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联合国系统共包括二十多个专门机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其中唯一在名称中带有Science字样的多边专门机构。因此，加强与UNESCO的合作对于我国科技界具有重要意义。
UNESCO
UNESCO于1946年11月4日成立于巴黎。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促进各国间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尽管UNESCO的名称只包含教科文三部分，但由于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要性，UNESCO后来增设了传播与信息领域。传播与信息领域也是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
UNESCO的职能包括思想实验室、准则制定、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其中第一项最值得重视。UNESCO往往能够高瞻远瞩，提出一些值得全世界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的工作如何与日俱进很有启示意义。例如，2002年4月，本文作者之一武夷山代表中国出席UNESCO全民信息计划（IFAP）会议时，注意到UNESCO关于保存“数字遗产”的提法。专家们认为，随着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随着各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的数字化，数字遗产的保存将同人类自然遗产、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保存同等重要。武夷山在2002年6月召开的全国科技信息工作研讨会（其实是全国科技信息类院所的所长联席会）上介绍了IFAP计划，报告了UNESCO当前的关注热点，包括数字遗产保存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目前，UNESCO起草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正在审议之中。
UNESCO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
* 制定公约、议定书、建议书、宣言等国际准则性文件；
* 召开各类政府间国际会议；
* 组织开展各类专业学术研究活动；
* 出版图书、期刊（UNESCO出版《信使》杂志）、报告、音像制品等；
* 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如专家咨询、设备、免费软件等）；
* 举办培训、研修、实习等活动；
* 向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供援助；
* 与会员国或地区性机构合作开展业务活动。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相比，UNESCO的资助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与国内发改委与科技部的财政力量对比是一致的）。例如，2006～2007年UNESCO批准的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金中，自然科学计划是最大的，也不过才2.44亿美元, 传播与信息计划总共3879万美元。另外，“参与计划”总共2000万美元。对于参与计划，每个国家至多申请15个项目，由各国的教科文全国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申请排好优先顺序，然后提交UNESCO批准。尽管UNESCO不算富裕，但我国多年来在UNESCO支持下仍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
我国过去与UNESCO合作的收获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UNESCO的合作才渐成规模。三十年来，成功合作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介绍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
第一方面的收获：项目与经费。
在与UNESCO的合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头20年，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我国科学家非常寄希望于UNESCO能给予项目和经费的支持。我国也确实在海洋、水科学、地质科学、人与生物圈、科技信息等领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项目和经费支持。例如，在国际地质科学计划已经执行的300余个项目中，我国科学家就参与110项，占三分之一，且主持了其中30项。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1987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全球建立海平面观测站的决定，我国根据该决定的精神，于1988年8月正式建成中国南沙海洋观测站，填补了这一地区海洋观测的空白，改变了我国在南沙没有实际控制岛礁的被动局面。在UNESCO的赞助下，我国还成立了北京国际泥沙研究与培训中心（属UNESCO二类中心），成为世界泥沙研究和培训的核心机构。在UNESCO已经审批的45个世界地质公园中，我国共获批18个，它们为普及地学知识、保护自然环境、繁荣旅游业、增加社会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UNESCO已审批的全球507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中，我国共获批26个，这些保护区提供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示范场所。
第二方面的收获：培训机会。
在过去的30多年中，UNESCO通过其所属机构为我国多个领域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在1983～2006年间，我国共有4435名科技人员到UNESCO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接受过培训或开展合作研究。水教育学院为我国培养了400余名水资源管理人才。MAB（人与生物圈计划）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性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也为我国培训了许多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又如，1985～1989年，UNESCO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共同举办了3期情报学研究生班，从这3期研究生班毕业了109人，他们大多成为各行业、各地方科技信息机构的领导中坚和业务骨干。仅2003～2005年的三年，该所就有8人次获得UNESCO的全额资助，出国参加了各种培训班或国际学术会议。
第三方面的收获：通过UNESCO舞台提高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我国很多科学家在UNESCO下相关国际组织内担任职务，大大提高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显示度。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曾连续两届担任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委员；原国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现任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成为该计划的重要推动者；国家海洋局苏纪兰院士曾连续两届担任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等等。
用好UNESCO平台
对于UNESCO科学领域同信息与传播领域的活动，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但是，指导思想与合作意图应该与过去不一样，具体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在经费上，由索取型变为捐赠型。过去，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经费支持等各种实惠，这并没有错。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不应是主要的任务。如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与我们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称的声音，在重要领域能参与议事日程的制定，能有话语权，则更为重要。例如，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迄今分三次向全民信息计划捐赠了6万美元，受到了UNESCO官员和该计划成员国的一致好评。相形之下，国力未必有我们雄厚的巴西却向该计划捐赠了10万多美元，当然，这与其“申安”意图是一致的。
