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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生态与环境问题，使得各个学科领域不断进行反思并开始新的思考。对于城市生态文化研究者而言，充分认识到城市生态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生态文化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是走向学术研究深化的重要前提。宋代杭州城市文化转型对于西湖的生态开发，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启示在于：西湖生态环境建设建构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环境，将自然生态转化为人文生态，创造出城市文化的精神生态环境，满足了城市市民的精神需求与娱乐需求，从而成为一个多层面、多功能的生态文化体系。
[关键词]城市生态文化；精神生态；立体生态；生态文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22-09
[作者简介]刘 方（1964—），男，北京市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研究。（浙江湖州 313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11FZW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Garden Cities—A Case of Urb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in Song Dynasty
Author： Liu Fang
Abstract： Sever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society make various disciplines constantly rethink and have new thought. For urban eco-cultural researchers， being fully aware of urban eco-cultural complexity， cultural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uality of eco-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ward deepening academic research.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velation of urb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in Song Dynasty to the eco-development of the West Lake is that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Lake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co-environment， by creating spiritual eco- environment of urban culture， meets people’s spiritual and recreational needs， and makes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functional system of eco-culture.
Key words： urban eco-culture； spiritual ecology； three-dimensional ecology； eco-cultural system
一、当代生态研究中人文学科的发展情况与问题反思
加雷德·达尔蒙在《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历史有许多不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这么多文明社会居然会一下子崩溃。但是，很少有人（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家）明白，这些文明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乃是它们赖以存活的环境资源的破坏。懂得文明社会崩溃的曲线是急转直下的，更罕见其人。事实上，一个社会从其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巅峰走向灭亡，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够了。
最近考古学发现，许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溃历程却是惊人地相似。如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那萨齐族，圣路易斯郊外的卡何齐亚土丘的建造者，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复活岛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柬埔寨的吴哥窟。这些文明以及其他许多文明，遭受到不同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迁，由此产生的衰落以及与同样遇到环境问题的邻居的贸易衰退，使入侵民族有可乘之机。由于达到巅峰状态的人口、财富、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对环境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状态，接近了破坏资源的临界点，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文明社会的崩溃为什么会在达到巅峰之后不久就迅速出现。
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使得不仅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受到深刻影响，就是人文学科也同样在这一严峻的全球所面临的问题面前，不断开始进行反思与新思考，形成新的学科与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其中包括了哲学领域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等新兴学科，属于历史学领域的生态史学、环境史学等新兴学科，属于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等新的研究领域。这其中与历史中城市生态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首先是环境史研究。
对于中国历史环境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最初是史念海、谭其骧、陈桥驿等学者，主要是以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为主①，而美国汉学家伊懋可则是最早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伊懋可在1990年发表针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论文。在论文中，伊懋可首先指出，科学技术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以技术为中心，进而从气候、地貎、海洋、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脉络探讨环境变化的型态。他也指出，可从宗教、哲学、艺术与科学角度来认识自然②。
《大象的退隐》是伊懋可教授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伊懋可分析了为什么曾经在中国北方广泛生存的大象，会从北方向南方持续退隐的深层原因。伊懋可认为，虽然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是这并非大象从中国北方消失的主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大象适宜生存的环境的破坏。人口增长和不断的土地开发所导致的人象之间的冲突，人类对于大象的多方面的伤害，才是造成大象不得不向南方退隐的主要原因。③ 他在《象之退隐》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史概念，即环境史“主要研究人和生物、化学以及地质这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和威胁，具体而言，有气候、岩石、矿物、土壤、水、树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差不多所有事物的基础——微生物。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互为不可缺少的朋友，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还有信仰、感知、知识和主张都一直与自然界在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体系有自己的动力，但如果不涉及环境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④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分析认为：
