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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做过学生的人而言,想必都曾有过类似这样的体验:在自己所在的学校或者班级里面,某个老师会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而另有一些教师则显得不受学生欢迎甚至遭到学生的憎恶乃至攻击。对于一个对教育实践有着持续关注的人而言,身边想必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同样一个因为“捣蛋”出了名的班级,很多老师都带不好(这个班级往往因此被贴上“差班”的标签),然而,换了某个老师接手之后,班里的孩子却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很多学生的人生也往往由此发生改变)。那么,面对同样一个“差班”,为什么这个老师能够做得好而那些老师却做不好呢?同样是老师,为什么惟独这个老师能够做得成功而那些老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把它看作一种偶然,而没有从专业教师的实践智慧上予以考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没有结合自身当下的教学实践进行切己的反思。根据真实的教师生活拍摄而成的美国电影《热血教师》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
一、怀有标签印象的教师对待学生的职业态度
美国电影《热血教师》(英文原名“The Ron Clark Story”)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到了学校剧场:1994年的某一天,一位名叫伦·克拉克(Ron Clark)的老师到纽约州的斯诺顿小学报到上班。就在他坐在教学楼一楼过道上等待校方安排他与学生见面的间隙,他发现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间教室门口的垃圾桶里面。克拉克不解地上前和他攀谈:“嗨,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男孩卑怯地答道:“老师说我学不会,所以我应该去和垃圾呆在一起!”此刻,教室里传来一名女教师高亢的声音:“好了,现在安静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默读。”与此同时,克拉克深切体会到小男孩内心充满的自卑与无助,于是,他采取了平等交往的策略:“我是克拉克,你叫什么?”(伸出手去和站在垃圾桶里的哈德里握手)小男孩瞪大眼睛回答:“哈德里·克雷格。”克拉克一边跟哈德里握手一边说:“很高兴认识你。”突然,克拉克灵机一动装作“健忘”地问:“哦,很抱歉,我太健忘了,我叫什么来着?”哈德里有些惊讶地回答:“克拉克先生。”“哦,瞧见没?你刚才就学会了一样东西。”说着就顺理成章地把哈德里从垃圾箱里抱了出来,并友好地摸摸哈德里的脑袋。此刻,哈德里内心被那名女教师贴上的“学不会”的标签已经被克拉克成功地去除了。小哈德里问了一个让每位观众都关注的问题:“克拉克先生,你是要当我们的新老师吗?”此刻,教室里再次传来那名女教师的声音:“艾伦,别交头接耳!”克拉克用微笑和耸肩作答。
从这个令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教育片段开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点是:教育从来不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贴上了种种“不行”“不会”“不好”等否定性人格标签的学生而言,这种标签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师已经放弃了对这些“在场”学生(当然一些极端的教师可能让他们像小哈德里一样被请“出场”)进行教育的意愿和希望,所以,即便他们依然在场也是一种人格的“虚相”,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不难想象,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能够享有怎样的教育资源?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还能否获得真正平等的发言机会?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在同样的课业表现的情况下还能否受到应有的评价与对待?……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教师理性的不足或者人格的不健全,不如说是教师教育学的匮乏。缺乏这种教育学的教师,不懂得“去除标签”去看待学生——事实上,当你在以“老眼光”或者“道听途说的事实”去审视某个学生的时候,学生也看出了你的水平——这样的老师是非专业的。这种非专业体现在,教育者不懂“教育”这种面向未来、面向成长的育人志业需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这种教育的志业需要你始终乐观地对人怀有希望、充满期待,总是从其积极的方面去肯定被教育者的勇气和力量,总是从其善良的表现去扩大和发扬他做人的德性和理智,总是从其阳光的一面去引导他走过挫折与不幸,总是让其在点滴的信赖与鼓舞中得到解放和成长……笔者认为,这是怀有教育学和懂得教育的人最起码的品质,教师这样一种以实践教育为生命的职业人显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二、标签印象去除对教师的实践意义