其次，在立场上，由响应型变为主导型。过去，大到UNESCO大会，小到像全民信息计划会议这样的UNESCO下属组织的会议，其议事日程和有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定或起草的。等我们发现某些提法不合适，再与之交涉，往往为时已晚。例如，UNESCO全民信息计划拟通过的某文件上说，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获取服务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本文作者之一武夷山在全民信息计划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指出，免费服务的精神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仅靠政府的力量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太慢，需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时候，适当设立一些合理收费项目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的，中国的数据库产业就是如此。如果简单地规定公共图书馆信息获取服务必须完全免费，恐怕就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去开发学术文献全文数据库了。尽管此观点引起了其他代表的一些共鸣，但有关文件内容已经基本定型，一次发言很难扭转局面。过去，我们曾鄙夷地称一些印度人为“会议油子”。现在看来，中国的“会议油子”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这么被动。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善于在国际组织舞台上为中国谋利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专业人才。他们要努力参与会议的议事日程的制定和文件的起草，也就是说，将工作重心前移，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国家要加强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专家在国际上的杰出表现，并不一定能为中国、为本单位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眼前的实惠，而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中，不能带来实惠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值钱，不算数。
第三，在做法上，由随机应变型变为有备无患型。在国内很多单位，国际会议和国际计划的有关活动并不是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专家如果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仓促决策或表态也许会危及国家利益。理想的情况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事先充分研究各类议案，设想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立场，拟定中国拟采取的上中下三策，并为每一种立场准备好可信的论据。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单位必须留有单独且充分的国际合作经费。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的专门科目，这势必造成基层单位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支持也不太可能到位。而没有经费保障，由随机应变向有备无患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醉翁之意不在酒，要善于通过参与UNESCO活动寻求其他效益。通过参与UNESCO的科学计划，可提高项目执行单位在国内外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从而为到更有钱的机构申请项目经费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外，国际显示度的提高还会带来其他机会。例如，由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参与UNESCO的活动及其他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国际显示度较高，欧盟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曾多次主动邀请该所与他们共同申请欧盟的项目，有些申请也获得了成功。
UNESCO
UNESCO于1946年11月4日成立于巴黎。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促进各国间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尽管UNESCO的名称只包含教科文三部分，但由于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要性，UNESCO后来增设了传播与信息领域。传播与信息领域也是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
UNESCO的职能包括思想实验室、准则制定、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其中第一项最值得重视。UNESCO往往能够高瞻远瞩，提出一些值得全世界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的工作如何与日俱进很有启示意义。例如，2002年4月，本文作者之一武夷山代表中国出席UNESCO全民信息计划（IFAP）会议时，注意到UNESCO关于保存“数字遗产”的提法。专家们认为，随着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随着各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的数字化，数字遗产的保存将同人类自然遗产、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保存同等重要。武夷山在2002年6月召开的全国科技信息工作研讨会（其实是全国科技信息类院所的所长联席会）上介绍了IFAP计划，报告了UNESCO当前的关注热点，包括数字遗产保存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目前，UNESCO起草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正在审议之中。
UNESCO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
* 制定公约、议定书、建议书、宣言等国际准则性文件；
* 召开各类政府间国际会议；
* 组织开展各类专业学术研究活动；
* 出版图书、期刊（UNESCO出版《信使》杂志）、报告、音像制品等；
* 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如专家咨询、设备、免费软件等）；
* 举办培训、研修、实习等活动；
* 向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供援助；
* 与会员国或地区性机构合作开展业务活动。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相比，UNESCO的资助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与国内发改委与科技部的财政力量对比是一致的）。例如，2006～2007年UNESCO批准的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金中，自然科学计划是最大的，也不过才2.44亿美元, 传播与信息计划总共3879万美元。另外，“参与计划”总共2000万美元。对于参与计划，每个国家至多申请15个项目，由各国的教科文全国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申请排好优先顺序，然后提交UNESCO批准。尽管UNESCO不算富裕，但我国多年来在UNESCO支持下仍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
我国过去与UNESCO合作的收获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UNESCO的合作才渐成规模。三十年来，成功合作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介绍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
第一方面的收获：项目与经费。
