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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国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对媒体表示,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其在中国的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多年来,阿迪达斯在苏州的直属工厂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经营。2005年,阿迪达斯中国区配送中心也落户了苏州工业园区。
然而,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已达东南亚有些国家的两倍以上。另外,法国纺织品协会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国纺织品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为188欧元~300欧元(约1447元~2310元人民币),比全球纺织业工资最低的国家——80欧元(约616元人民币)左右的孟加拉国高很多。还有分析称,阿迪达斯在华直属工厂工人平均工资(不低于3000元人民币)约为缅甸工厂(约130美元,即约829元人民币)的4倍。
除了阿迪达斯,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其在中国唯一一家位于江苏太仓的鞋类生产工厂。不少中国消费者近年来也发现,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不少“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的鞋类及其他产品。可见,财务成本上升是这些中国工厂关闭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一判断没有异议,那么,面对世界著名制造业品牌的制造企业撤离中国的现实,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视角也许有两个:
其一,短期视角。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角度,尽可能降低它们的财务成本。这对所有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企业都是有效的。就现状而言,降低包括税收成本在内的制度成本,以及物流成本,可能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比较现实的途径。例如,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我们将结构性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已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但结构性减税仍有空间,而且,越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减税对于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的效应就越是明显。又如,面对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我们应当审视高速公路过高收费这一已被长期诟病的问题。
其二,中长期视角。从制造业转型的角度,使企业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通过产品、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进而在较长时期保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以第三次革命为背景的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以下关键事实: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以人力资本和数字化为特征的服务投入,各种新材料的广泛应用等,它们既是基本要素的更替,又从不同角度代表着制造业转型的方向。
如果中国制造业转型要胜出一筹,就要在遭遇“倒逼”时,有必要的主动。主动也许表现在多个方面,但就主体而言,我们真不要为企业操心,创业者、企业家总是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创新者,只要环境迫使并有利于创新,他们就会通过包括转型在内的各种方式,维护企业生存,并促使其发展。
我们倒是要考虑政府的主动应该表现在哪里。除了上述环境建设与政府有关外,与“有机且有效整合”有关的,是政府要通过自身深化改革,破除以往不利于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不难发现,这方面的障碍还有不少。政府在这一点上能走多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制造业转型成功与否。(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7月24日)
然而,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已达东南亚有些国家的两倍以上。另外,法国纺织品协会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国纺织品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为188欧元~300欧元(约1447元~2310元人民币),比全球纺织业工资最低的国家——80欧元(约616元人民币)左右的孟加拉国高很多。还有分析称,阿迪达斯在华直属工厂工人平均工资(不低于3000元人民币)约为缅甸工厂(约130美元,即约829元人民币)的4倍。
除了阿迪达斯,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其在中国唯一一家位于江苏太仓的鞋类生产工厂。不少中国消费者近年来也发现,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不少“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的鞋类及其他产品。可见,财务成本上升是这些中国工厂关闭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一判断没有异议,那么,面对世界著名制造业品牌的制造企业撤离中国的现实,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视角也许有两个:
其一,短期视角。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角度,尽可能降低它们的财务成本。这对所有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企业都是有效的。就现状而言,降低包括税收成本在内的制度成本,以及物流成本,可能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比较现实的途径。例如,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我们将结构性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已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但结构性减税仍有空间,而且,越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减税对于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的效应就越是明显。又如,面对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我们应当审视高速公路过高收费这一已被长期诟病的问题。
其二,中长期视角。从制造业转型的角度,使企业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通过产品、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进而在较长时期保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以第三次革命为背景的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以下关键事实: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以人力资本和数字化为特征的服务投入,各种新材料的广泛应用等,它们既是基本要素的更替,又从不同角度代表着制造业转型的方向。
如果中国制造业转型要胜出一筹,就要在遭遇“倒逼”时,有必要的主动。主动也许表现在多个方面,但就主体而言,我们真不要为企业操心,创业者、企业家总是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创新者,只要环境迫使并有利于创新,他们就会通过包括转型在内的各种方式,维护企业生存,并促使其发展。
我们倒是要考虑政府的主动应该表现在哪里。除了上述环境建设与政府有关外,与“有机且有效整合”有关的,是政府要通过自身深化改革,破除以往不利于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不难发现,这方面的障碍还有不少。政府在这一点上能走多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制造业转型成功与否。(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