从教师的职业生活品质上讲,如果一名教师总是习惯性地按照某种“标签印象”去对待学生,他往往停留在职业意义上“当老师”而无法在专业意义上“做老师”,因而他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倦怠并非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教师教育学修炼上的匮乏),他便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每天重新审视展现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人,他也不再愿意每天重新期望学生有新的成长。因此,他也就不能感受和发现那些被贴上“否定性标签”的学生身上所发生的积极性变化,在他的眼光中或许只有那么几个被贴上“明星”标签的学生。于是,这样的教师的眼光变短了,这样的教师的心胸也变窄了,这些教师在不能承认所有在场学生的同时,也将不能在一些学生那里成为真正的“在场”。因此,做老师的人在发现你的班级里面有人总是试图挑衅滋事的时候,你要自省是不是你的标签出了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一名新教师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去除标签”的教育智慧,这应当是教师教育学的第一信条和首要原则。没有这一条,你可能只是前任受挫教师的替身;没有这一条,你就无法真正面对你的学生;没有这一条你将永远没有机会获得所有人的接纳;没有这一条,你等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教育理智与专业眼光——对于一个没有教育理智和专业眼光的教师,他处理问题和冲突的方式往往不是强制命令,就是不管不问。前一种教师像“警察”,学生见了他就像猫见老鼠,因为他眼中的你总不是个好角色;后一种教师像“佣人”,学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他除了面对知识的本领之外再没有管理人的能力(至少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印象如此)。
让我们重新回到故事当中。在这个去除标签的插曲之后,电影《热血教师》安排了一个蒙太奇的插叙:故事的主人公克拉克老师在一个庆祝会上被宣布,他以“临时教师”的身份所教的五年级课程已是连续第四年名列全佛特郡第一名,此刻,他有一个细节性的动作——他用食指用力指指周围他的学生,他意在表达:他的成功来自于学生的成功,换言之,教师的成功取决于学生的成就。学校为了表达对他的庆祝与感谢,在停车场的路边石上刻下了他的名字:Ron Clark,1994。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克拉克并没有在辉煌中继续停留。他对他的父母讲:“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我得换个地方,妈妈,在他们用那块停车的空地给我做墓碑之前;纽约的公立学校急缺好老师,报纸上说他们跪求好老师,爸爸,每一年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去追逐人生中最渴望的东西,敢于做梦,勇于冒险,现在是我来兑现自己所言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在电影序幕中看到的、他在纽约哈林学区斯诺顿小学走廊的垃圾桶旁与小哈德里相遇的那一幕。影片中该校的“最优班”和整个学区的“最差班”对门而设:一个班看起来井然有序,而另一个班却“疯疯癫癫的”(克拉克语)——按校长的说法,“他们可不仅仅是疯疯癫癫的,这些学生在学习、个人修养和社交技能上有很多问题,比如,泰肖恩·米歇尔,他就多次被劳教。”根据克拉克过去四年优异的教学成就,学校本想安排给他三年级的一个“正常”班级。因为在校长的眼光中,这个一年内换了六名教师的班级根本就“不缺”老师,根本就“不需要”老师(潜台词是: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孩子!),而且如校长所说“没有人愿意带这个班”。然而,克拉克却说:“这里就缺一个老师”“是的,没有人愿意,但我愿意”。校长怀疑他的动机,又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学业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有这样你才能呆下去。”作为普通观众,我们或许很容易去赞叹克拉克本人挑战自我的勇气,然而,作为一名教师,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看到他对学生的价值信念:他相信他们并不像其他老师所说的那样已经“不可救药”,不仅于此,他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撕掉贴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不可救药”的标签,使他们成为有希望的、受人尊重的人。
三、教师在班级管理上的正义价值领导力
