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两极化是“普世现象”，数百年来，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及社会学者，提出了五花八门、试图拉近贫富距离的方法，可惜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经过这些年来经济学家反复论辩，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具有高度社会流动性机制即特权分子只占极少数的地区，贫者（have－nots）不一定一世穷困，富者（haves）不一定永世无忧。这即是说，贫、富并非常态，在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抓住一个机会可令贫者骤富或在社会梯阶上往上爬，错过一个机会可使富者突贫及跌进“下流社会”。
　　然而，对于国家来说，富国和穷国却似乎是命定，甚难改变。这种看法，出于种族歧视、宗教传统而根深蒂固，是欧洲帝国主义环球在“落后地区”殖民的“理论基础”。
　　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长期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政府更如走马灯似地轮流更换，但始终无法摆脱穷籍。所以如此，众说纷纭。最近，秘鲁学者狄苏图（曾为秘鲁前总统藤森的顾问，其主持的“自由及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被誉为世界第二具影响力的智囊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不可思议的资本——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在其他地方失败？》，获得弗里德曼、科斯、撒切尔夫人和数名第三世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
　　作者在书中经过小心实证研究，推翻了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命定说。狄苏图的结论是，穷国之穷，在于没有清楚界定私有产权、官僚腐败及无效率，令情况不可收拾的是，这些国家的法律俱为维护制度而设，若能打开此一死结，第三世界穷国便会和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富强之路。作者对法律界深痛恶绝，认为法律界是既得利益者的“帮凶”，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狄苏图对穷国的描述是这样的：人民不知道自己合法地拥有什么，他们没有所居住的物业及土地产权（这意味着政府随时可以收回），因此不能买卖，即使他们做小生意，亦因为没有经营执照亦没有公司法可依循而非常不实在，不敢把利润再投资，资金完全不能发挥效用，结果生意无法拓展。加上政府苛征暴敛，人民根本缺乏赚钱和累积财富的诱因。根据世界银行界定的标准，贫穷线定在每日收入1美元以下，世界生活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1987年为11亿，1999年增至12亿。不过，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加上人均收入普遍增加，以百分比而言，这十多年来脱离贫穷线的人愈来愈多。
　　狄苏图认为，生活在贫穷线下的第三世界国家穷人，如果给予适当机会（包括保护私产的法治制度和“与人为善”的政府），一样会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能力与种族、宗教、聪明和愚蠢等无关。他指出，这些穷国地下经济的蓬勃和充满生机，小商人富有创意、充满活力和精于讨价还价，便是明证。
　　除了私权不明确，狄苏图认为政府贫污腐败，亦是另一穷国无法翻身的病源。狄苏图为了彻底了解秘鲁官僚机构如何妨碍进步，依照政府颁布的法例规章，为开设一家雇请一名工人的制衣厂办理登记手续，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共耗时289天（平均每天工作六小时），缴交各项收费共达1231美元（为最低月薪的31倍）后，才领取到经营执照！必须强调的是，如果狄苏图肯付“黑钱”，“一切好办”，当然亦不必花这么多时间和手续费。
　　菲律宾、埃及、海地和墨西哥等国的情况似乎还要差。官府层层盘剥，人民不胜其烦，为了生计，只好绕过政府“自己执生”（用自己的方法谋生）。第三世界国家因此“非法”的物事特别多，而“非法”的物事一多，官员敲诈、黑社会勒索的机会亦相应增加。
　　由于私有产权无法确立，第三世界国家遂出现“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对立的经济体系（formal vs informal），前者是大财团大家族把持的生意，他们竞争甚烈，但地点不在市场而在官府，这即是说，他们在勾官结府上互出奇谋，贿赂公行的手法出神入化，以夺取公共工程、专利权和其他老百姓、小商人无法分享的种种特权。“非正式”经济是由没有任何产权的小商人形成的经济圈，政府只会榨取而没有予他们任何方便，但仔细观察这种不必缴费不必纳税的“地下经济”，狄苏图发现小商人极富创意和创业精神。
　　狄苏图建议第三世界国家法律界不可只维护既得利益，要有改革产权法例的勇气，而政府更要大刀阔斧，“分田分地”给“原住民”。据他考证，19世纪美国国会“非常勉强地”立法把产权分配给土地霸占者（Squatting Settlers）和开矿者，为美国经济繁荣奠下基础，如果这些人没有产权，不难想像，肯塔基和加州等地现在仍是荒漠一片。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