：“《石溪舫诗话》二卷有吴氏弟子王以畅序，述书之缘起云……则知为补王昶《湖海诗传》之未尽而作，约以与吴氏有交往者为限。全书得103人，多为名家，颇具有文献价值。”这些评论对吴氏来说，还是颇为贴切的。
《石溪舫诗话》共计两卷，为其受业门人王以畅所编纂。《石溪舫诗话》评述的皆是当时诗坛之名家，共103人，始于袁枚，迄于英廉。其评述形式多样，有就诗论人，“予不识子白，然观其《瘦吟楼唱和诗》，剧佳且有见怀之语，亦神交也”(卷二“张若采”条)；有就人论诗“云台先生官督学，开府皆有政声，虚己爱才，出于天性。予自客游吴越及官京师奉教，廿有余年。先生每过必谈艺，移晷名位升沈都无芥蒂，故其学皆深博无涯，诗亦从经术性情中流出，金和玉节卓然正声”(卷=“阮元”条)；或论诗而不涉及其人“商言诗瘦秀可爱，书法亦然，词独婉丽”(卷一“张埙”条)；或论人而不涉乎其诗“乾隆壬寅，予年十七，公过河南，访先大夫于修武县舍，命予出拜，极蒙奖许，且解所佩荷囊为赠，至湖南，复寄千金与先大夫同建抚州南馆于京师。盖公自述在前明，家于临川紫石村，故至今犹敦乡谊如此。公子淳继擢江西按察，以内迁入都。侄孙钠勤，官翰林，与予善”(卷一“查礼”条)。《石溪舫诗话》中所反映的吴嵩梁诗学理论，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本体论——注重诗家人品与才气。人品对诗品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吴嵩梁十分重视诗家的人品。认为诗人的人格与作品的高下是紧密联系着的。他在评价蒋士铨时说：“诗史肇自杜陵至我定甫先生始极其盛。集中序事诸作以班马之才行韩杜之法，沈(沉)郁顿挫，变化错综，有识有力，有声有光，盖其至性，其气不可磨灭，故发于诗者如此，断为五百年来第一大家。”他认为蒋氏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正是因为其至性奇气、品性超脱。对于赵翼，赞誉之词显而易见，他说：“观察才大气雄，无所不有。集中七律最为擅塌，名句不可胜采。为予作文信国公与新溪公手札古诗及次韵七律，独精整无一排语，题东浦方伯集，五古亦然，岂其信手挥洒，亦英雄欺人耶?”(卷一“赵翼”条)。还有对吴锡麒的评 价：“谷人先生性情闲远，不矜其才，诗有大宗之丽而风神过之，有樊榭之幽而材力过之(卷一“吴锡麒”条)。”诗人的性情、品格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人品好，诗才好。
吴氏还认为诗人的才气亦是创作的重要因素。“先生才大如海”(卷一“梦麟”条)、“朗斋才气不可一世”(卷二“徐鑅庆”条)、“(山尊)学博才雄，笔力足以赴之”(卷二“吴鼐”条)，此等类似评语在其诗话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尤其是他对曾燠的评价，更是赞赏有加：“方伯襟情既胜，才气无双，折节爱才，虚心谈艺，郁然为一大宗。所著有《赏雨茅屋诗钞》，命意必高，錬格必峻，选材必雅，结响必沈，而以挺脱天矫之笔出之，浑灏流转之气行之，精思独运，众美华臻。梦楼翁尝与论诗，以简斋为奇才，予为艳才，君为清才。予谓清字，似易实难，当为诗家第一妙谛。”(卷一“曾燠”条)他认为诗人才气中“清”才是最高境界、最珍贵的。他说：“诗不能清则山无峰峦，水无波澜，槎橱漫衍，不得为奇：剪綵为花，画纸成月，粉饰规摹，不得为艳。清则直矣，清则逸矣，清则雄矣，清则丽矣，清则和矣，清则远矣，清则新矣，清则妙矣。”
创作论——注重学诗门径与诗歌之正。在诗歌创作方面，吴嵩梁主张在继承前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打破“唐宗宋祖”的既定模式和限制，不拘一格，抒写自我特色。他说：“朗斋才气不可一世，与予定交于题襟馆，同赋康山留客图、银槎歌、西溪鱼隐图，诸作并佳。予尤爱其‘鹭丝飞去钓船归，七十二峯秋月绿’，二语深秀可爱，前半篇有‘金支翠旌’等语。予谓与西溪不称，劝令删去，君曰：‘此李杜门面语，不可少，子诗只讲清真，故人或议其不能雄阔。’予曰：‘雄阔亦须因题而设，如观海诗亦可作渔隐图中旬否?若以门面为李杜，不如清真为愈，奈何作英雄欺人语，为识者所弃乎?’君始折服”。(卷二“徐鑅庆”条)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应只停留在对前人形式的模拟上，而应在继承中求变，推陈出新。