整体而言,由于受到学校老师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不可救药”标签的影响,这些孩子对学校的所有“秩序”采取了一概否定和全盘抵制的态度——他们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他们反对(学校)传统,反(学校)文化,他们通过这种“反动”逼走了一个个试图“教育”或者“改造”他们的教师,并以此证明自己存在的自由。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虽没有学校里的班级观念,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小团体,并且还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莎美卡。从克拉克在接手班级之前对这个孩子的家访情况看,莎美卡身处单亲家庭之中,她的母亲整日工作繁忙,为此她要帮母亲照顾另外三个年龄更为幼小的孩子,因此,她无形之中身上带有许多“长者”的气度。与之形成反衬的是生长在男权家族里的另一个小女孩——班德里德。家访的时候,她要回答老师的疑问,而父亲呵斥道:“男人在讲话!”因此,她的内心怯懦而无助。要实现这样一群“无法无天”的孩子的转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克拉克在进行了多次讨好行动而屡屡遭遇挫折之后,最终选择了“价值领导”的方案。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一条班规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我将成为你们的家人,而你们也将成为我的家人,这就表示我不会离开,而你(指莎美卡)也不会离开……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相互支持、维护彼此”。第二条班规是“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对于这种尊重,它要求学生首先体现在言语方式上:回答问题时要讲“是的,先生/老师”或者“不是的,先生/老师”,而不是用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伙计、哥们、白痴或者呃呃”等词汇。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三条班规是“我们进出教室都要排队,包括吃午饭的时候”。随后在此班规遭遇挑战的时候,他从班德里德课下所看的马丁·路德·金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正义”与“自由”的理念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并在班级上宣讲这一思想,并将之化为一种集体性的价值领导力——它在午餐排队这一事件中彻底扭转了莎美卡在班级里面的特权思想:她不承认自己是插队到最前面的,大家都挨饿。尽管莎美卡是被迫承认的,但这种“价值”已经得到其他学生在实践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和遵循。
笔者认为,对于集体而言,这些以“价值”形式呈现的三条“班规”(支持、尊重、秩序)可以归结为一种对集体成员而言的“正义价值”——每一个班集体中生活和成长的个体学生都无一例外地要遵守和尊重这一价值原则,否则,它就不能在这个相互支持和彼此尊重的价值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尊重,从而也就无所谓得到他人的认可、与他人建立友谊和获得自己的发展与成长了。接下来,教学上的突破,克拉克是以喜剧化的方式(笔者称之为“奖励式自我惩罚”教学模式)进行的:只要学生安静地听讲15秒钟,他就喝下一盒奶(这就意味着他最终会喝到要吐),这样学生为了看到他吐就专心去听讲了。结果,学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听讲的乐趣。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老师真的喝到吐,但对老师的良苦用心却开始有所领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感受到克拉克老师对他们人格尊严的深沉的爱护及对他们价值成长的由衷的期待的同时,他们开始对“价值班规”产生了一种“价值自觉”,这一点在克拉克生病住院期间得到了证实。至此,这个学区的“最差班”也开始由克拉克本人的“身体领导”为一种由克拉克建立起来的“价值领导”所替代。通过这种“价值领导”,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班集体能够自觉地运行良好,而不需要教师总像“警察”一样“盯着”才行,更不需要家长总像“佣人”那样“讨好”才做。至此,价值开始成为个体内在的动力支撑和行为原则。
四、结语
诚然,克拉克老师的具体做法未必值得推广或仿效,然而,从他以“临时教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到他在这个全学区的最差班所取得的教育上的成功来讲,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其中的道理。为什么他能够让学生从讨厌一切老师到最终接受并喜爱他?为什么他能够让一群在学习、修养和社交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的学生转变为令全校为之骄傲的班集体?是什么发挥了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什么让一帮“问题学生”变成了“好学生”?是什么支持着一名教师总是可以取得教育上的成功?是什么维护着一个没有教师在场的班集体良好的生活秩序?……这一连串的疑问,绝对不仅仅是初任教师才有的疑惑和应当追思的;这其中的道理也绝对不仅仅只是教师应该探讨和修炼的教育学。这是因为,教师所面对的对象——“学生”——身上还背负着许多其他的社会身份:他们还是“孩子”。作为孩子,他们属于一个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家庭,也同时属于他们所共在的那个社会与社区。我们难道真的能讲教育仅仅就是教师的事情?这对教师而言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教育属于全社会,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不可避免地在扮演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因为我们也一直背负着“孩子”的身份,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做了“父亲”“母亲”或是“老师”,我们却永远摆脱不了我们做“孩子”的成长情结和教育需要。
