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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维修赣江大堤的过程中发现青铜器，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最多、器种最丰富的一次，铸工精细，特色鲜明，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商代，同一埋藏单位内出土如此之多的铜器、玉器，只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殷墟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陶器的数量则更是罕见。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空前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揭开了我国青铜文化研究新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种种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和揭示的奥秘，给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该遗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因而大洋洲青铜器群被誉为南方青铜王国（图一）。
器物种类丰富
大洋洲出土青铜器大致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5大类，多数设计别致，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孤品。青铜容器10种48件，按用途可以分为炊器、食器和酒器3类。炊器有鼎、鬲、甗3种，38件；食器有假腹豆、假腹簋2种，2件；酒器有壶、卣、罍、瓿、瓒5种，8件。鼎，30件，有圆鼎、方鼎（图二）、瓿形鼎、鬲鼎4个亚种，瓿形鼎、鬲鼎是新见器种。圆鼎21件，依足部形态可以分为锥足圆鼎、柱足圆鼎和扃足圆鼎3种，其中扃足还有虎形足、夔形足、鱼形足数种，有的双耳上有卧虎或立鸟，不一而足，卧虎耳者，对应的三足一定是虎形扁足。鬲，5件，有分裆鬲、联裆鬲和折肩鬲3个亚种。甗，3件，依足部形态可分为四足甗和三足甗2个亚种，四足甗在商代罕见，器体高大厚重，堪称“中华甗王”。卣，3件，依腹部形态可分为方腹卣和圆腹卣2种，方腹卣腹部作对穿的“十字”形，造型新颖。乐器有铙、鎛2种，4件。
青铜兵器有矛、戈、刀、镞、钺、勾戟、宽刃剑、匕首、锋刃器、胄和鳟等11种，232件，种类齐全，勾戟、宽刃剑、匕首、锋刃器、宽翼镞（图三）等均为以前罕见器物，地方特色鲜明。矛35件，依其基本形制，有短骸矛、长骸矛、骸特短柳叶形矛和异形矛4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戈28件，依其基本形制，大体可分直内、曲内和短胡或长胡3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镞133件，依其基本形制，可分为长脊宽翼镞、短脊窄翼镞、长脊短翼镞和异形镞4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
青铜工具有农具、渔具和手工工具3类17种，126件。手工工具有修刀、刻刀、刀、砧、锥、凿和爿斤等7种，83件，自成体系。农具有犁铧（图四）、锸、耒、耜、铲、镰（图五）、铚、锛、钁等9种，28件，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出现，包括开荒垦土、中耕锄草、收割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基本农具（图六），有的农具还在使用中被磨损，表明其属于实用农具。青铜农具的使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杂器有双面人形神器、伏鸟虎、羊角兽面、箕形器等16种，65件。伏鸟青铜虎（图七），形似虎尊，虎首平视，粗颈筒腹，张口呲牙，凸目粗眉，双耳高耸，双尾后垂，四足下抓，作鸟爪状，作半卧欲起势；背脊突出，一方形假盖与背部浑铸一体，短尾鸟形钮，该鸟昂首，尖喙圆睛，正视前方，气宇轩昂；腹底中空，腹内有一小系，周身饰云雷纹。此器无盖无底，与湖南等地出土的肖形铜器不同，把它称为虎尊，似乎不妥。此物非鸟非虎，虎鸟合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动物品种。虎形体大，造型奇特，神态诡异，外表透露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诡谲、仙逸的神气，把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了极致，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
