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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指战员共有2.2万余人被俘。朝鲜停战协议签定后，作战双方交换战俘，但这2.2万人中只有7110人回归祖国，其余14000多人则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为了回归祖国，这些人进行了坚韧的抗争……
惨烈战火中不幸被俘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指战员共有2.2万余人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余人、营级干部30余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我（本文作者张泽石）所在的60军180师。这是因为我们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先以疲惫饥饿之师奉命于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在经受重大伤亡撤过北汉江后复又奉命返回南岸抢运全兵团伤员，加上两翼友邻部队过早撤离，全师遂陷入重围。师领导决定分散突围，指战员们各自拼死战斗最终仅突围出去4000余人，不少人在突围途中牺牲，而有4000余人在未被打死、饿死、病死之前被美、韩军的搜山队伍抓捕。笔者即是在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作战双方交换战俘。自8月5日到9月6日，交换结束，志愿军战俘有5640人归来；加上同年4月提前遣返的1030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场）、经过解释归来的400多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共有7110人回归祖国。其余14000多人則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
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战俘回国
志愿军战俘在被俘初期大都陷入了严重的痛苦、迷惘、悲观的情绪之中。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也为自己打了败仗没有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拼命。
我们被俘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正当我们在日夜思念回归祖国时，美方却在谈判桌上提出了“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这首先违反了日内瓦战俘公约，拿我们战俘的命运来作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军管理当局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要求去台湾”。
美方派遣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物色变节者，再由美情报机构秘密送往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为各级俘虏官去控制战俘营。又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各种残酷刑罚。
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回归祖国的权利，我们开始自发地、秘密地成立了“回国小组”、“爱国主义小组”、“抗美援朝同盟”等等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革命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
1951年10月9日，巨济岛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变节者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要在“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证明：“中国战俘都是心向台湾”。此时，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镇压，80多个斗争骨干被抓到警备队毒打并转关入刑事监狱，年仅20岁的王绍其被打死。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战俘强制实施“遣返志愿甄别”，强行将志愿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并加以分别关押。特务及变节者们采用了一切手段阻止被俘人员表达回归祖国意愿。
在72战俘营，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共青团员林学逋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号召难友们回国，被大叛徒李大安用匕首剖腹挖心示众而壮烈牺牲。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拒绝去台湾也遭他的军校同学毒打致死。
71战俘营的战友们为激励72战俘营的难友表达回国意愿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致使三名难友遭受重伤；随后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和升起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遭到美方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甚至用坦克开进营场开枪屠杀。在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伤亡达300余人。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志愿军被俘人员有14000余人未表达回归祖国的愿望，其中大部分是在特务叛徒的匕首威逼下被裹胁进“自愿去台湾”的营场中的。当时，在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战俘大多数拒绝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去，我们总不能用刺刀强迫他们回去吧！”中方代表则严厉揭露和谴责了美方在“甄别”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停战谈判中断。
由各中国战俘营拼死冲出来的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对敌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孙振冠和我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营参加大会。我们迫使杜德将军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营并将我们全体战俘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忍受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对待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953年8月5日开始，我们唱着在集中营自己创作的战歌、流着激动的热泪、带着新生的喜悦陆续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祖国。
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国后被集中在辽宁昌图县，接受“归来人员管理处”的审查处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战俘营斗争完全被抹杀，更不承认领导这场斗争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是中共战俘营地下党组织。党团员的党团籍绝大多数被开除，不少人连军籍都被开除。由于在大家的档案中有了“系终生控制使用对象”那几个字.志愿军归俘们返乡后便家门难入、学校难进、就业难寻、婚姻难成，更不用说在后来20多年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处境。有的被逼得逃荒要饭，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
在我们回国26年后，有幸迎来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胡耀邦大力拨乱反正政策下，我们争取到中央发布（1980）第74号文件。该文件首先在政治上为志愿军归俘恢复了名誉，肯定了当年在战俘营“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文件规定了对志愿军归来人员的政治定性与处分进行复查处理办法。
文件明确指示由各军分区、人武部会同地方组织、民政部门负责落实政策。经过大家不断努力，多数难友还是恢复了党籍、军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我们便有了一种不再是国家等外公民的欣喜。
作为那场战争的幸存者，有痛苦、有欣慰、也有遗憾。遗憾的是：虽经反复申诉，我们的“共产主义团结会”至今未被中央承认为中共战俘营地下党组织；还有些难友至今未被落实政策，其中不少人已去世；还有不少人晚景凄凉，急需得到国家的关怀；最后，当年在战俘营爱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们，大多数尚未被评为烈士，他们的遗骸也尚未回归故土。
