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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作为特定的地理区域，主要是从国家的视角来关注，深受国家形态的影响。边疆观念和邊疆理论又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1] 21世纪以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及边疆治理政策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应运而生。当前研究主要如下：
周平教授关于边疆的研究著作颇多，如《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2013）、《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2015）、《国家崛起与边疆治理》（2017）、《陆地边疆：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2017）等。周平认为边疆及边疆治理对国家发展存在决定性的影响，我国在快速的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及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凸显，我国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边疆和边疆治理，更要当作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国家发展目标与全面的边疆治理紧密结合。
马大正（2013）指出中国边疆学的两大主要任务：厘清我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各个时期的地位及原因;理顺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马大正（2016）总结了中国边疆学学术的几点思考，即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分类设置、基本功能、学科依托与交叉、研究方法以及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李大龙、张振利（2017）指出马大正所作《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标志着我国边疆研究正式跻身学科之列。
方盛举有关陆地边疆治理的研究也较多，如《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2015）、《论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模式》（2016）、《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2017）等。方盛举、吕朝辉（2015）提出从府际间的协同、政府与社会共治、政府与市场互补和政府与公众互信四个维度来构建我国陆疆的合作型治理模式。方盛举、吕朝辉（2016）认为我国在长期的陆地边疆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以情感和文化治理方式相结合的软治理模式需进一步完善;应把软治理的实施纳入制度化轨道，规避边疆治理的“人治”因素干扰。
孙保全（2017）认为我国陆地边疆的差异性结构出现新的分化趋势，应进一步明晰边疆范畴、区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治理目标、推动精准化治理、处理好陆疆治理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孙保全、赵健杉（2017）从史地、民族、经济、社会、海洋、国家视角来解释了边疆治理概念，并认为在国家视角下来界定和使用边疆治理概念更具揭示边疆治理本质、契合国家发展形势、符合全球眼光的优势。
吕朝辉（2016）在分析边疆治理视野下精准对口支援的现状、问题及价值蕴含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对口支援模式的建构路径，即应当着眼于对口支援的制度化、主体的多元化、政策工具的多样与精准化以及突出智力支援的地位等。吕朝辉（2018）对习近平边疆治理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为着力突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意义与“六个必须”的治边原则;把握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加快边疆的跨越发展;边疆治理的核心是安全问题;重视陆疆的战略价值等。
孙宏年（2016）从中国边疆治理的学术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孙宏年（2018）从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围绕当代的边疆治理问题，以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为中心，对西藏治理战略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杨明洪（2018）认为“长期建藏”思想是“治边稳藏”战略的基石，并对“长期建藏”的内涵及建国以来几代领带人的“长期建藏”思想进行了总结。杨明洪（2018）针对以周平为代表的当代“边疆建构论”理论提出了“边疆实在论”以作反驳。他认为“边疆建构论”仅仅在“王朝国家”形态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并对“边疆实在论”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边疆建构论”将转换为“边疆实在论”。
朱碧波、王砚蒙（2014）认为我国传统边疆治理的一元化的治理体系，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应该向协同共治转型。朱碧波、李朝辉（2018）针对杨明洪教授提出的“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是互斥对立的观点提出了相应看法，认为杨明洪对于“边疆建构论”的理论真意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两种理论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复杂边疆面进行关注的，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兼容共生的关系。
姚德超、冯道军（2016）认为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逻辑在于治理结构、体系及能力的重塑，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塑现代治理技术，有助于整体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白利友（2017）认为陆地边境是陆地边疆治理的重要场域，陆地边疆治理的研究不仅要注重理论的构建，还应关注陆地边境治理。
曹亚斌（2015）指出，当代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受“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思维的限制，急需引入如全球治理等视角突破单纯的地缘政治思维。刘雪莲、刘际昕（2017）认为将边境治理从边疆治理中分离出来，脱离原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框架很有必要，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视角下来审视边界、边境与边疆地区。
综上，近年来，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近代边界问题，而是结合了我国边疆历史和现状，形成了多学科领域和角度结合的特点，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界对于新形势下的边疆研究已经超出了某一学科的研究范畴。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概念、面临的挑战、边疆治理理论等领域，而关于边疆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的边疆治理，陆地、海洋及太空边疆治理。对于软性、国外边疆治理、各形态边疆的关联性等方向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未来的边疆治理研究更要注重利益边疆、信息边疆、陆疆治理研究等方面的不断深入。
【注 释】
