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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那个特殊年月，拥有几万亩土地的西戈壁农场并不是“粮仓”，所种的粮食竟然不够本农场人吃。踢开生产闹革命的后果是水没浇到位，肥没有施下去，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没人去地里诚心诚意侍弄庄稼，土地能饶你？你哄地一时，地哄你一季。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求上级从别处调运供给，俗称“返销粮”：大人小孩按定额分配，职工每月每人十公斤，上学的、没上学的孩子按年龄段来定额。可定量只能维持全家饿不死，敞开吃？想都不要想，用不了十天就会锅底朝天。为了将口粮维系到月底，家家户户会在盛放粮食的口袋里放个小碗或缸子，一口袋粮吃多久，就靠它掂量着呢。怎么也要撑到月底，否则到时候端个盆子去到处借粮，不光丢脸，也不一定能借到。谁家能有多余的存粮啊？那时的三餐就跟我们住的地窝子一样简陋：早晚吃掺着土豆和白菜的糊糊，中午才吃干粮。如果胃里没有高粱面、玉米面蒸的发糕或铁锅饼子等“硬粮”顶着，就会不停吐酸水。
好在那时农场供应的返销粮都是大米和白面，有了这些细粮，就可以去多换些粗粮回来，以质换量，把肚皮哄饱。当时，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于是，在西戈壁农场就上演了许多“换粮”的故事。
换粮没有明文规定，都是私下里偷偷进行。一公斤白面换二点五公斤玉米面或高粱面;一公斤大米兑换三公斤左右的玉米面或高粱面。若遇到吝啬或大方的主家，换少了换多了，咬一下牙或者感激地一笑，也是常有的事情。
农场人换粮通常到兵团农六师师部五家渠以北的一〇二团梧桐窝子和一〇三团蔡家湖。这两个团场职工一般有余粮，因为他们持有城镇商品粮本，粮食供给量是西戈壁农场职工的两倍，粗粮占百分之七十，细粮占百分之三十。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他们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不能私自买卖，否则会被扣上各类“帽子”。西戈壁农场职工呢，即使手中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一个想以粗换细，一个想以细换粗，两边一拍即合“，供销渠道”就应运而生了，偷偷兑换粮食便也成了不能公开的秘密，但只能悄悄进行，否则遇到一些打着某些旗号的“组织”，轻则将粮食没收，重则会被扣上罪名或帽子，那结局就很难预料了。农场有一个人因为换粮，被送进了监狱，直到好几年后西戈壁农场实行土地承包制时才出来。
我们家四个孩子，四张嗷嗷待哺的嘴。父母天天发愁怎样让我们吃饱。家里那点口粮，让母亲难施巧妇之技，我们天天盼着她能变出热气腾腾的馒头，好吃个嘴圆肚圆。父亲和连队大多数职工一样，换粮成了他那些年休息之余的主要“工作任务”。而父亲决定去换粮的地方是我们西戈壁农场相邻的一〇三团。西戈壁农场和一〇三团处于一个平行线，都紧靠古尔班古特沙漠。一〇三团和农场四队相隔二十多公里。我父亲就经常走这条路去换粮。
这二十多公里属于北沙窝的戈壁地带，戈壁上生长了许多一人多高的梭梭林、大片大片的红柳和琵琶柴，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草木。虽处沙漠边缘，但这里冬季雪大、春夏雨水稠密，因此灌木长得极好。红柳开花时节，那些深浅不一的粉红花簇如锦缎般铺满天际，也不失为一片风景。这里是野兔、黄羊、狼、野猪、野驴的家园。在换粮途中，人们常常会和这些动物相遇，但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互不相扰。只是有一次父亲换粮，途中遇到了一只雪豹，可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前行不得，后退又怕雪豹扑上来，就盼着路上出现一个换粮的职工，或者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来壮壮胆。那天真是邪门，父亲和雪豹对峙足足半个小时，都没有盼来一个人。最后，雪豹退了，或许是肚子饱着，或许是觉得父亲对自己没有威胁吧，便打了一个嗝，朝天空吼了一声，不慌不乱地挪动步子，消失在梭梭林。见雪豹没了影子，父亲慌忙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回到家中。西戈壁经常有狼出没，狼个头小，和狼较量，在西戈壁职工中是常有的事，狼基本处于下风，父亲从没害怕过狼。但雪豹不一样，父亲说从望见的第一眼起，他就知道自己不是雪豹的对手。母亲从父亲脱下的衣服可以拧出水来，可见他当时有多恐惧。自父亲讲述他在沙漠中遇到雪豹时起，我一直都想搞明白，雪豹它本应该生活在天山深处的雪域之地，怎么会跑到离天山一百多公里的西戈壁农场的沙漠呢？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十多年后，我在西戈壁农场机关宣传科工作，农场车队的几个司机师傅去芨芨庙水库钓鱼，他们那天竟然在水库旁边的菜窖里捉到一只雪豹，同样让人搞不明白雪豹为什么会掉入菜窖。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动物保护意识，将雪豹弄上来，几个师傅立即给师部的动物专家打电话。专家来后看了说，这只雪豹可能因为追捕猎物或觅食而走出了大山，他建议放回大自然。我问雪豹为什么出现在沙漠深处，专家说：这不稀奇，西戈壁农场虽然离天山有一百多公里，可对一只想要填饱肚子的雪豹来说，跑这点距离，不费吹灰之力。雪豹为捕食会跑出很远，它还会嗅着雪山的气息返回雪山。
其实父亲换粮，走的并不是最近路线。一〇三团有好多连队，每个连队距离相差好几公里。家里没有自行车，担着或背着步行去换粮的，一般会翻过邓家沟干水库，去靠近团部的一连、二连。这些路段，坡陡沟深，车辆无法行驶。要骑自行车，必须绕道。父亲之所以常去蔡家湖一〇三团团部换粮，这也是有原因的。
蔡家湖一〇三团团部商店门前有个自行车修理铺，师傅姓陈。陈师傅当时五十多岁，是位兵团老战士。一九四六年在山东参军，所在部队原属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后来改编为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属王震将军领导的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时，部队又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步兵第十七師。在解放兰州战役中，陈师傅的胳膊上中了一颗子弹。伤好后，胳膊能抬起，却出不了大力，他不愿吃闲饭让部队养着。部队转业为生产建设部队后，团领导考虑到陈师傅是位战斗英雄，就专门让他在团部商店门前开了一间修车铺，一来他参军前在工厂做过工，懂些技术，二来让陈师傅有活做，服务团场职工，可谓两全其美。陈师傅很高兴，修车铺人多热闹，正合他的意。陈师傅热心肠，夏天凉开水，冬天酽茶，凡进商店买过东西后，那些团场老少有事没事总爱到陈师傅修车铺坐坐，天南海北地侃一阵，喝饱水方才乘兴而去。父亲那天在一〇三團换粮因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受人指点，父亲找到陈师傅，两人就认识了。两人都一嘴家乡口音，一开聊，竟然是老乡见老乡，两人同为江苏邳县人，父亲的家乡在运河镇，陈师傅的家乡在宿羊山镇，两地相隔不过十余里路。父亲一个堂弟的外祖父就是宿羊山人。真近呢，陈师傅更加高兴了，两人很是激动。