惨烈战火中不幸被俘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指战员共有2.2万余人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余人、营级干部30余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我（本文作者张泽石）所在的60军180师。这是因为我们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先以疲惫饥饿之师奉命于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在经受重大伤亡撤过北汉江后复又奉命返回南岸抢运全兵团伤员，加上两翼友邻部队过早撤离，全师遂陷入重围。师领导决定分散突围，指战员们各自拼死战斗最终仅突围出去4000余人，不少人在突围途中牺牲，而有4000余人在未被打死、饿死、病死之前被美、韩军的搜山队伍抓捕。笔者即是在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作战双方交换战俘。自8月5日到9月6日，交换结束，志愿军战俘有5640人归来；加上同年4月提前遣返的1030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场）、经过解释归来的400多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共有7110人回归祖国。其余14000多人則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
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战俘回国
志愿军战俘在被俘初期大都陷入了严重的痛苦、迷惘、悲观的情绪之中。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也为自己打了败仗没有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拼命。
我们被俘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正当我们在日夜思念回归祖国时，美方却在谈判桌上提出了“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这首先违反了日内瓦战俘公约，拿我们战俘的命运来作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军管理当局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要求去台湾”。
美方派遣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物色变节者，再由美情报机构秘密送往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为各级俘虏官去控制战俘营。又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各种残酷刑罚。
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回归祖国的权利，我们开始自发地、秘密地成立了“回国小组”、“爱国主义小组”、“抗美援朝同盟”等等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革命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
1951年10月9日，巨济岛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变节者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要在“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证明：“中国战俘都是心向台湾”。此时，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镇压，80多个斗争骨干被抓到警备队毒打并转关入刑事监狱，年仅20岁的王绍其被打死。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战俘强制实施“遣返志愿甄别”，强行将志愿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并加以分别关押。特务及变节者们采用了一切手段阻止被俘人员表达回归祖国意愿。
在72战俘营，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共青团员林学逋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号召难友们回国，被大叛徒李大安用匕首剖腹挖心示众而壮烈牺牲。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拒绝去台湾也遭他的军校同学毒打致死。
71战俘营的战友们为激励72战俘营的难友表达回国意愿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致使三名难友遭受重伤；随后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和升起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遭到美方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甚至用坦克开进营场开枪屠杀。在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伤亡达300余人。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志愿军被俘人员有14000余人未表达回归祖国的愿望，其中大部分是在特务叛徒的匕首威逼下被裹胁进“自愿去台湾”的营场中的。当时，在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战俘大多数拒绝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去，我们总不能用刺刀强迫他们回去吧！”中方代表则严厉揭露和谴责了美方在“甄别”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停战谈判中断。
由各中国战俘营拼死冲出来的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对敌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孙振冠和我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营参加大会。我们迫使杜德将军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营并将我们全体战俘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忍受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对待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953年8月5日开始，我们唱着在集中营自己创作的战歌、流着激动的热泪、带着新生的喜悦陆续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祖国。
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国后被集中在辽宁昌图县，接受“归来人员管理处”的审查处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战俘营斗争完全被抹杀，更不承认领导这场斗争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是中共战俘营地下党组织。党团员的党团籍绝大多数被开除，不少人连军籍都被开除。由于在大家的档案中有了“系终生控制使用对象”那几个字.志愿军归俘们返乡后便家门难入、学校难进、就业难寻、婚姻难成，更不用说在后来20多年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处境。有的被逼得逃荒要饭，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
在我们回国26年后，有幸迎来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胡耀邦大力拨乱反正政策下，我们争取到中央发布（1980）第74号文件。该文件首先在政治上为志愿军归俘恢复了名誉，肯定了当年在战俘营“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文件规定了对志愿军归来人员的政治定性与处分进行复查处理办法。
文件明确指示由各军分区、人武部会同地方组织、民政部门负责落实政策。经过大家不断努力，多数难友还是恢复了党籍、军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我们便有了一种不再是国家等外公民的欣喜。
作为那场战争的幸存者，有痛苦、有欣慰、也有遗憾。遗憾的是：虽经反复申诉，我们的“共产主义团结会”至今未被中央承认为中共战俘营地下党组织；还有些难友至今未被落实政策，其中不少人已去世；还有不少人晚景凄凉，急需得到国家的关怀；最后，当年在战俘营爱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们，大多数尚未被评为烈士，他们的遗骸也尚未回归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