器物组合独特
大洋洲青铜器群自成体系，与中原商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器物组合个性鲜明。以方鼎、圆鼎、鬲、唐瓦（图八）为中心的重食组合是吴城文化青铜器最为突出的特色，与同时期中原商代文化以觚、爵为中心的重酒组合有别。大洋洲出土青铜容器48件，酒器仅有卣、罍等8件贮酒器，缺少中原商文化中常见的觚、爵一类饮酒器。酒器觚、爵既是中原殷人酒政的物化形态，也是殷商青铜礼制的核心，这种组合，大体相当于周代的鼎、簋（图九）组合，是区分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可以根据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差异，特别是青铜觚、爵的套数，来判断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原以小型编铙和石磬为基本乐器，在高级贵族墓中往往成组出土，吴城文化中没有此类器物，而是以大型铙、镈为乐器，这是二者在乐器上的差别。在三代社会，青铜容器和乐器被视作宗庙重器，供社会上层人士专用，即所谓“器以藏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被当作“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根本。所以，礼器的组合方式不仅充分体现了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更反映了使用者当时所处社会的礼制和文化性质。
青铜礼器中重视鼎，以扁足鼎为主是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又一特色。大洋洲青铜器群，鼎数量多，造型多变，装饰丰富，有方鼎、圆鼎、鬲鼎、瓿形鼎之分，有锥足鼎、柱足鼎、虎形扁足鼎（图十）、鱼形扁足鼎、夔形扁足鼎之别，48件容器中，鼎就有30件，占62.5%；30件鼎中，扁足鼎14件，在同时期的商代遗址中是极其罕见的。在中原地区，方鼎是礼制的核心，扁足鼎比较少见，殷墟二期以后更少。这说明吴城文化在接受中原青铜器和相关礼制的时候，只是在形式上加以模仿，对其内涵却不一定全盘接受，有所保留和选择，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地方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该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吴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
吴城文化诸遗址和墓葬中不见觚、爵，不仅仅是随葬品种类的不同，它们可以从深层折射出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社会习俗、礼仪制度和文化传统。吴城文化的基本陶器鬲、罐是炊器和盛贮器，代表的是重食的文化传统，与殷人以觚、爵为中心组合的酒器所表现的酒政明显不同，与周人的重食作风相似，这是吴城文化不属于商文化的绝好证明。
造型艺术瑰丽 吴城文化青铜器是在商文化的影响、启发下产生的，因而，在器物造型上，尤其是青铜容器，学习、模仿商式青铜器，当地工匠们在铸造青铜器时，大多以商式青铜器为蓝本。当然，在模仿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造型艺术特色，绝大多数器物比例匀称，协调美观，器形屡有创新（图十一）。