这种见解和主张目的在于打破诗界的唐宋界限，一元规划，打破门户习气，以发展、变通的眼光看待所有前人留下的文学遗产，为诗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参考的艺术形态，开辟更宽广的前进之路，这无疑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儒家诗学向来善师法李杜，而吴嵩梁则提倡在尊重“诗史”门径的同时，也应吸收其他诗歌流派的长处，才能创作出焕然一新、更具价值的佳作。而且在他看来，诗人要得正宗，必须从性情、风格、气味与音节四个方面下工夫。诗贵在真性情，吴氏尤为重视仙佛中的“悟性”，认为诗要从“悟境”中来，“所谓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与镜花水月，岂有异耶?”(卷一“梦麟”条)。在风格方面，他提倡多样化，大凡清雄、清真、沈(沉)郁、顿挫、清婉、瘦秀等诗风都受到赞誉。如“坤一先生诗清真逋峭，深得宋人妙处”(卷一“钱载”条)，“清能彻底，瘦可通神，高格自持，名句于味”(卷一“刘大观”条)等。所谓气味，指的是诗歌本身的气势和气格。他评洪亮吉“其诗思为沈雄，锐人横出，无险不破，无坚不摧，七言古体尤多奇格。其气如黄河万里，卷地而来，其笔如太华三峰，倚天而立，激宕之音，又如惊涛出峡，触石频回，矫变之法，又如断岭连山，吞云复吐”(卷二“洪亮吉”条)。在音节方面，他较赞赏王梦楼的八音论诗法，在评论张问陶诗时说：“其七律尤妙，述怀叙事沈透能到十分，吐属生新，音节悲壮，忽如猛将斫阵、忽如高士参禅、忽如舞女簪花、忽如仙人吹笛，别有一种悟境。”上述诗论，与前贤诗论相比，确有许多新鲜之处，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治文学史者喜欢以所谓大家为主角串联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历程，而乾隆、嘉庆之际恰恰是一个缺少通常意义上的大家的时期，特别是嘉庆朝的二十五年。乾隆中虽然有号称“三大家”的袁枚、蒋士铨和赵翼，有“吴中七子”中仕宦显达的王昶，但他们的诗歌活动时间基本集中于乾隆五十年以前，至乾隆、嘉庆之交，或退居乡里，或年等大耄，或已归道山，是诗歌界受人尊敬的前辈而非指示风气的中坚。于是嘉庆、道光时期这几十年的诗歌发展状况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事实上，缺乏大家固然是一种缺憾，然而若就本时期特定的诗史环境而言，那种自康熙朝以至乾隆中期以来百有余年间一直存在的由某个人或某种诗学原则统领诗坛、畅行天下(或大半个天下)的局面已经过去，诗歌界正在步入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阶段，这一耐人寻味的变化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何况，缺乏大家并不意味着缺少优秀诗人，如由毕沅、曾燠、阮元等风雅大吏所主持的地方诗坛，以洪亮吉为代表的常卅I诗人群，以张问陶为代表的四川诗人群，以吴嵩梁为代表的江右诗人群，等等。我们的研究就是认识他们，把以他们为主体而构成的一段诗史的丰富内涵挖掘展示出来。此正是吴嵩梁诗歌思想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清)袁枚：《续同人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垒集》，江苏古籍出版社，i993年版。
2、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4、5、6、(清)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集》，转引自《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1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清)刘声术：《苌楚斋续笔》卷三。庐江刘氏铅印本，1929年版。
8、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