链条接上后，陈师傅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来新疆二十多年了，今天可算是遇到家乡人了。亲不亲故乡人，咱不光是老乡，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今天一定到家里认个门，兄弟咱俩痛快地喝一杯，好好说说话。 陈师傅家在商店后边的一排平房中间，离修车铺不到二百米。那时兵团职工的住房类似于部队的营房，一排一排，整整齊齐。一排房子共六间，一家两间，各家根据人口情况，再自行分割。正是中午，陈师傅的老伴和上学的两个孩子都在家。陈师傅的老伴也是宿羊山人，得知父亲是老乡，心情也很好，一会儿工夫就从厨房里端出几个菜。一盘盐豆子炒鸡蛋正是父亲百吃不厌的家乡菜。父亲对倒着酒的陈师傅说：老哥，你也喜爱这口？陈师傅笑着说：家乡的味道走到哪儿也忘不掉啊。不要说是我们，就连我出生在这新疆的两个孩子，也随了我们的口味，喜欢吃这盐豆子，几天不吃，就嚷着他娘给做着吃。两杯酒下肚，陈师傅说：老哥啊，以后来换粮，不要挨门挨户地问了，我们团场也开始搞“运动”了。有些人整天不干正事，老是要抓这抓那的，要碰到他们，把你的粮食没收了也是干瞪眼。不过话说回来万一遇到什么难缠的人，你就说是我家的亲戚，再说我这个战斗英雄在团场人缘还不错，一般人不会跟我过不去。陈师傅的话不假，有好几次父亲被人抓住要没收粮食，都是凭着“陈师傅”三个字化险为夷的。那日陈师傅送父亲出门时，往父亲自行车上放了袋二十公斤的玉米面。父亲张口拒绝，陈师傅摆着手说：老哥，你就别客气了，你们西戈壁农场粮食供应的情况我知道，家家都难啊，老哥就不要推辞了。以后你来换粮，直接到我家里来。周围邻居我清楚，需要换粮的下家，我事先给你找好，要不就把要换的粮食放在我家，换起来方便，省得麻烦。初次见面，老乡就考虑得这么周全，让父亲很是感动。在这遥远的西部大戈壁的沙漠里，几句家乡话拉近了距离，温暖了人心，还解决了每个月换粮的天大难事。父亲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自行车后架上放了五十多公斤粮食，他一口气就驮回到家里。不知道是遇到老乡而激动呢，还是喝了几杯酒燃起了兴奋，抑或是为陈师傅无偿送的二十公斤粮食而喜不自胜，总之，回到家后父亲的话特别多，惹得母亲瞪了他好几次。那天我们几个孩子也特别高兴，饱餐了一顿，因为晚饭母亲不仅做了玉米面发糕和稠糊糊，还破天荒地不限量。晚上睡在炕上，我听母亲对父亲说：咱家穷没啥可送的，下次去把咱家养的兔子给老陈兄弟带上两只，也表表咱们的心意。
此后五六年，父亲去蔡家湖一〇三团换粮都找陈师傅。一九七五年秋天，忙完秋收秋播，父亲赶紧驮着二十公斤大米去陈师傅家。由于忙，父亲有两个多月没到陈师傅家了。那天父亲一早出发，等到中午，也没见陈师傅家的门打开。一家人全不见踪影。父亲有些奇怪，到修车铺一打听，才知道十几天前陈师傅接到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是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患了重病，他和老伴立马回了老家，两个孩子托给一个战友照料。修车铺的师傅问了父亲的姓名，知道了来者是谁。因为陈师傅走之前已做好了安排，如果父亲来换粮就直接去找团部的一位职工，这位职工是陈师傅的战友。听了修车铺师傅的话，父亲心里十分感激陈师傅想得周到，但他却不想麻烦陈师傅的战友，心想还是随便找个人家换粮吧，哪怕价格低一点也没关系。父亲打定主意后，不敢在团部周围转溜，便骑着自行车去离团部十多公里路的八连。原想着偏远点的连队防范应该松懈些，没想到怕啥来啥，刚进居民区，就被一个三十多岁背着枪的民兵堵住了。他瞧着车架上驮的大米问，是不是来换粮的？父亲知道马虎眼打不过去，就点点头承认了。那人说：我们连正在抓资本主义尾巴，你这种换粮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懂吗？幸亏碰到我，要是遇上别人，就直接没收，趁现在没人发现，你赶紧走吧。听了这话，父亲心里一惊，知道遇到了好人，他对背枪的人连连道谢，骑上车就急急忙忙离开了。父亲知道当天换粮肯定没戏了。但驮着大米他又不敢走大道，只有在远离公路的偏僻小道上行走，到家时天已摸黑，父亲将当天换粮的遭遇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得也一惊一乍的。她说，亏得咱们上辈子好事做多了才能遇到好人，要不然，大米被没收不说，再給你弄进去扣个什么帽子，定个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咱们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啊。父亲见母亲一脸愁色便宽慰道，不就是换个粮食吗？不是为了填肚子谁愿意担这个风险？可话又说回来，这种事又不是我一个在做，全西戈壁农场谁家不缺粮谁家不换粮，真要抓住又能怎样？父亲虽然嘴上硬，但心里盘算，决定在陈师傅回来之前，就不去一〇三团换粮了。他准备跑远点，到县城试试运气。
二
到县城换粮，母亲很担心，父亲嘴上轻松，其实心里也在打鼓。一没熟人，二摸不清县城的东南西北。但硬着头皮也得去，难道还指望母亲一妇道人家？倒不是母亲不能去换粮，在我家未购买自行车前，母亲和大姐也是换粮的主力，曾挑着担子走了将近二十公里去一〇三团换粮，一次来回把她俩累得够呛。有了自行车，连队换粮主力就变成了男人。那时我母亲不会骑自行车，父亲嘴上功夫又好，更容易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为自己多争取利益，既要能唱红脸，也要能唱白脸，一切都为了能多换点斤数。也别说，父亲每次兑换回来的粗粮，数量上都超过其他职工，为此他总像捡了很大便宜，给母亲汇报时常显露得意之色。
正当父亲犯愁时，我们家邻居占国旗将好事送上了门。占叔是浙江人，一九六八年从东海舰队复员来到西戈壁，在连队担任统计。占叔初中文化，办事利索，鬼点子特多。连队里让父亲佩服的人只有几个，他是其中一个。占叔家和我家一样，也有四个孩子，他家是三男一女，我们家是三女一男，平时两家孩子能玩到一块，我和占叔家那个叫北京的女孩同岁，是同学，平时我们两家就走得很亲。当时占叔的老伴正在县城医院住院，他刚在县城换回两袋子粗粮，兑换的价格和一〇三团差不多。得知父亲要去县城换粮，他马上给父亲出点子：医院里“臭老九”多，这类人家饭量不大，家里的粗粮吃不完，我给你找好人家，你下个星期到县城医院找我。父亲非常高兴，为换粮而堆积起愁云的额头，瞬间就舒展了。
才十一月底，西戈壁农场已经飘过两场小雪了，因为雪不大，有些地方还裸露着，但大地已被冻得结结实实。人们也早早穿上棉衣，骑自行车的都戴上了棉手套，否则抓不牢车把。父亲骑车出发的那天早晨，雾气一团，四十公里的黄土路大坑连着小坑，实在不好走。有的道路被漫过渠道的秋季大水冲垮，只好在渠岸上推车前行，更是费时费力。为了赶上约定时间，父亲走得很早，终于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赶到了县医院。占叔告诉父亲，已经找好了换粮的下家。占叔让父亲在医院门口稍等，不大一会儿就领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四十多岁的女大夫走到父亲跟前。占叔对女大夫说，这是我的邻居，也就是要跟你换粮的人。女大夫点点头对父亲说：现在县城也在抓这抓那的，咱们都小心一点，别让人抓住了。我家不远，出了医院拐过两个路口就到。我在前边带路，你在后边跟着就行。父亲悄悄叹口气，这日子弄得换粮像做贼一样。见父亲有些愣神，女医生又对父亲说：我说的话都记住了？父亲缓过神，忙说：好的好的，知道了，你在前边走，我跟着，我能看见你就行。 正是下班放学高峰，路上人多。父亲推着自行车，紧盯女大夫的背影，在人群中穿行，生怕跟丢了。拐过第一个路口，父亲正暗自庆幸没事，没想到拐第二个路口时，背后有人喊：站住！