[1] 参见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参考文献】
[1] 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方盛举.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应运而生。当前研究主要如下：
周平教授关于边疆的研究著作颇多，如《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2013）、《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2015）、《国家崛起与边疆治理》（2017）、《陆地边疆：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2017）等。周平认为边疆及边疆治理对国家发展存在决定性的影响，我国在快速的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及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凸显，我国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边疆和边疆治理，更要当作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国家发展目标与全面的边疆治理紧密结合。
马大正（2013）指出中国边疆学的两大主要任务：厘清我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各个时期的地位及原因;理顺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马大正（2016）总结了中国边疆学学术的几点思考，即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分类设置、基本功能、学科依托与交叉、研究方法以及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李大龙、张振利（2017）指出马大正所作《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标志着我国边疆研究正式跻身学科之列。
方盛举有关陆地边疆治理的研究也较多，如《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2015）、《论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模式》（2016）、《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2017）等。方盛举、吕朝辉（2015）提出从府际间的协同、政府与社会共治、政府与市场互补和政府与公众互信四个维度来构建我国陆疆的合作型治理模式。方盛举、吕朝辉（2016）认为我国在长期的陆地边疆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以情感和文化治理方式相结合的软治理模式需进一步完善;应把软治理的实施纳入制度化轨道，规避边疆治理的“人治”因素干扰。
孙保全（2017）认为我国陆地边疆的差异性结构出现新的分化趋势，应进一步明晰边疆范畴、区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治理目标、推动精准化治理、处理好陆疆治理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孙保全、赵健杉（2017）从史地、民族、经济、社会、海洋、国家视角来解释了边疆治理概念，并认为在国家视角下来界定和使用边疆治理概念更具揭示边疆治理本质、契合国家发展形势、符合全球眼光的优势。
吕朝辉（2016）在分析边疆治理视野下精准对口支援的现状、问题及价值蕴含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对口支援模式的建构路径，即应当着眼于对口支援的制度化、主体的多元化、政策工具的多样与精准化以及突出智力支援的地位等。吕朝辉（2018）对习近平边疆治理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为着力突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意义与“六个必须”的治边原则;把握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加快边疆的跨越发展;边疆治理的核心是安全问题;重视陆疆的战略价值等。
孙宏年（2016）从中国边疆治理的学术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孙宏年（2018）从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围绕当代的边疆治理问题，以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为中心，对西藏治理战略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杨明洪（2018）认为“长期建藏”思想是“治边稳藏”战略的基石，并对“长期建藏”的内涵及建国以来几代领带人的“长期建藏”思想进行了总结。杨明洪（2018）针对以周平为代表的当代“边疆建构论”理论提出了“边疆实在论”以作反驳。他认为“边疆建构论”仅仅在“王朝国家”形态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并对“边疆实在论”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边疆建构论”将转换为“边疆实在论”。
朱碧波、王砚蒙（2014）认为我国传统边疆治理的一元化的治理体系，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应该向协同共治转型。朱碧波、李朝辉（2018）针对杨明洪教授提出的“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是互斥对立的观点提出了相应看法，认为杨明洪对于“边疆建构论”的理论真意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两种理论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复杂边疆面进行关注的，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兼容共生的关系。
姚德超、冯道军（2016）认为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逻辑在于治理结构、体系及能力的重塑，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塑现代治理技术，有助于整体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白利友（2017）认为陆地边境是陆地边疆治理的重要场域，陆地边疆治理的研究不仅要注重理论的构建，还应关注陆地边境治理。
曹亚斌（2015）指出，当代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受“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思维的限制，急需引入如全球治理等视角突破单纯的地缘政治思维。刘雪莲、刘际昕（2017）认为将边境治理从边疆治理中分离出来，脱离原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框架很有必要，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视角下来审视边界、边境与边疆地区。
综上，近年来，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近代边界问题，而是结合了我国边疆历史和现状，形成了多学科领域和角度结合的特点，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界对于新形势下的边疆研究已经超出了某一学科的研究范畴。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概念、面临的挑战、边疆治理理论等领域，而关于边疆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的边疆治理，陆地、海洋及太空边疆治理。对于软性、国外边疆治理、各形态边疆的关联性等方向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未来的边疆治理研究更要注重利益边疆、信息边疆、陆疆治理研究等方面的不断深入。
【注 释】
[1] 参见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参考文献】
[1] 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方盛举.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