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念定位、规则设定和具体实施3个维度均削弱了被害人对程序的实质影响,存在国家刑事政策、法律体系衔接和被害人制度信任等风险.应当按照“明确宣告作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念定位、规则设定和具体实施3个维度均削弱了被害人对程序的实质影响,存在国家刑事政策、法律体系衔接和被害人制度信任等风险.应当按照“明确宣告作用,微调诉讼权利”的思路来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增加被害人的表达权来凸显被害人对诉讼进程的全面影响,通过构建被害人对量刑梯次影响细则以实现其实质参与量刑协商的目标,通过增设自愿性保障条款来增强被害人对程序的信任度,促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益保障与刑事司法被害人保护体系的顺利兼容.
其他文献
党性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供根本保证.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党性教育内容与形式围绕国家大局与党情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党性教育机构向广覆盖、多层次、正规化方向发展.深入总结建党百年来党性教育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对于加强新时代党性教育,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党性教育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抓住党性教育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完善党性教育相关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将越来越多地取代既有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又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并引发就业极化现象.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就业市场呈现出强从属性劳动萎缩、灵活就业常
列宁写作《怎么办?》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披露机会主义“批评自由”的实质和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二是回答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三是化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严峻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确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反贫困目标,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反贫困路径,明确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作用的反贫困条件,为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指引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推翻剥削阶级制度到实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提炼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之后,由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存在不同的解读,因此引发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控审冲突.以近年来
处于政法体制之内和案例指导制度之外的冠名典型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治理术和供给裁判规范双重逻辑的产物,其功能预设重在执行公共政策而非供给裁判规范.基于功能分析范式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重大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制度创新成果的集中概括,是党的领导制度逐步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深入研究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对于把握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近代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文明发展的制度成果。
现象学拒斥任何一种建基于观念与实在之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立场,然而建立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却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使命.胡塞尔积极构想的现象学形而上学的最终形态,是一种关于超越论事实的目的论形而上学.超越论事实虽然超越了直观明见性,但仍然在事实的世界和事实的精神生活之构造中显露自身,因而不是一种出于生存论动机的哲学悬设,而是现象学的实事本身.世界的目的论意义作为超越论事实,要求一种奠基于超越论现象学的"可信的形而上学建构",即动机引发的建构.通过这种建构,作为目的论原则的"神"被还原至一种原被动性的前自我与非自我
互联网传播模式改变了意识形态领域资源与权力的分配方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成为新趋势.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牢固与否,需要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格局.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建设维度、日常生活维度、社会实践维度、制度构建与执行维度的考察,分析网络信息传播技术下意识形态治理的优势与缺陷,构建"党政主导—社会协同—法治保障—技术支持—科学评价"于一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发挥立体互动、协同运作、综合施策的体系优势,全面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