对中原青铜器略加改造，形成新器形。比如，在中原，青铜卣、瓿，是酒器，多圈足器，大洋洲的2件圆腹卣，提梁、器盖、器腹的造型、装饰风格基本与商式青铜器相同，但没有圈足，代之以3个与器腹相联的空锥状足，是中原地区圆腹卣与锥足鼎相结合产生的新器形；大洋洲的2件瓿形鼎，器腹是中原地区流行的圆肩瓿，锯掉圈足，外加3只半环状柱足，口沿加上2只半环状耳，改造成了一种新的器物，上述2种器物，功能也应随造型改变，由酒器变成了炊器，加三足的目的，主要是便于直接架在火上炊煮。缵（图十二），是在二里岗期矮体觚下腹部加一个玉圭形柄产生的新器形。提梁方腹卣（图十三），将腹部改造成四通的十字形；兽面纹双层底方鼎，将腹部改造成假腹形，并在一面开设一个可以随意开启的小门，把炊器改造成了温鼎；立鹿四足甗，可能因器体太大，模仿四足方鼎，将通行的三足甗改造成四足式样；云雷纹假腹豆，是模仿吴城文化四期假腹陶豆的造型铸造的；假腹簋，模仿当地极为盛行的假腹陶豆将簋腹部改造成假腹形；云纹勾戟，是中原地区的长条形刀与三角援戈组合而成的新器形。这些器物改造后，成了造型新颖的器种，前所未见，风格清新。青铜鬲在殷墟时期已很少见，大洋洲土了5件鬲，模仿吴城文化的同类陶器制作，折肩鬲（图十四）是模仿折肩陶罐与青铜甗下半部分鬲的造型设计的，风格独特。双面神人头像、伏鸟双尾虎2件杂器造型别致，也是殷墟青铜器所没有的器型。模仿本地的陶器、木器、石器铸造青铜工具或武器（图十五、图十六）。
乐器没有模仿商式青铜器，而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进行创造。大洋洲青铜乐器包括3件大铙（图十七）和1件铸，器体高大，装饰风格粗犷，与商式乐器小铜铃、小编铙不同。考古发现资料表明，这类乐器以大洋洲出土者时代最早，主要流行在湘、赣、浙、苏、鄂五省的长江以南的百越文化区。
装饰题材多样
大洋洲青铜器群中的绝大部分容器、乐器、艺术品和部分工具、武器，器表都饰有花纹，且装饰手段多样，技法高超，以表现技法而言，有圆雕、浮雕、镂雕和线刻数种，以细线刻最为常见；以构图手法而言，有写实的造型、抽象的图案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写实作品。圆雕皆为动物造型，一般是以分铸法单独浇铸成形，然后用浑铸法附铸于鼎、唐瓦双耳以及镈（图十八）的舞部和双尾虎的背部，其纹样题材有虎、鸟、鹿等，皆为十分写实的动物形象，造型生动，比例适当，一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浮雕主要有四羊罍（图十九）肩部的4个羊首，提梁卣提梁两端的兽首等。镂雕主要有扁足鼎的虎形扁足、鱼鳍状扁足，其构图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单独浇铸成形，然后与鼎腹铸接。
大洋洲青铜器的装饰渊源于中原商文化，当然，在仿造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造物理念乃至宗教观念，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了系统消化吸收，比如用云雷纹作主纹构成的兽面纹、横人字纹与双线弦纹组合成的带状纹作边饰、圆圈纹与双线弦纹组合成的带状纹作边饰、高扉棱等独特的装饰纹样，鼎耳上的圆雕卧虎、立鸟、透雕虎形扁足，唐瓦耳上的圆雕立鹿，3件曲内戈内部虎头的造型，也别具一格。大洋洲青铜器群的装饰纹样非常丰富，主要有兽面纹、夔纹、虎纹、鹿纹、羊首纹、牛首纹、鸟纹、龟纹、鱼纹、蝉纹、龙纹、蛇纹、人首纹、目纹、云雷纹、圆涡纹、圆圈纹、横人字纹、蕉叶纹和高扉棱等20多种，而且每一种纹样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构图，其中以兽面纹最为复杂多变。大多数兽面纹为单层花，以云雷纹构成，没有地纹，与同期中原青铜器以云雷纹为地纹构成兽面纹的风格大异其趣。
虎纹被大量使用，其表现技法，既有十分写实的圆雕和线刻，圆雕伏鸟虎、9件卧虎耳鼎和箕形器柄部的线刻虎纹；又有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的镂雕，9件扁足鼎的三足、3件虎头曲内戈的内部；还有十分图案化的抽象虎头兽面纹，如3件柱足圆鼎的足部。可以说，以虎纹为装饰母题是吴城文化青铜装饰艺术最为突出的特点。
大洋洲青铜器群装饰工艺值得一提的还有玉石镶嵌技术。用绿松石在青铜器表面上镶嵌出花纹的工艺始于二里头文化。大洋洲出土了大量绿松石泡、片，可能都是青铜器上的镶嵌件，以出土的青铜戈、矛为例，23件直内戈中，就有4件戈的内部镶嵌有数量不等的绿松石片，如1件直内戈，内部前段一穿，后段双面均有方框式凹面，镶嵌满绿松石片，计13排，每排8-10片不等。5件曲内戈中，有3件虎头戈的虎首圆睛中镶嵌有绿松石，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另有一件短骸柳叶形矛（图二十），叶面中脊镂空出一排横人字纹，镶嵌有绿松石。