在与UNESCO的合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头20年，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我国科学家非常寄希望于UNESCO能给予项目和经费的支持。我国也确实在海洋、水科学、地质科学、人与生物圈、科技信息等领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项目和经费支持。例如，在国际地质科学计划已经执行的300余个项目中，我国科学家就参与110项，占三分之一，且主持了其中30项。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1987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全球建立海平面观测站的决定，我国根据该决定的精神，于1988年8月正式建成中国南沙海洋观测站，填补了这一地区海洋观测的空白，改变了我国在南沙没有实际控制岛礁的被动局面。在UNESCO的赞助下，我国还成立了北京国际泥沙研究与培训中心（属UNESCO二类中心），成为世界泥沙研究和培训的核心机构。在UNESCO已经审批的45个世界地质公园中，我国共获批18个，它们为普及地学知识、保护自然环境、繁荣旅游业、增加社会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UNESCO已审批的全球507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中，我国共获批26个，这些保护区提供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示范场所。
第二方面的收获：培训机会。
在过去的30多年中，UNESCO通过其所属机构为我国多个领域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在1983～2006年间，我国共有4435名科技人员到UNESCO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接受过培训或开展合作研究。水教育学院为我国培养了400余名水资源管理人才。MAB（人与生物圈计划）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性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也为我国培训了许多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又如，1985～1989年，UNESCO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共同举办了3期情报学研究生班，从这3期研究生班毕业了109人，他们大多成为各行业、各地方科技信息机构的领导中坚和业务骨干。仅2003～2005年的三年，该所就有8人次获得UNESCO的全额资助，出国参加了各种培训班或国际学术会议。
第三方面的收获：通过UNESCO舞台提高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我国很多科学家在UNESCO下相关国际组织内担任职务，大大提高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显示度。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曾连续两届担任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委员；原国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现任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成为该计划的重要推动者；国家海洋局苏纪兰院士曾连续两届担任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等等。
用好UNESCO平台
对于UNESCO科学领域同信息与传播领域的活动，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但是，指导思想与合作意图应该与过去不一样，具体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在经费上，由索取型变为捐赠型。过去，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经费支持等各种实惠，这并没有错。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不应是主要的任务。如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与我们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称的声音，在重要领域能参与议事日程的制定，能有话语权，则更为重要。例如，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迄今分三次向全民信息计划捐赠了6万美元，受到了UNESCO官员和该计划成员国的一致好评。相形之下，国力未必有我们雄厚的巴西却向该计划捐赠了10万多美元，当然，这与其“申安”意图是一致的。
其次，在立场上，由响应型变为主导型。过去，大到UNESCO大会，小到像全民信息计划会议这样的UNESCO下属组织的会议，其议事日程和有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定或起草的。等我们发现某些提法不合适，再与之交涉，往往为时已晚。例如，UNESCO全民信息计划拟通过的某文件上说，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获取服务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本文作者之一武夷山在全民信息计划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指出，免费服务的精神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仅靠政府的力量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太慢，需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时候，适当设立一些合理收费项目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的，中国的数据库产业就是如此。如果简单地规定公共图书馆信息获取服务必须完全免费，恐怕就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去开发学术文献全文数据库了。尽管此观点引起了其他代表的一些共鸣，但有关文件内容已经基本定型，一次发言很难扭转局面。过去，我们曾鄙夷地称一些印度人为“会议油子”。现在看来，中国的“会议油子”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这么被动。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善于在国际组织舞台上为中国谋利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专业人才。他们要努力参与会议的议事日程的制定和文件的起草，也就是说，将工作重心前移，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国家要加强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专家在国际上的杰出表现，并不一定能为中国、为本单位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眼前的实惠，而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中，不能带来实惠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值钱，不算数。
第三，在做法上，由随机应变型变为有备无患型。在国内很多单位，国际会议和国际计划的有关活动并不是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专家如果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仓促决策或表态也许会危及国家利益。理想的情况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事先充分研究各类议案，设想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立场，拟定中国拟采取的上中下三策，并为每一种立场准备好可信的论据。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单位必须留有单独且充分的国际合作经费。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的专门科目，这势必造成基层单位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支持也不太可能到位。而没有经费保障，由随机应变向有备无患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醉翁之意不在酒，要善于通过参与UNESCO活动寻求其他效益。通过参与UNESCO的科学计划，可提高项目执行单位在国内外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从而为到更有钱的机构申请项目经费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外，国际显示度的提高还会带来其他机会。例如，由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参与UNESCO的活动及其他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国际显示度较高，欧盟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曾多次主动邀请该所与他们共同申请欧盟的项目，有些申请也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