站住！父亲装作没听见，加快了脚步。背后的喊声变得急促响亮，明显带着怒气：那个推自行车的，立马站住！否则要开枪了！父亲的脚顿时停住，再不敢向前挪动。抬头看前面，带路的女大夫已经没影儿了。他转过身，一个戴红袖标的人正从路口一间类似岗哨的屋子里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杖长短的棍子，棍子上刷上了红漆，看上去特别刺眼。他朝天空用力地挥舞着棍子。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即使有一双翅膀恐怕也很难飞得出去，父亲只好等着。来者狠狠地瞪了父亲几眼，用手里的棍子敲打着父亲自行车上的大米口袋，边敲打边说：你跑啊，怎么不再跑啊，告诉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听话，小心子弹飞进你这脑壳。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红袖标”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去？父亲的三寸不烂之舌，此时却像锈住了，好一会才咕哝道：去老乡家。“红袖标”冷笑一声：去老乡家？你老乡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的？如果你路不熟，找不到人，我们纠察队可以带你去啊。原来碰到了纠察队的人，父亲顿时没了底气，他结结巴巴地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红袖标”嘿嘿两声冷笑：什么叫有关系？这关系可大了，老子是县纠察队的，专管你们这些给社会主义抹黑、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今天遇上我算你倒霉，你这自行车上驮的是什么，是大米吧？没二话，全部充公！说着话，“红袖标”麻利地解开捆绑大米的绳子，拎起那半口袋大米朝不远处的岗哨房走去。这可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啊，如果被“红袖标”没收了，这个月吃什么啊。父亲一下急了，顾不了太多，紧跟着“红袖标”进了岗哨房。多年后，父亲跟我们说起那天的情景：他不停地给“红袖标”说好话，肚子里的好话都说尽了，不断地做检讨，又连连作揖，差点给“红袖标”跪下了，没办法，最后甚至乞求“红袖标”让他拿一半走，好给老婆孩子一个交代，可那“红袖标”就是无动于衷。那可真是人穷志短啊，父亲说，那一次求人让他对这四个字有了切肤体会。“红袖标”或许为白捡的大米而暗自高兴，哪容煮熟的鸭子飞走。他跷着二郎腿，任父亲说啥都置之不理。父亲也横下心，不给大米就赖着不走，“红袖标”看父亲那架势开始耍横，对父亲吼道：你赶紧给我滚，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等叫人把你送到纠察队队部去，到时候你就是想走都走不了。父亲看出这家伙不是善茬，想白吞掉大米。但自己偷偷換粮，确实占不住理，让这帮人给定个什么罪名，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再纠缠下去，结果难料，万一自己真被抓了，就回不了家了。父亲无奈，只好先离开，他骑车子回县医院去找占叔叔。
父亲和占叔两人在西戈壁农场算是名人，当时农场职工有句口头禅，叫“龚昌盛（父亲）的‘嘴’，占国旗的‘鬼’”，意思是指父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中外古今的奇闻趣事，嘴巴上功夫厉害。而占叔的“鬼”是指他点子多，遇事最有办法，解决问题有智慧。
占叔见父亲自行车架上空空，便猜到出事了。没待占叔张嘴，父亲便急忙将大米被“红袖标”没收的事说了一遍。占叔听完，没有说什么，卷了一支莫合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一根烟抽完，他才问父亲：你有什么办法吗？父亲苦笑了一声：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办法还会来找你吗？“红袖标”说要把你送纠察队送了没有？没有，要送纠察队我还能站在这儿吗？岗哨房里就“红袖标”一人？是的。“红袖标”把你的大米拿进屋后，给外边打电话没有？没有。一问一答后，占叔有了主意。他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说：“红袖标”没有把你交给纠察队，又没有向上汇报，我估摸着，这个家伙十有八九想私吞。立刻走，速战速决，我們去要大米！父亲半信半疑：你说得简单，那“红袖标”能给你？占叔笑了笑：听我的，我自有办法。你听着，从现在起，站在你面前的就不是占国旗了，是谁呢？是咱西戈壁农场的革委会徐主任。徐主任？父亲疑惑。对，就是徐主任。怎么，看着不像吗？占叔身上的军衣虽然半新不旧，但军人气质还在，说他是西戈壁农场的徐主任，不识相的人谁会怀疑呢。父亲立马明白了，他被占叔这个既新奇又大胆的办法震惊了，不由得对占叔竖起大拇指，占叔的确鬼，这样的点子也只有他能想得出。父亲还有点担心：“红袖标”见过徐主任吗？他肯定没见过，我说我就是徐主任，他还能随我去西戈壁查去？到时候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占叔说。
快到下午上班时间，天空中飘起细细的雪粒，打在人的脸上生疼生疼。父亲蹬着自行车，驮着占叔来到岗哨。进了门，父亲眼睛急急一扫，还好，大米还在“红袖标”身后的屋墙角放着。“红袖标”正斜靠在椅子上端着茶缸子喝茶。占叔马上字正腔圆地背了一段当时流行的“语录”。“红袖标”慌忙从椅子上跳下来，站直身子，两手扶着桌子，也背了一段。没容“红袖标”喘气，占叔又背了两段较长的语录。这下“红袖标”接不上口了，嘴中结结巴巴。“红袖标”的狼狈，正是占叔要的结果。占叔给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马上对“红袖标”介绍说：同志，这是我们西戈壁农场革委会徐主任，是为我的事专门到这里来的。占叔边听边对“红袖标”点点头，“红袖标”把手伸出来，好几秒后，占叔才伸出手来握了握“红袖标”的手。“红袖标”嘴里连声说欢迎、欢迎首长检查工作，点头哈腰的，在占叔挺拔威武的身姿面前，他瞬间矮了半个头。西戈壁农场革委会主任这样的大人物大驾光临，或许让他感到激动，或许他觉得心虚，鼻尖上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汗珠。他顾不上擦汗，马上搬过椅子说：首长请坐、请坐。占叔摆摆手没有坐下，他又问“红袖标”：你们是属于哪个组织的？领导叫什么名字？“红袖标”连忙一一做了回答。占叔边听边点头：很好，你们组织的刘主任，我和他非常熟悉，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占叔指着父亲对“红袖标”说：这位老同志也是吃糠的（那时有四种人被称为纯粹革命队伍的人，即吃过糠、扛过枪、渡过江、负过伤），不过嘛，他家庭人口多，阶级觉悟低了些，偷偷出来换粮。他的这种做法给我们贫下中农丢脸，也给我们西戈壁农场抹黑，对他的这种行为，我们农场会严厉地批评教育，今天我过来，就是要把这“罪证”拿回去，让他写出深刻的检查，接受全场大会的批判。占叔边说着，边走到墙角，拎起米袋子，递给父亲说：还不赶快回去写检查。“红袖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眼看着父亲拿着大米口袋出了门，立马有些急了，他想去追，门已被占叔堵住了，占叔紧紧攥住“红袖标”的手说：你今天的做法很好，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同志，你姓什么？下次开会时见到刘主任，我一定让他表扬你。另外，我代表西戈壁农场革委会和全场的革命战友，欢迎你到农场检查指导革命工作。 “红袖标”在占叔云里雾里的语言迷魂阵里，头晕眼花，分不出东南西北，眼睁睁看着占叔跟我父亲离去，还不停地向占叔敬礼。