大洋洲青铜器群其数量之众多、造型之奇特、铸造之精美、纹饰之丰富，都是同时期南方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尤其是一些富有地方特点的器物和首次发现的青铜器，如立耳上饰圆雕卧虎的扁足鼎、四足觑、伏鸟虎、假腹豆（图二十一）、云纹铙、宽翼镞、犁铧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地区或是首次出土者，绝大部分应是在当地铸造。这些铜器有共存关系，对于研究其年代、组合、用途、器形和纹饰的地方特点，乃至对研究当时的文明进程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大洋洲青铜器与商时期唯一已开采的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以及樟树吴城城址、新干牛城城址一起，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繁荣发达的南方青铜王国。
（责任编辑：阮富春）
器物种类丰富
大洋洲出土青铜器大致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5大类，多数设计别致，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孤品。青铜容器10种48件，按用途可以分为炊器、食器和酒器3类。炊器有鼎、鬲、甗3种，38件；食器有假腹豆、假腹簋2种，2件；酒器有壶、卣、罍、瓿、瓒5种，8件。鼎，30件，有圆鼎、方鼎（图二）、瓿形鼎、鬲鼎4个亚种，瓿形鼎、鬲鼎是新见器种。圆鼎21件，依足部形态可以分为锥足圆鼎、柱足圆鼎和扃足圆鼎3种，其中扃足还有虎形足、夔形足、鱼形足数种，有的双耳上有卧虎或立鸟，不一而足，卧虎耳者，对应的三足一定是虎形扁足。鬲，5件，有分裆鬲、联裆鬲和折肩鬲3个亚种。甗，3件，依足部形态可分为四足甗和三足甗2个亚种，四足甗在商代罕见，器体高大厚重，堪称“中华甗王”。卣，3件，依腹部形态可分为方腹卣和圆腹卣2种，方腹卣腹部作对穿的“十字”形，造型新颖。乐器有铙、鎛2种，4件。
青铜兵器有矛、戈、刀、镞、钺、勾戟、宽刃剑、匕首、锋刃器、胄和鳟等11种，232件，种类齐全，勾戟、宽刃剑、匕首、锋刃器、宽翼镞（图三）等均为以前罕见器物，地方特色鲜明。矛35件，依其基本形制，有短骸矛、长骸矛、骸特短柳叶形矛和异形矛4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戈28件，依其基本形制，大体可分直内、曲内和短胡或长胡3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镞133件，依其基本形制，可分为长脊宽翼镞、短脊窄翼镞、长脊短翼镞和异形镞4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
青铜工具有农具、渔具和手工工具3类17种，126件。手工工具有修刀、刻刀、刀、砧、锥、凿和爿斤等7种，83件，自成体系。农具有犁铧（图四）、锸、耒、耜、铲、镰（图五）、铚、锛、钁等9种，28件，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出现，包括开荒垦土、中耕锄草、收割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基本农具（图六），有的农具还在使用中被磨损，表明其属于实用农具。青铜农具的使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杂器有双面人形神器、伏鸟虎、羊角兽面、箕形器等16种，65件。伏鸟青铜虎（图七），形似虎尊，虎首平视，粗颈筒腹，张口呲牙，凸目粗眉，双耳高耸，双尾后垂，四足下抓，作鸟爪状，作半卧欲起势；背脊突出，一方形假盖与背部浑铸一体，短尾鸟形钮，该鸟昂首，尖喙圆睛，正视前方，气宇轩昂；腹底中空，腹内有一小系，周身饰云雷纹。此器无盖无底，与湖南等地出土的肖形铜器不同，把它称为虎尊，似乎不妥。此物非鸟非虎，虎鸟合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动物品种。虎形体大，造型奇特，神态诡异，外表透露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诡谲、仙逸的神气，把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了极致，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
器物组合独特
