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已是老生常谈,然而金融海啸所带来的外需不足,一路高调把“内需”推到了至关重要的位子,在出口下滑尚未见底的今天,“内需”成为了“关键词”。尽管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方案,但是内需不足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撬动内需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农民工城市化
　　
　　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全国有1.4亿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扩大内需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政策有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部分农民工人口的城市化问题。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宏观调控的发挥空间就越小,甚至可能由于生产过剩而走向政策出发点的反面。经济振兴方案必须立足长远,而可行的方向之一就是人口城市化。”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告诉媒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公开一组数据,从产出水平看,我国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只有4761元(2008年),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
　　
　　调整分配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张明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分配是民生之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削弱了消费增长动力。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海波给出的答案是,“当前,少数人的财富大幅增长,而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很少,或是处于相对下降状态,这是消费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改变此种状态,需要一个给大多数群体带来收益,而不是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发展方式。
　　张明说:“国民收入分配三大块:政府、企业和居民。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此外,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不均,另一方面则是贫富悬殊。让低收入者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长;让城市的零就业家庭有人就业,从而得到收入。除此之外,可以改进国有企业分红方式等,这些措施的改善都可以增加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和农村农民的收入。”
　　
　　解决投资消费失衡
　　
　　“中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问题,目前更加棘手。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并不是由于收入的增长,而是国民对于未来和现状不安的无奈选择。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力促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并把扩大消费的重点拓展到广大农村。然而目前来看,消费显然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长板。”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汪红驹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多地侧重于拉动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我们对消费需求的刺激基本上是口号多,实际效果不明显。”汪红驹说。
　　汪红驹表示,在拉动内需方面,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似乎不缺乏。然而,问题是:在目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政府巨大的投资又会带动多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尽管政府投资会在短期内对内需产生切实的推动和影响,但要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启动民间投资。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为民营企业减轻压力,从而引致的国内总需求的增加。
　　
　　“还利于民”突破瓶颈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财政取之于民,怎么用之于民是最关键的。采取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
　　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虽然我们也曾有过一些举措,家电下乡、医疗改革等,但依然还是不够的,拉动内需要有一个更加系统化的考虑。例如,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的税率;有意识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推出政治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实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等。
　　
　　■链接:扩大内需:实现体制创新与政策调整的有机结合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加大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力度。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比较好的时机与条件。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在趋稳,保增长政策成效初显;二是消费增长速度有提高的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三是外部市场对我国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形成明显的“倒逼改革”的态势。
　　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当前的短期政策选择,也涉及中长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因此,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