三
那天晚上，父亲又驮着大米回到家中。母亲一望就知道粮没换成，但她什么也没说。母亲做人，这点特叫人佩服，无论遇到什么事特别是不顺心的事，她从来不会去追问。当一切平静，别人想说什么，自然会说，当别人正怀揣一股子闷气或正恼怒之时，千万不能刨根问底。果然，吃过晚饭后，父亲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母亲。这次，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夸大其词，话里含有水分，他一五一十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母亲听得心惊肉跳，吓出了一身冷汗。母亲说：今天大米没被没收，应该是喜事啊。咱没做过啥坏事，不该倒霉啊。又赞叹道，他占叔这人有真本事，一般人可没有这道行。
那年占叔的老伴患的是食道癌，从医院回到西戈壁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占叔调到浙江老家淳安的一个林场工作，但他和父亲一直保持通信往来，掰手指算算占叔今年已经有八十多岁了，不知道他可还记得这些陈年旧事。
父亲两次出门换粮都不顺利，母亲说：你前两次去换粮，又惊又险让人捏把汗，光听你说，我的心都怦怦直跳，事不过三，你要是再去换粮准触霉头，下次我去吧。你去？父亲问。我去，母亲说，以前又不是没出门换过粮，你在家老实待着。我是个女人，碰到什么事，一哭二骂三上吊，也是个办法啊。母亲向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她说她要去换粮，父亲知道拦不住她。何况当初，母亲和我大姐都换过粮。
骑车换粮和走路去一〇三团换粮，走的不是同一条道。骑车走的路较为平坦，平常大车小车都走，路也压得瓷实，走路去，直接从连队牧工哈萨克族巴巴胡马家后边的邓家沟，翻过劳干大渠直奔一〇三团团部上游的二连或三连（那是徒步换粮直线最近的连队）。那时连队有一半人家购置了自行车，还有一半人靠脚力去换粮。母亲决定和别人搭伙走路去换粮，我们全家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一个人反对。
当西戈壁所有裸露的土地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星星还挂在天上，母亲就和十多个男女肩挑背驮地出门了。他们去了二连。母亲没有背那二十公斤大米，嫌不祥，她觉得这不祥需过段时间方能破解，万一被没收，那就欲哭无泪了。母亲背篓里是正下蛋的三只母鸡，怕鸡被捂死，她在装鸡的编织袋上铰了几个洞，好让鸡透气。为什么带鸡？一是来探探路，看看二连是不是戒备森严，有没有民兵站岗检查;二是万一被民兵抓住，也好说是走亲戚蒙混過关。
谁也没想到，母亲换粮出奇顺利。她找到了几年前换粮的那户人家，女主人不仅没把母亲当外人，还做了饭，热情招待了母亲。听说母亲想用三只鸡兑换一点粮食，女主人高兴得直拍手，说：大姐，太好了，比起你那细粮，我更想要鸡呢。那时节兵团团场不许职工搞家庭副业，不让饲养家禽，一切按计划供给，而肉、蛋供应又相对匮乏。三只鸡，女主人自己留了一只，另外两只她给了刚生了孩子的人家。用鸡兑换粮食，是头一遭，母亲和女主人一时不知怎么兑换才合适。母亲对女主人的热情感谢都来不及呢，就说：大妹子看着给就行了。女主人是个非常爽快的人，大概看母亲大老远来，确实不易，就说：三只鸡三十公斤玉米面可中？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了母亲的心理预期。她连忙说，中、中，可中了，可得劲了。女主人看了一下母亲的背篓说，这么多粮食，你怎么背得动呢？母亲说，大妹子，放心吧，淮海战役时我可是给咱部队送过军粮的，就这几十斤，我一气就可背回西戈壁呢。女主人夸母亲能干，就将两袋玉米面放进母亲的背篓，又从屋里拿出两个白面馒头塞给母亲说，大姐，带著路上吃。母亲没有客气，接过馒头，紧紧握住女主人的手说，谢谢！谢谢大妹子，有了你这几十斤，我们家这个月的日子就好过了啊。说着话母亲流下了眼泪。三只鸡居然换回三十公斤玉米面，那是大妹子照顾她啊。这份淳朴的真情，她一生感激，这辈子都无法忘记。那天母亲开心极了，至少在这个月，她不用为家里吃饭而发愁了。她背着三十公斤玉米面，一口气走了几十公里回到家，途中硬是没有歇脚。她心里高兴，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母亲把两个白面馒头完整带回了家，没有舍得吃一口。当晚我们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小块，看到我们吃得小心又香甜，母亲不由自主又淌下了眼泪。听说母亲用鸡兑换回了粮食，西戈壁农场的人好像开了窍，自家饲养的鸡、鸭、兔、鸽子都成了交易对象。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人竟然拿公鸡冒充正下蛋的母鸡去换粮，为了装得像，挖空心思，居然在公鸡屁眼里塞上乒乓球，还故意让人摸鸡屁股以证明鸡蛋的存在。团场职工实诚，按下蛋母鸡兑换了粮食。等鸡拉屎拉出了乒乓球，才知道上了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坑蒙拐骗之事虽然是个别人所为，但却极大损伤了西戈壁农场的名声，以致后来有人再拿鸡去换粮，常常招来人家的白眼。每每提起这事，西戈壁的人都很愤慨，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
换粮的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九七八年秋，我已经初中毕业，家里有了两辆自行车，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去一〇三团换粮。一〇三团团部修车铺的陈师傅已退休回老家好几年了。他不在的这几年，父亲积累了不少经验，用他自己的话，已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几个堡垒户。这次父亲并没有去堡垒户，而是直奔一〇三团最偏远的十四连。十四连在一〇三团沙漠深处，再往北就是人烟罕至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了。由于偏远，去换粮的人不多，兑换的数量要比其他地方多些。天高皇帝远，也不用担心有人检查，有很多人家都等着用粗粮兑换细粮，巴不得有人来换粮。因路途太远，父亲并不常来这里。这次带上我，一路上说说话，能让我长点见识，所以，父亲决定跑远些。那天换粮非常顺利，临走时还有几户没换上粮的人家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驮细粮过来。父亲答应说会来的。那是我头次换粮，也是我家最后一次换粮。此后没多久，西戈壁农场开始实行大包干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农场的经济有了大发展，粮食丰收了，每人的粮食供应量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供应的粮都吃不完，再也不用去换粮了。父亲答应还要去一〇三团十四连换粮的承诺落空了。最令人感到幸福的是那些让父母担惊受怕换粮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再后来，粮食供应的本本都作废了，想吃什么，直接去市场买就可以了。细粮上了家家餐桌，粗粮反而用来调剂口味了。