为此,当我们说教育要把一个人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拿着“标签印象”来对待人,否则,我们就超出了我们作为人的理性限度——我们是在扮演上帝——这种扮演对于他人(不仅仅是学生或者孩子)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如此对待我们自己(尤其是在负面的标签面前)。或许有人会认为,给人贴上夸大的正面标签是否就是好事情?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机智或者寒暄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它却不能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使用,而应当作为一种教育信念。具体而言,当有人褒扬你的时候,作为成人,你尽可以去享用当下的幸福与美好,然而,你同时也要自省:别把它太当回事,你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然而,对于孩子幼小的心灵而言,他可能还不懂得你的这番世故。那么,作为专业教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做呢?笔者认为,教育工作者在其试图给予孩子一种教育性的影响时,他首先需要有这种“标签印象去除”的教育智慧——不以既往的眼光或者传说来定位你的教育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眼光、心灵与信念去观察、感受和寻求一种照亮、推动其成长的力量与办法。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手段,它同时要作为你从事教育活动的一种基本信念,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面向希望的事业。此外,对于集体或者群体,你无法通过自己亲自打点和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发展状况,然而,你却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你需要用自身之外的力量去对他们实现领导。笔者认为,“正义价值”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是因为,教育就是一种“助人自助”的事业,教人懂得“自为”的志业,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讲即:教是为了不教。所以,所谓价值领导,不是让某种价值条目产生一种外在的“规训”或者“约束”,而是要想方设法使这种价值获得个体的认同,成为个体内在自觉的行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标签去除”的教育智慧和“价值领导”的管理智慧,不仅仅是学校课堂教学和家庭教育生活中的智慧,它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生存智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福才)
一、怀有标签印象的教师对待学生的职业态度
美国电影《热血教师》(英文原名“The Ron Clark Story”)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到了学校剧场:1994年的某一天,一位名叫伦·克拉克(Ron Clark)的老师到纽约州的斯诺顿小学报到上班。就在他坐在教学楼一楼过道上等待校方安排他与学生见面的间隙,他发现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间教室门口的垃圾桶里面。克拉克不解地上前和他攀谈:“嗨,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男孩卑怯地答道:“老师说我学不会,所以我应该去和垃圾呆在一起!”此刻,教室里传来一名女教师高亢的声音:“好了,现在安静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默读。”与此同时,克拉克深切体会到小男孩内心充满的自卑与无助,于是,他采取了平等交往的策略:“我是克拉克,你叫什么?”(伸出手去和站在垃圾桶里的哈德里握手)小男孩瞪大眼睛回答:“哈德里·克雷格。”克拉克一边跟哈德里握手一边说:“很高兴认识你。”突然,克拉克灵机一动装作“健忘”地问:“哦,很抱歉,我太健忘了,我叫什么来着?”哈德里有些惊讶地回答:“克拉克先生。”“哦,瞧见没?你刚才就学会了一样东西。”说着就顺理成章地把哈德里从垃圾箱里抱了出来,并友好地摸摸哈德里的脑袋。此刻,哈德里内心被那名女教师贴上的“学不会”的标签已经被克拉克成功地去除了。小哈德里问了一个让每位观众都关注的问题:“克拉克先生,你是要当我们的新老师吗?”此刻,教室里再次传来那名女教师的声音:“艾伦,别交头接耳!”克拉克用微笑和耸肩作答。