大洋洲青铜器群自成体系，与中原商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器物组合个性鲜明。以方鼎、圆鼎、鬲、唐瓦（图八）为中心的重食组合是吴城文化青铜器最为突出的特色，与同时期中原商代文化以觚、爵为中心的重酒组合有别。大洋洲出土青铜容器48件，酒器仅有卣、罍等8件贮酒器，缺少中原商文化中常见的觚、爵一类饮酒器。酒器觚、爵既是中原殷人酒政的物化形态，也是殷商青铜礼制的核心，这种组合，大体相当于周代的鼎、簋（图九）组合，是区分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可以根据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差异，特别是青铜觚、爵的套数，来判断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原以小型编铙和石磬为基本乐器，在高级贵族墓中往往成组出土，吴城文化中没有此类器物，而是以大型铙、镈为乐器，这是二者在乐器上的差别。在三代社会，青铜容器和乐器被视作宗庙重器，供社会上层人士专用，即所谓“器以藏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被当作“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根本。所以，礼器的组合方式不仅充分体现了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更反映了使用者当时所处社会的礼制和文化性质。
青铜礼器中重视鼎，以扁足鼎为主是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又一特色。大洋洲青铜器群，鼎数量多，造型多变，装饰丰富，有方鼎、圆鼎、鬲鼎、瓿形鼎之分，有锥足鼎、柱足鼎、虎形扁足鼎（图十）、鱼形扁足鼎、夔形扁足鼎之别，48件容器中，鼎就有30件，占62.5%；30件鼎中，扁足鼎14件，在同时期的商代遗址中是极其罕见的。在中原地区，方鼎是礼制的核心，扁足鼎比较少见，殷墟二期以后更少。这说明吴城文化在接受中原青铜器和相关礼制的时候，只是在形式上加以模仿，对其内涵却不一定全盘接受，有所保留和选择，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地方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该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吴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
吴城文化诸遗址和墓葬中不见觚、爵，不仅仅是随葬品种类的不同，它们可以从深层折射出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社会习俗、礼仪制度和文化传统。吴城文化的基本陶器鬲、罐是炊器和盛贮器，代表的是重食的文化传统，与殷人以觚、爵为中心组合的酒器所表现的酒政明显不同，与周人的重食作风相似，这是吴城文化不属于商文化的绝好证明。
造型艺术瑰丽 吴城文化青铜器是在商文化的影响、启发下产生的，因而，在器物造型上，尤其是青铜容器，学习、模仿商式青铜器，当地工匠们在铸造青铜器时，大多以商式青铜器为蓝本。当然，在模仿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造型艺术特色，绝大多数器物比例匀称，协调美观，器形屡有创新（图十一）。
对中原青铜器略加改造，形成新器形。比如，在中原，青铜卣、瓿，是酒器，多圈足器，大洋洲的2件圆腹卣，提梁、器盖、器腹的造型、装饰风格基本与商式青铜器相同，但没有圈足，代之以3个与器腹相联的空锥状足，是中原地区圆腹卣与锥足鼎相结合产生的新器形；大洋洲的2件瓿形鼎，器腹是中原地区流行的圆肩瓿，锯掉圈足，外加3只半环状柱足，口沿加上2只半环状耳，改造成了一种新的器物，上述2种器物，功能也应随造型改变，由酒器变成了炊器，加三足的目的，主要是便于直接架在火上炊煮。缵（图十二），是在二里岗期矮体觚下腹部加一个玉圭形柄产生的新器形。提梁方腹卣（图十三），将腹部改造成四通的十字形；兽面纹双层底方鼎，将腹部改造成假腹形，并在一面开设一个可以随意开启的小门，把炊器改造成了温鼎；立鹿四足甗，可能因器体太大，模仿四足方鼎，将通行的三足甗改造成四足式样；云雷纹假腹豆，是模仿吴城文化四期假腹陶豆的造型铸造的；假腹簋，模仿当地极为盛行的假腹陶豆将簋腹部改造成假腹形；云纹勾戟，是中原地区的长条形刀与三角援戈组合而成的新器形。这些器物改造后，成了造型新颖的器种，前所未见，风格清新。青铜鬲在殷墟时期已很少见，大洋洲土了5件鬲，模仿吴城文化的同类陶器制作，折肩鬲（图十四）是模仿折肩陶罐与青铜甗下半部分鬲的造型设计的，风格独特。双面神人头像、伏鸟双尾虎2件杂器造型别致，也是殷墟青铜器所没有的器型。模仿本地的陶器、木器、石器铸造青铜工具或武器（图十五、图十六）。