（本文选自：湖南文学 2019年07期）
在那个特殊年月，拥有几万亩土地的西戈壁农场并不是“粮仓”，所种的粮食竟然不够本农场人吃。踢开生产闹革命的后果是水没浇到位，肥没有施下去，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没人去地里诚心诚意侍弄庄稼，土地能饶你？你哄地一时，地哄你一季。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求上级从别处调运供给，俗称“返销粮”：大人小孩按定额分配，职工每月每人十公斤，上学的、没上学的孩子按年龄段来定额。可定量只能维持全家饿不死，敞开吃？想都不要想，用不了十天就会锅底朝天。为了将口粮维系到月底，家家户户会在盛放粮食的口袋里放个小碗或缸子，一口袋粮吃多久，就靠它掂量着呢。怎么也要撑到月底，否则到时候端个盆子去到处借粮，不光丢脸，也不一定能借到。谁家能有多余的存粮啊？那时的三餐就跟我们住的地窝子一样简陋：早晚吃掺着土豆和白菜的糊糊，中午才吃干粮。如果胃里没有高粱面、玉米面蒸的发糕或铁锅饼子等“硬粮”顶着，就会不停吐酸水。
好在那时农场供应的返销粮都是大米和白面，有了这些细粮，就可以去多换些粗粮回来，以质换量，把肚皮哄饱。当时，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于是，在西戈壁农场就上演了许多“换粮”的故事。
换粮没有明文规定，都是私下里偷偷进行。一公斤白面换二点五公斤玉米面或高粱面;一公斤大米兑换三公斤左右的玉米面或高粱面。若遇到吝啬或大方的主家，换少了换多了，咬一下牙或者感激地一笑，也是常有的事情。
农场人换粮通常到兵团农六师师部五家渠以北的一〇二团梧桐窝子和一〇三团蔡家湖。这两个团场职工一般有余粮，因为他们持有城镇商品粮本，粮食供给量是西戈壁农场职工的两倍，粗粮占百分之七十，细粮占百分之三十。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他们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不能私自买卖，否则会被扣上各类“帽子”。西戈壁农场职工呢，即使手中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一个想以粗换细，一个想以细换粗，两边一拍即合“，供销渠道”就应运而生了，偷偷兑换粮食便也成了不能公开的秘密，但只能悄悄进行，否则遇到一些打着某些旗号的“组织”，轻则将粮食没收，重则会被扣上罪名或帽子，那结局就很难预料了。农场有一个人因为换粮，被送进了监狱，直到好几年后西戈壁农场实行土地承包制时才出来。
我们家四个孩子，四张嗷嗷待哺的嘴。父母天天发愁怎样让我们吃饱。家里那点口粮，让母亲难施巧妇之技，我们天天盼着她能变出热气腾腾的馒头，好吃个嘴圆肚圆。父亲和连队大多数职工一样，换粮成了他那些年休息之余的主要“工作任务”。而父亲决定去换粮的地方是我们西戈壁农场相邻的一〇三团。西戈壁农场和一〇三团处于一个平行线，都紧靠古尔班古特沙漠。一〇三团和农场四队相隔二十多公里。我父亲就经常走这条路去换粮。
这二十多公里属于北沙窝的戈壁地带，戈壁上生长了许多一人多高的梭梭林、大片大片的红柳和琵琶柴，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草木。虽处沙漠边缘，但这里冬季雪大、春夏雨水稠密，因此灌木长得极好。红柳开花时节，那些深浅不一的粉红花簇如锦缎般铺满天际，也不失为一片风景。这里是野兔、黄羊、狼、野猪、野驴的家园。在换粮途中，人们常常会和这些动物相遇，但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互不相扰。只是有一次父亲换粮，途中遇到了一只雪豹，可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前行不得，后退又怕雪豹扑上来，就盼着路上出现一个换粮的职工，或者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来壮壮胆。那天真是邪门，父亲和雪豹对峙足足半个小时，都没有盼来一个人。最后，雪豹退了，或许是肚子饱着，或许是觉得父亲对自己没有威胁吧，便打了一个嗝，朝天空吼了一声，不慌不乱地挪动步子，消失在梭梭林。见雪豹没了影子，父亲慌忙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回到家中。西戈壁经常有狼出没，狼个头小，和狼较量，在西戈壁职工中是常有的事，狼基本处于下风，父亲从没害怕过狼。但雪豹不一样，父亲说从望见的第一眼起，他就知道自己不是雪豹的对手。母亲从父亲脱下的衣服可以拧出水来，可见他当时有多恐惧。自父亲讲述他在沙漠中遇到雪豹时起，我一直都想搞明白，雪豹它本应该生活在天山深处的雪域之地，怎么会跑到离天山一百多公里的西戈壁农场的沙漠呢？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十多年后，我在西戈壁农场机关宣传科工作，农场车队的几个司机师傅去芨芨庙水库钓鱼，他们那天竟然在水库旁边的菜窖里捉到一只雪豹，同样让人搞不明白雪豹为什么会掉入菜窖。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动物保护意识，将雪豹弄上来，几个师傅立即给师部的动物专家打电话。专家来后看了说，这只雪豹可能因为追捕猎物或觅食而走出了大山，他建议放回大自然。我问雪豹为什么出现在沙漠深处，专家说：这不稀奇，西戈壁农场虽然离天山有一百多公里，可对一只想要填饱肚子的雪豹来说，跑这点距离，不费吹灰之力。雪豹为捕食会跑出很远，它还会嗅着雪山的气息返回雪山。
其实父亲换粮，走的并不是最近路线。一〇三团有好多连队，每个连队距离相差好几公里。家里没有自行车，担着或背着步行去换粮的，一般会翻过邓家沟干水库，去靠近团部的一连、二连。这些路段，坡陡沟深，车辆无法行驶。要骑自行车，必须绕道。父亲之所以常去蔡家湖一〇三团团部换粮，这也是有原因的。
蔡家湖一〇三团团部商店门前有个自行车修理铺，师傅姓陈。陈师傅当时五十多岁，是位兵团老战士。一九四六年在山东参军，所在部队原属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后来改编为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属王震将军领导的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时，部队又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步兵第十七師。在解放兰州战役中，陈师傅的胳膊上中了一颗子弹。伤好后，胳膊能抬起，却出不了大力，他不愿吃闲饭让部队养着。部队转业为生产建设部队后，团领导考虑到陈师傅是位战斗英雄，就专门让他在团部商店门前开了一间修车铺，一来他参军前在工厂做过工，懂些技术，二来让陈师傅有活做，服务团场职工，可谓两全其美。陈师傅很高兴，修车铺人多热闹，正合他的意。陈师傅热心肠，夏天凉开水，冬天酽茶，凡进商店买过东西后，那些团场老少有事没事总爱到陈师傅修车铺坐坐，天南海北地侃一阵，喝饱水方才乘兴而去。父亲那天在一〇三團换粮因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受人指点，父亲找到陈师傅，两人就认识了。两人都一嘴家乡口音，一开聊，竟然是老乡见老乡，两人同为江苏邳县人，父亲的家乡在运河镇，陈师傅的家乡在宿羊山镇，两地相隔不过十余里路。父亲一个堂弟的外祖父就是宿羊山人。真近呢，陈师傅更加高兴了，两人很是激动。链条接上后，陈师傅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来新疆二十多年了，今天可算是遇到家乡人了。