从这个令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教育片段开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点是:教育从来不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贴上了种种“不行”“不会”“不好”等否定性人格标签的学生而言,这种标签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师已经放弃了对这些“在场”学生(当然一些极端的教师可能让他们像小哈德里一样被请“出场”)进行教育的意愿和希望,所以,即便他们依然在场也是一种人格的“虚相”,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不难想象,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能够享有怎样的教育资源?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还能否获得真正平等的发言机会?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这些学生在同样的课业表现的情况下还能否受到应有的评价与对待?……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教师理性的不足或者人格的不健全,不如说是教师教育学的匮乏。缺乏这种教育学的教师,不懂得“去除标签”去看待学生——事实上,当你在以“老眼光”或者“道听途说的事实”去审视某个学生的时候,学生也看出了你的水平——这样的老师是非专业的。这种非专业体现在,教育者不懂“教育”这种面向未来、面向成长的育人志业需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这种教育的志业需要你始终乐观地对人怀有希望、充满期待,总是从其积极的方面去肯定被教育者的勇气和力量,总是从其善良的表现去扩大和发扬他做人的德性和理智,总是从其阳光的一面去引导他走过挫折与不幸,总是让其在点滴的信赖与鼓舞中得到解放和成长……笔者认为,这是怀有教育学和懂得教育的人最起码的品质,教师这样一种以实践教育为生命的职业人显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二、标签印象去除对教师的实践意义
从教师的职业生活品质上讲,如果一名教师总是习惯性地按照某种“标签印象”去对待学生,他往往停留在职业意义上“当老师”而无法在专业意义上“做老师”,因而他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倦怠并非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教师教育学修炼上的匮乏),他便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每天重新审视展现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人,他也不再愿意每天重新期望学生有新的成长。因此,他也就不能感受和发现那些被贴上“否定性标签”的学生身上所发生的积极性变化,在他的眼光中或许只有那么几个被贴上“明星”标签的学生。于是,这样的教师的眼光变短了,这样的教师的心胸也变窄了,这些教师在不能承认所有在场学生的同时,也将不能在一些学生那里成为真正的“在场”。因此,做老师的人在发现你的班级里面有人总是试图挑衅滋事的时候,你要自省是不是你的标签出了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一名新教师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去除标签”的教育智慧,这应当是教师教育学的第一信条和首要原则。没有这一条,你可能只是前任受挫教师的替身;没有这一条,你就无法真正面对你的学生;没有这一条你将永远没有机会获得所有人的接纳;没有这一条,你等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教育理智与专业眼光——对于一个没有教育理智和专业眼光的教师,他处理问题和冲突的方式往往不是强制命令,就是不管不问。前一种教师像“警察”,学生见了他就像猫见老鼠,因为他眼中的你总不是个好角色;后一种教师像“佣人”,学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他除了面对知识的本领之外再没有管理人的能力(至少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印象如此)。
让我们重新回到故事当中。在这个去除标签的插曲之后,电影《热血教师》安排了一个蒙太奇的插叙:故事的主人公克拉克老师在一个庆祝会上被宣布,他以“临时教师”的身份所教的五年级课程已是连续第四年名列全佛特郡第一名,此刻,他有一个细节性的动作——他用食指用力指指周围他的学生,他意在表达:他的成功来自于学生的成功,换言之,教师的成功取决于学生的成就。学校为了表达对他的庆祝与感谢,在停车场的路边石上刻下了他的名字:Ron Clark,1994。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克拉克并没有在辉煌中继续停留。他对他的父母讲:“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我得换个地方,妈妈,在他们用那块停车的空地给我做墓碑之前;纽约的公立学校急缺好老师,报纸上说他们跪求好老师,爸爸,每一年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去追逐人生中最渴望的东西,敢于做梦,勇于冒险,现在是我来兑现自己所言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在电影序幕中看到的、他在纽约哈林学区斯诺顿小学走廊的垃圾桶旁与小哈德里相遇的那一幕。影片中该校的“最优班”和整个学区的“最差班”对门而设:一个班看起来井然有序,而另一个班却“疯疯癫癫的”(克拉克语)——按校长的说法,“他们可不仅仅是疯疯癫癫的,这些学生在学习、个人修养和社交技能上有很多问题,比如,泰肖恩·米歇尔,他就多次被劳教。”