乐器没有模仿商式青铜器，而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进行创造。大洋洲青铜乐器包括3件大铙（图十七）和1件铸，器体高大，装饰风格粗犷，与商式乐器小铜铃、小编铙不同。考古发现资料表明，这类乐器以大洋洲出土者时代最早，主要流行在湘、赣、浙、苏、鄂五省的长江以南的百越文化区。
装饰题材多样
大洋洲青铜器群中的绝大部分容器、乐器、艺术品和部分工具、武器，器表都饰有花纹，且装饰手段多样，技法高超，以表现技法而言，有圆雕、浮雕、镂雕和线刻数种，以细线刻最为常见；以构图手法而言，有写实的造型、抽象的图案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写实作品。圆雕皆为动物造型，一般是以分铸法单独浇铸成形，然后用浑铸法附铸于鼎、唐瓦双耳以及镈（图十八）的舞部和双尾虎的背部，其纹样题材有虎、鸟、鹿等，皆为十分写实的动物形象，造型生动，比例适当，一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浮雕主要有四羊罍（图十九）肩部的4个羊首，提梁卣提梁两端的兽首等。镂雕主要有扁足鼎的虎形扁足、鱼鳍状扁足，其构图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单独浇铸成形，然后与鼎腹铸接。
大洋洲青铜器的装饰渊源于中原商文化，当然，在仿造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造物理念乃至宗教观念，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了系统消化吸收，比如用云雷纹作主纹构成的兽面纹、横人字纹与双线弦纹组合成的带状纹作边饰、圆圈纹与双线弦纹组合成的带状纹作边饰、高扉棱等独特的装饰纹样，鼎耳上的圆雕卧虎、立鸟、透雕虎形扁足，唐瓦耳上的圆雕立鹿，3件曲内戈内部虎头的造型，也别具一格。大洋洲青铜器群的装饰纹样非常丰富，主要有兽面纹、夔纹、虎纹、鹿纹、羊首纹、牛首纹、鸟纹、龟纹、鱼纹、蝉纹、龙纹、蛇纹、人首纹、目纹、云雷纹、圆涡纹、圆圈纹、横人字纹、蕉叶纹和高扉棱等20多种，而且每一种纹样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构图，其中以兽面纹最为复杂多变。大多数兽面纹为单层花，以云雷纹构成，没有地纹，与同期中原青铜器以云雷纹为地纹构成兽面纹的风格大异其趣。
虎纹被大量使用，其表现技法，既有十分写实的圆雕和线刻，圆雕伏鸟虎、9件卧虎耳鼎和箕形器柄部的线刻虎纹；又有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的镂雕，9件扁足鼎的三足、3件虎头曲内戈的内部；还有十分图案化的抽象虎头兽面纹，如3件柱足圆鼎的足部。可以说，以虎纹为装饰母题是吴城文化青铜装饰艺术最为突出的特点。
大洋洲青铜器群装饰工艺值得一提的还有玉石镶嵌技术。用绿松石在青铜器表面上镶嵌出花纹的工艺始于二里头文化。大洋洲出土了大量绿松石泡、片，可能都是青铜器上的镶嵌件，以出土的青铜戈、矛为例，23件直内戈中，就有4件戈的内部镶嵌有数量不等的绿松石片，如1件直内戈，内部前段一穿，后段双面均有方框式凹面，镶嵌满绿松石片，计13排，每排8-10片不等。5件曲内戈中，有3件虎头戈的虎首圆睛中镶嵌有绿松石，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另有一件短骸柳叶形矛（图二十），叶面中脊镂空出一排横人字纹，镶嵌有绿松石。
大洋洲青铜器群其数量之众多、造型之奇特、铸造之精美、纹饰之丰富，都是同时期南方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尤其是一些富有地方特点的器物和首次发现的青铜器，如立耳上饰圆雕卧虎的扁足鼎、四足觑、伏鸟虎、假腹豆（图二十一）、云纹铙、宽翼镞、犁铧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地区或是首次出土者，绝大部分应是在当地铸造。这些铜器有共存关系，对于研究其年代、组合、用途、器形和纹饰的地方特点，乃至对研究当时的文明进程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大洋洲青铜器与商时期唯一已开采的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以及樟树吴城城址、新干牛城城址一起，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繁荣发达的南方青铜王国。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