亲不亲故乡人，咱不光是老乡，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今天一定到家里认个门，兄弟咱俩痛快地喝一杯，好好说说话。 陈师傅家在商店后边的一排平房中间，离修车铺不到二百米。那时兵团职工的住房类似于部队的营房，一排一排，整整齊齐。一排房子共六间，一家两间，各家根据人口情况，再自行分割。正是中午，陈师傅的老伴和上学的两个孩子都在家。陈师傅的老伴也是宿羊山人，得知父亲是老乡，心情也很好，一会儿工夫就从厨房里端出几个菜。一盘盐豆子炒鸡蛋正是父亲百吃不厌的家乡菜。父亲对倒着酒的陈师傅说：老哥，你也喜爱这口？陈师傅笑着说：家乡的味道走到哪儿也忘不掉啊。不要说是我们，就连我出生在这新疆的两个孩子，也随了我们的口味，喜欢吃这盐豆子，几天不吃，就嚷着他娘给做着吃。两杯酒下肚，陈师傅说：老哥啊，以后来换粮，不要挨门挨户地问了，我们团场也开始搞“运动”了。有些人整天不干正事，老是要抓这抓那的，要碰到他们，把你的粮食没收了也是干瞪眼。不过话说回来万一遇到什么难缠的人，你就说是我家的亲戚，再说我这个战斗英雄在团场人缘还不错，一般人不会跟我过不去。陈师傅的话不假，有好几次父亲被人抓住要没收粮食，都是凭着“陈师傅”三个字化险为夷的。那日陈师傅送父亲出门时，往父亲自行车上放了袋二十公斤的玉米面。父亲张口拒绝，陈师傅摆着手说：老哥，你就别客气了，你们西戈壁农场粮食供应的情况我知道，家家都难啊，老哥就不要推辞了。以后你来换粮，直接到我家里来。周围邻居我清楚，需要换粮的下家，我事先给你找好，要不就把要换的粮食放在我家，换起来方便，省得麻烦。初次见面，老乡就考虑得这么周全，让父亲很是感动。在这遥远的西部大戈壁的沙漠里，几句家乡话拉近了距离，温暖了人心，还解决了每个月换粮的天大难事。父亲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自行车后架上放了五十多公斤粮食，他一口气就驮回到家里。不知道是遇到老乡而激动呢，还是喝了几杯酒燃起了兴奋，抑或是为陈师傅无偿送的二十公斤粮食而喜不自胜，总之，回到家后父亲的话特别多，惹得母亲瞪了他好几次。那天我们几个孩子也特别高兴，饱餐了一顿，因为晚饭母亲不仅做了玉米面发糕和稠糊糊，还破天荒地不限量。晚上睡在炕上，我听母亲对父亲说：咱家穷没啥可送的，下次去把咱家养的兔子给老陈兄弟带上两只，也表表咱们的心意。
此后五六年，父亲去蔡家湖一〇三团换粮都找陈师傅。一九七五年秋天，忙完秋收秋播，父亲赶紧驮着二十公斤大米去陈师傅家。由于忙，父亲有两个多月没到陈师傅家了。那天父亲一早出发，等到中午，也没见陈师傅家的门打开。一家人全不见踪影。父亲有些奇怪，到修车铺一打听，才知道十几天前陈师傅接到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是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患了重病，他和老伴立马回了老家，两个孩子托给一个战友照料。修车铺的师傅问了父亲的姓名，知道了来者是谁。因为陈师傅走之前已做好了安排，如果父亲来换粮就直接去找团部的一位职工，这位职工是陈师傅的战友。听了修车铺师傅的话，父亲心里十分感激陈师傅想得周到，但他却不想麻烦陈师傅的战友，心想还是随便找个人家换粮吧，哪怕价格低一点也没关系。父亲打定主意后，不敢在团部周围转溜，便骑着自行车去离团部十多公里路的八连。原想着偏远点的连队防范应该松懈些，没想到怕啥来啥，刚进居民区，就被一个三十多岁背着枪的民兵堵住了。他瞧着车架上驮的大米问，是不是来换粮的？父亲知道马虎眼打不过去，就点点头承认了。那人说：我们连正在抓资本主义尾巴，你这种换粮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懂吗？幸亏碰到我，要是遇上别人，就直接没收，趁现在没人发现，你赶紧走吧。听了这话，父亲心里一惊，知道遇到了好人，他对背枪的人连连道谢，骑上车就急急忙忙离开了。父亲知道当天换粮肯定没戏了。但驮着大米他又不敢走大道，只有在远离公路的偏僻小道上行走，到家时天已摸黑，父亲将当天换粮的遭遇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得也一惊一乍的。她说，亏得咱们上辈子好事做多了才能遇到好人，要不然，大米被没收不说，再給你弄进去扣个什么帽子，定个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咱们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啊。父亲见母亲一脸愁色便宽慰道，不就是换个粮食吗？不是为了填肚子谁愿意担这个风险？可话又说回来，这种事又不是我一个在做，全西戈壁农场谁家不缺粮谁家不换粮，真要抓住又能怎样？父亲虽然嘴上硬，但心里盘算，决定在陈师傅回来之前，就不去一〇三团换粮了。他准备跑远点，到县城试试运气。
二
到县城换粮，母亲很担心，父亲嘴上轻松，其实心里也在打鼓。一没熟人，二摸不清县城的东南西北。但硬着头皮也得去，难道还指望母亲一妇道人家？倒不是母亲不能去换粮，在我家未购买自行车前，母亲和大姐也是换粮的主力，曾挑着担子走了将近二十公里去一〇三团换粮，一次来回把她俩累得够呛。有了自行车，连队换粮主力就变成了男人。那时我母亲不会骑自行车，父亲嘴上功夫又好，更容易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为自己多争取利益，既要能唱红脸，也要能唱白脸，一切都为了能多换点斤数。也别说，父亲每次兑换回来的粗粮，数量上都超过其他职工，为此他总像捡了很大便宜，给母亲汇报时常显露得意之色。
正当父亲犯愁时，我们家邻居占国旗将好事送上了门。占叔是浙江人，一九六八年从东海舰队复员来到西戈壁，在连队担任统计。占叔初中文化，办事利索，鬼点子特多。连队里让父亲佩服的人只有几个，他是其中一个。占叔家和我家一样，也有四个孩子，他家是三男一女，我们家是三女一男，平时两家孩子能玩到一块，我和占叔家那个叫北京的女孩同岁，是同学，平时我们两家就走得很亲。当时占叔的老伴正在县城医院住院，他刚在县城换回两袋子粗粮，兑换的价格和一〇三团差不多。得知父亲要去县城换粮，他马上给父亲出点子：医院里“臭老九”多，这类人家饭量不大，家里的粗粮吃不完，我给你找好人家，你下个星期到县城医院找我。父亲非常高兴，为换粮而堆积起愁云的额头，瞬间就舒展了。
才十一月底，西戈壁农场已经飘过两场小雪了，因为雪不大，有些地方还裸露着，但大地已被冻得结结实实。人们也早早穿上棉衣，骑自行车的都戴上了棉手套，否则抓不牢车把。父亲骑车出发的那天早晨，雾气一团，四十公里的黄土路大坑连着小坑，实在不好走。有的道路被漫过渠道的秋季大水冲垮，只好在渠岸上推车前行，更是费时费力。为了赶上约定时间，父亲走得很早，终于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赶到了县医院。占叔告诉父亲，已经找好了换粮的下家。占叔让父亲在医院门口稍等，不大一会儿就领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四十多岁的女大夫走到父亲跟前。占叔对女大夫说，这是我的邻居，也就是要跟你换粮的人。女大夫点点头对父亲说：现在县城也在抓这抓那的，咱们都小心一点，别让人抓住了。我家不远，出了医院拐过两个路口就到。我在前边带路，你在后边跟着就行。父亲悄悄叹口气，这日子弄得换粮像做贼一样。见父亲有些愣神，女医生又对父亲说：我说的话都记住了？父亲缓过神，忙说：好的好的，知道了，你在前边走，我跟着，我能看见你就行。 正是下班放学高峰，路上人多。父亲推着自行车，紧盯女大夫的背影，在人群中穿行，生怕跟丢了。拐过第一个路口，父亲正暗自庆幸没事，没想到拐第二个路口时，背后有人喊：站住！站住！父亲装作没听见，加快了脚步。背后的喊声变得急促响亮，明显带着怒气：那个推自行车的，立马站住！否则要开枪了！