根据克拉克过去四年优异的教学成就,学校本想安排给他三年级的一个“正常”班级。因为在校长的眼光中,这个一年内换了六名教师的班级根本就“不缺”老师,根本就“不需要”老师(潜台词是: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孩子!),而且如校长所说“没有人愿意带这个班”。然而,克拉克却说:“这里就缺一个老师”“是的,没有人愿意,但我愿意”。校长怀疑他的动机,又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学业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有这样你才能呆下去。”作为普通观众,我们或许很容易去赞叹克拉克本人挑战自我的勇气,然而,作为一名教师,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看到他对学生的价值信念:他相信他们并不像其他老师所说的那样已经“不可救药”,不仅于此,他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撕掉贴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不可救药”的标签,使他们成为有希望的、受人尊重的人。
三、教师在班级管理上的正义价值领导力
整体而言,由于受到学校老师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不可救药”标签的影响,这些孩子对学校的所有“秩序”采取了一概否定和全盘抵制的态度——他们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他们反对(学校)传统,反(学校)文化,他们通过这种“反动”逼走了一个个试图“教育”或者“改造”他们的教师,并以此证明自己存在的自由。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虽没有学校里的班级观念,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小团体,并且还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莎美卡。从克拉克在接手班级之前对这个孩子的家访情况看,莎美卡身处单亲家庭之中,她的母亲整日工作繁忙,为此她要帮母亲照顾另外三个年龄更为幼小的孩子,因此,她无形之中身上带有许多“长者”的气度。与之形成反衬的是生长在男权家族里的另一个小女孩——班德里德。家访的时候,她要回答老师的疑问,而父亲呵斥道:“男人在讲话!”因此,她的内心怯懦而无助。要实现这样一群“无法无天”的孩子的转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克拉克在进行了多次讨好行动而屡屡遭遇挫折之后,最终选择了“价值领导”的方案。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一条班规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我将成为你们的家人,而你们也将成为我的家人,这就表示我不会离开,而你(指莎美卡)也不会离开……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相互支持、维护彼此”。第二条班规是“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对于这种尊重,它要求学生首先体现在言语方式上:回答问题时要讲“是的,先生/老师”或者“不是的,先生/老师”,而不是用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伙计、哥们、白痴或者呃呃”等词汇。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三条班规是“我们进出教室都要排队,包括吃午饭的时候”。随后在此班规遭遇挑战的时候,他从班德里德课下所看的马丁·路德·金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正义”与“自由”的理念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并在班级上宣讲这一思想,并将之化为一种集体性的价值领导力——它在午餐排队这一事件中彻底扭转了莎美卡在班级里面的特权思想:她不承认自己是插队到最前面的,大家都挨饿。尽管莎美卡是被迫承认的,但这种“价值”已经得到其他学生在实践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和遵循。
笔者认为,对于集体而言,这些以“价值”形式呈现的三条“班规”(支持、尊重、秩序)可以归结为一种对集体成员而言的“正义价值”——每一个班集体中生活和成长的个体学生都无一例外地要遵守和尊重这一价值原则,否则,它就不能在这个相互支持和彼此尊重的价值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尊重,从而也就无所谓得到他人的认可、与他人建立友谊和获得自己的发展与成长了。接下来,教学上的突破,克拉克是以喜剧化的方式(笔者称之为“奖励式自我惩罚”教学模式)进行的:只要学生安静地听讲15秒钟,他就喝下一盒奶(这就意味着他最终会喝到要吐),这样学生为了看到他吐就专心去听讲了。结果,学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听讲的乐趣。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老师真的喝到吐,但对老师的良苦用心却开始有所领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感受到克拉克老师对他们人格尊严的深沉的爱护及对他们价值成长的由衷的期待的同时,他们开始对“价值班规”产生了一种“价值自觉”,这一点在克拉克生病住院期间得到了证实。至此,这个学区的“最差班”也开始由克拉克本人的“身体领导”为一种由克拉克建立起来的“价值领导”所替代。通过这种“价值领导”,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班集体能够自觉地运行良好,而不需要教师总像“警察”一样“盯着”才行,更不需要家长总像“佣人”那样“讨好”才做。至此,价值开始成为个体内在的动力支撑和行为原则。