父亲的脚顿时停住，再不敢向前挪动。抬头看前面，带路的女大夫已经没影儿了。他转过身，一个戴红袖标的人正从路口一间类似岗哨的屋子里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杖长短的棍子，棍子上刷上了红漆，看上去特别刺眼。他朝天空用力地挥舞着棍子。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即使有一双翅膀恐怕也很难飞得出去，父亲只好等着。来者狠狠地瞪了父亲几眼，用手里的棍子敲打着父亲自行车上的大米口袋，边敲打边说：你跑啊，怎么不再跑啊，告诉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听话，小心子弹飞进你这脑壳。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红袖标”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去？父亲的三寸不烂之舌，此时却像锈住了，好一会才咕哝道：去老乡家。“红袖标”冷笑一声：去老乡家？你老乡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的？如果你路不熟，找不到人，我们纠察队可以带你去啊。原来碰到了纠察队的人，父亲顿时没了底气，他结结巴巴地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红袖标”嘿嘿两声冷笑：什么叫有关系？这关系可大了，老子是县纠察队的，专管你们这些给社会主义抹黑、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今天遇上我算你倒霉，你这自行车上驮的是什么，是大米吧？没二话，全部充公！说着话，“红袖标”麻利地解开捆绑大米的绳子，拎起那半口袋大米朝不远处的岗哨房走去。这可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啊，如果被“红袖标”没收了，这个月吃什么啊。父亲一下急了，顾不了太多，紧跟着“红袖标”进了岗哨房。多年后，父亲跟我们说起那天的情景：他不停地给“红袖标”说好话，肚子里的好话都说尽了，不断地做检讨，又连连作揖，差点给“红袖标”跪下了，没办法，最后甚至乞求“红袖标”让他拿一半走，好给老婆孩子一个交代，可那“红袖标”就是无动于衷。那可真是人穷志短啊，父亲说，那一次求人让他对这四个字有了切肤体会。“红袖标”或许为白捡的大米而暗自高兴，哪容煮熟的鸭子飞走。他跷着二郎腿，任父亲说啥都置之不理。父亲也横下心，不给大米就赖着不走，“红袖标”看父亲那架势开始耍横，对父亲吼道：你赶紧给我滚，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等叫人把你送到纠察队队部去，到时候你就是想走都走不了。父亲看出这家伙不是善茬，想白吞掉大米。但自己偷偷換粮，确实占不住理，让这帮人给定个什么罪名，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再纠缠下去，结果难料，万一自己真被抓了，就回不了家了。父亲无奈，只好先离开，他骑车子回县医院去找占叔叔。
父亲和占叔两人在西戈壁农场算是名人，当时农场职工有句口头禅，叫“龚昌盛（父亲）的‘嘴’，占国旗的‘鬼’”，意思是指父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中外古今的奇闻趣事，嘴巴上功夫厉害。而占叔的“鬼”是指他点子多，遇事最有办法，解决问题有智慧。
占叔见父亲自行车架上空空，便猜到出事了。没待占叔张嘴，父亲便急忙将大米被“红袖标”没收的事说了一遍。占叔听完，没有说什么，卷了一支莫合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一根烟抽完，他才问父亲：你有什么办法吗？父亲苦笑了一声：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办法还会来找你吗？“红袖标”说要把你送纠察队送了没有？没有，要送纠察队我还能站在这儿吗？岗哨房里就“红袖标”一人？是的。“红袖标”把你的大米拿进屋后，给外边打电话没有？没有。一问一答后，占叔有了主意。他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说：“红袖标”没有把你交给纠察队，又没有向上汇报，我估摸着，这个家伙十有八九想私吞。立刻走，速战速决，我們去要大米！父亲半信半疑：你说得简单，那“红袖标”能给你？占叔笑了笑：听我的，我自有办法。你听着，从现在起，站在你面前的就不是占国旗了，是谁呢？是咱西戈壁农场的革委会徐主任。徐主任？父亲疑惑。对，就是徐主任。怎么，看着不像吗？占叔身上的军衣虽然半新不旧，但军人气质还在，说他是西戈壁农场的徐主任，不识相的人谁会怀疑呢。父亲立马明白了，他被占叔这个既新奇又大胆的办法震惊了，不由得对占叔竖起大拇指，占叔的确鬼，这样的点子也只有他能想得出。父亲还有点担心：“红袖标”见过徐主任吗？他肯定没见过，我说我就是徐主任，他还能随我去西戈壁查去？到时候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占叔说。
快到下午上班时间，天空中飘起细细的雪粒，打在人的脸上生疼生疼。父亲蹬着自行车，驮着占叔来到岗哨。进了门，父亲眼睛急急一扫，还好，大米还在“红袖标”身后的屋墙角放着。“红袖标”正斜靠在椅子上端着茶缸子喝茶。占叔马上字正腔圆地背了一段当时流行的“语录”。“红袖标”慌忙从椅子上跳下来，站直身子，两手扶着桌子，也背了一段。没容“红袖标”喘气，占叔又背了两段较长的语录。这下“红袖标”接不上口了，嘴中结结巴巴。“红袖标”的狼狈，正是占叔要的结果。占叔给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马上对“红袖标”介绍说：同志，这是我们西戈壁农场革委会徐主任，是为我的事专门到这里来的。占叔边听边对“红袖标”点点头，“红袖标”把手伸出来，好几秒后，占叔才伸出手来握了握“红袖标”的手。“红袖标”嘴里连声说欢迎、欢迎首长检查工作，点头哈腰的，在占叔挺拔威武的身姿面前，他瞬间矮了半个头。西戈壁农场革委会主任这样的大人物大驾光临，或许让他感到激动，或许他觉得心虚，鼻尖上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汗珠。他顾不上擦汗，马上搬过椅子说：首长请坐、请坐。占叔摆摆手没有坐下，他又问“红袖标”：你们是属于哪个组织的？领导叫什么名字？“红袖标”连忙一一做了回答。占叔边听边点头：很好，你们组织的刘主任，我和他非常熟悉，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占叔指着父亲对“红袖标”说：这位老同志也是吃糠的（那时有四种人被称为纯粹革命队伍的人，即吃过糠、扛过枪、渡过江、负过伤），不过嘛，他家庭人口多，阶级觉悟低了些，偷偷出来换粮。他的这种做法给我们贫下中农丢脸，也给我们西戈壁农场抹黑，对他的这种行为，我们农场会严厉地批评教育，今天我过来，就是要把这“罪证”拿回去，让他写出深刻的检查，接受全场大会的批判。占叔边说着，边走到墙角，拎起米袋子，递给父亲说：还不赶快回去写检查。“红袖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眼看着父亲拿着大米口袋出了门，立马有些急了，他想去追，门已被占叔堵住了，占叔紧紧攥住“红袖标”的手说：你今天的做法很好，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同志，你姓什么？下次开会时见到刘主任，我一定让他表扬你。另外，我代表西戈壁农场革委会和全场的革命战友，欢迎你到农场检查指导革命工作。 “红袖标”在占叔云里雾里的语言迷魂阵里，头晕眼花，分不出东南西北，眼睁睁看着占叔跟我父亲离去，还不停地向占叔敬礼。
三
那天晚上，父亲又驮着大米回到家中。母亲一望就知道粮没换成，但她什么也没说。母亲做人，这点特叫人佩服，无论遇到什么事特别是不顺心的事，她从来不会去追问。当一切平静，别人想说什么，自然会说，当别人正怀揣一股子闷气或正恼怒之时，千万不能刨根问底。果然，吃过晚饭后，父亲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母亲。这次，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夸大其词，话里含有水分，他一五一十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母亲听得心惊肉跳，吓出了一身冷汗。母亲说：今天大米没被没收，应该是喜事啊。咱没做过啥坏事，不该倒霉啊。又赞叹道，他占叔这人有真本事，一般人可没有这道行。
那年占叔的老伴患的是食道癌，从医院回到西戈壁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占叔调到浙江老家淳安的一个林场工作，但他和父亲一直保持通信往来，掰手指算算占叔今年已经有八十多岁了，不知道他可还记得这些陈年旧事。
父亲两次出门换粮都不顺利，母亲说：你前两次去换粮，又惊又险让人捏把汗，光听你说，我的心都怦怦直跳，事不过三，你要是再去换粮准触霉头，下次我去吧。你去？父亲问。我去，母亲说，以前又不是没出门换过粮，你在家老实待着。我是个女人，碰到什么事，一哭二骂三上吊，也是个办法啊。母亲向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她说她要去换粮，父亲知道拦不住她。何况当初，母亲和我大姐都换过粮。
骑车换粮和走路去一〇三团换粮，走的不是同一条道。骑车走的路较为平坦，平常大车小车都走，路也压得瓷实，走路去，直接从连队牧工哈萨克族巴巴胡马家后边的邓家沟，翻过劳干大渠直奔一〇三团团部上游的二连或三连（那是徒步换粮直线最近的连队）。那时连队有一半人家购置了自行车，还有一半人靠脚力去换粮。母亲决定和别人搭伙走路去换粮，我们全家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一个人反对。
当西戈壁所有裸露的土地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星星还挂在天上，母亲就和十多个男女肩挑背驮地出门了。他们去了二连。母亲没有背那二十公斤大米，嫌不祥，她觉得这不祥需过段时间方能破解，万一被没收，那就欲哭无泪了。母亲背篓里是正下蛋的三只母鸡，怕鸡被捂死，她在装鸡的编织袋上铰了几个洞，好让鸡透气。为什么带鸡？一是来探探路，看看二连是不是戒备森严，有没有民兵站岗检查;二是万一被民兵抓住，也好说是走亲戚蒙混過关。
谁也没想到，母亲换粮出奇顺利。她找到了几年前换粮的那户人家，女主人不仅没把母亲当外人，还做了饭，热情招待了母亲。听说母亲想用三只鸡兑换一点粮食，女主人高兴得直拍手，说：大姐，太好了，比起你那细粮，我更想要鸡呢。那时节兵团团场不许职工搞家庭副业，不让饲养家禽，一切按计划供给，而肉、蛋供应又相对匮乏。三只鸡，女主人自己留了一只，另外两只她给了刚生了孩子的人家。用鸡兑换粮食，是头一遭，母亲和女主人一时不知怎么兑换才合适。母亲对女主人的热情感谢都来不及呢，就说：大妹子看着给就行了。女主人是个非常爽快的人，大概看母亲大老远来，确实不易，就说：三只鸡三十公斤玉米面可中？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了母亲的心理预期。她连忙说，中、中，可中了，可得劲了。女主人看了一下母亲的背篓说，这么多粮食，你怎么背得动呢？母亲说，大妹子，放心吧，淮海战役时我可是给咱部队送过军粮的，就这几十斤，我一气就可背回西戈壁呢。女主人夸母亲能干，就将两袋玉米面放进母亲的背篓，又从屋里拿出两个白面馒头塞给母亲说，大姐，带著路上吃。母亲没有客气，接过馒头，紧紧握住女主人的手说，谢谢！谢谢大妹子，有了你这几十斤，我们家这个月的日子就好过了啊。说着话母亲流下了眼泪。三只鸡居然换回三十公斤玉米面，那是大妹子照顾她啊。这份淳朴的真情，她一生感激，这辈子都无法忘记。那天母亲开心极了，至少在这个月，她不用为家里吃饭而发愁了。她背着三十公斤玉米面，一口气走了几十公里回到家，途中硬是没有歇脚。她心里高兴，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母亲把两个白面馒头完整带回了家，没有舍得吃一口。当晚我们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小块，看到我们吃得小心又香甜，母亲不由自主又淌下了眼泪。听说母亲用鸡兑换回了粮食，西戈壁农场的人好像开了窍，自家饲养的鸡、鸭、兔、鸽子都成了交易对象。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人竟然拿公鸡冒充正下蛋的母鸡去换粮，为了装得像，挖空心思，居然在公鸡屁眼里塞上乒乓球，还故意让人摸鸡屁股以证明鸡蛋的存在。团场职工实诚，按下蛋母鸡兑换了粮食。等鸡拉屎拉出了乒乓球，才知道上了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坑蒙拐骗之事虽然是个别人所为，但却极大损伤了西戈壁农场的名声，以致后来有人再拿鸡去换粮，常常招来人家的白眼。每每提起这事，西戈壁的人都很愤慨，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
换粮的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九七八年秋，我已经初中毕业，家里有了两辆自行车，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去一〇三团换粮。一〇三团团部修车铺的陈师傅已退休回老家好几年了。他不在的这几年，父亲积累了不少经验，用他自己的话，已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几个堡垒户。这次父亲并没有去堡垒户，而是直奔一〇三团最偏远的十四连。十四连在一〇三团沙漠深处，再往北就是人烟罕至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了。由于偏远，去换粮的人不多，兑换的数量要比其他地方多些。天高皇帝远，也不用担心有人检查，有很多人家都等着用粗粮兑换细粮，巴不得有人来换粮。因路途太远，父亲并不常来这里。这次带上我，一路上说说话，能让我长点见识，所以，父亲决定跑远些。那天换粮非常顺利，临走时还有几户没换上粮的人家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驮细粮过来。父亲答应说会来的。那是我头次换粮，也是我家最后一次换粮。此后没多久，西戈壁农场开始实行大包干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农场的经济有了大发展，粮食丰收了，每人的粮食供应量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供应的粮都吃不完，再也不用去换粮了。父亲答应还要去一〇三团十四连换粮的承诺落空了。最令人感到幸福的是那些让父母担惊受怕换粮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再后来，粮食供应的本本都作废了，想吃什么，直接去市场买就可以了。细粮上了家家餐桌，粗粮反而用来调剂口味了。
（本文选自：湖南文学 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