四、结语
诚然,克拉克老师的具体做法未必值得推广或仿效,然而,从他以“临时教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到他在这个全学区的最差班所取得的教育上的成功来讲,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其中的道理。为什么他能够让学生从讨厌一切老师到最终接受并喜爱他?为什么他能够让一群在学习、修养和社交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的学生转变为令全校为之骄傲的班集体?是什么发挥了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什么让一帮“问题学生”变成了“好学生”?是什么支持着一名教师总是可以取得教育上的成功?是什么维护着一个没有教师在场的班集体良好的生活秩序?……这一连串的疑问,绝对不仅仅是初任教师才有的疑惑和应当追思的;这其中的道理也绝对不仅仅只是教师应该探讨和修炼的教育学。这是因为,教师所面对的对象——“学生”——身上还背负着许多其他的社会身份:他们还是“孩子”。作为孩子,他们属于一个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家庭,也同时属于他们所共在的那个社会与社区。我们难道真的能讲教育仅仅就是教师的事情?这对教师而言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教育属于全社会,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不可避免地在扮演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因为我们也一直背负着“孩子”的身份,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做了“父亲”“母亲”或是“老师”,我们却永远摆脱不了我们做“孩子”的成长情结和教育需要。
为此,当我们说教育要把一个人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拿着“标签印象”来对待人,否则,我们就超出了我们作为人的理性限度——我们是在扮演上帝——这种扮演对于他人(不仅仅是学生或者孩子)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如此对待我们自己(尤其是在负面的标签面前)。或许有人会认为,给人贴上夸大的正面标签是否就是好事情?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机智或者寒暄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它却不能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使用,而应当作为一种教育信念。具体而言,当有人褒扬你的时候,作为成人,你尽可以去享用当下的幸福与美好,然而,你同时也要自省:别把它太当回事,你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然而,对于孩子幼小的心灵而言,他可能还不懂得你的这番世故。那么,作为专业教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做呢?笔者认为,教育工作者在其试图给予孩子一种教育性的影响时,他首先需要有这种“标签印象去除”的教育智慧——不以既往的眼光或者传说来定位你的教育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眼光、心灵与信念去观察、感受和寻求一种照亮、推动其成长的力量与办法。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手段,它同时要作为你从事教育活动的一种基本信念,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面向希望的事业。此外,对于集体或者群体,你无法通过自己亲自打点和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发展状况,然而,你却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你需要用自身之外的力量去对他们实现领导。笔者认为,“正义价值”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是因为,教育就是一种“助人自助”的事业,教人懂得“自为”的志业,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讲即:教是为了不教。所以,所谓价值领导,不是让某种价值条目产生一种外在的“规训”或者“约束”,而是要想方设法使这种价值获得个体的认同,成为个体内在自觉的行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标签去除”的教育智慧和“价值领导”的管理智慧,不仅仅是学校课堂教学和家庭教育生活中的智慧,它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生存智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