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包含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单个的人、广义的人类，也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环境也可分为三个系统，依次为生物系统、化学系统和地质系统，粗略地可以理解为有机界、无机界和非社会时间的地质界。第二，人只是环境中的一部分，环境内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是友好的、支持性的，有时是致命的、破坏性的，另外还是动态的、一直变化的。第三，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与环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分，就不能写出完整的历史.反过来，如果研究了这一部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纯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第四，结合伊懋可在其它地方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要从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为什么、如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①
1993年12月，在香港举行了由汉学家伊懋可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共同主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包括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植物学者、经济学者、森林学者、地理学者、水文学者、微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进行了跨领域的研究与对话。会议论文经过修改，以中文和英文分别出版论文集。②
在《积渐所止》论文集的导论中，伊懋可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③。“关于……的故事”这一界定，可以说为文学研究的深度参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空间。到底如何讲述环境史这部人类历史故事，在《积渐所止》论文集的导论中，伊懋可自己就以中国传统神话为材料，围绕环境史研究问题，重新讲述了夸父的故事：“在中国传统上，以这个故事比喻那些不自量力，想做超过自己能力之工作的人。夸父在木刻上的造形是，一手紧抓著蛇一手紧抓著蝎，以强烈无比的精力跨步于云端，而太阳则在他前面滚动而去。为了当前的议题，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这个故事，以它做为一个图像来引起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过去三千年中，投下巨大而且大致成功的努力来改造他们的土和水，清除他们的森林，发展他们的经济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是不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灾难，不可阻挡的导致生命支持系统之衰弱或甚至破坏——在此是否可以河水既竭仍不足以满足夸父之口渴来象征呢？”④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在《中国环境史刍议》中提到：“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农村与都市聚落的建筑环境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与这主题相关的问题包括房屋的建材与形式的变化，聚落空间的规划，都市化与都市环境的变化等等。”⑤这一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恰恰突显出来人文学科研究生态、环境问题中所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生态问题，许多超越自然生态范围的新问题，也值得探索。
一说到生态问题，往往联想到的就是关注人与自然的问题，这固然不错，但是人类文明进程是以城市出现为重要标志，古希腊以城市还是农村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①
今天，城市化进程，人类更为直接的问题是人与城市，生态美学应该重视和研究城市问题。探索什么样的城市生态，才是理想的、美好的城市生活。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与精华的集中体现和最高代表，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城市史上，都市一直作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而存在着。如斯宾格勒讲到的在每一文化中存在的“首邑城市”类型。而当代城市学家索杰在《第三空间》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因此，“思考人类生活的空间性”集中体现的城市，及其空间变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②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传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宗教、商业的中心，也是文学、艺术的中心。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性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③
当代城市规划与建设，设计者主体最大的缺失是由于现代知识体系分类中的工程、建筑，而缺乏人文主义知识，人文精神，导致现代建筑的非人性化，工具化、功能化趋势和对于人作为居住者和存在着的忽视，对于人的感官的剥夺。城市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化的怪兽，爱恨交织，人们离不开又不爱。④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每天奔波劳碌，来去匆匆，无闲暇也无法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中，驻足感受城市的美。
生态城市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由于我们刚刚开始探索生态城市文化的发展问题，因此，生态城市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概念。其丰富内涵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验证。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告诫我们：城市是由人自己创建的有机系统，而城市又改变了人本身、人们的生活乃至人类的进化历程。⑤
在John M.Marzluff等多人所编，长达八百页的《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一书的导论部分，在开头就对于城市生态学进行了定义和解释：
城市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生态系统，包括人类在城市生活和城市化风景。它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领域，旨在了解人类和生态过程如何能够可以共存于人类控制系统和帮助社会对他们的努力变得更可持续。它有着深厚的根基在许多学科包括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工程、经济学、人类学、气候学、公共卫生、生态学等。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和独特的关注人类和自然系统，术语“城市生态学”已经被使用于各种描述研究人类在城市，在城市的自然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耦合关系。① 作为当代最为重要和新兴学术与理论研究趋势与前沿之一的生态研究，明显缺乏对精神生态的关注与研究，偏重于更为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色彩的研究。
这一特征，既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特征、性质相关，也与当代学术发展的分化，学科专业的壁垒，知识的专业化、职业化有关，也与更大领域的经济、政治与审美三个领域分裂的现代性特征发展有关②，对于城市生态文化研究者而言，充分认识到城市生态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生态文化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是走向学术研究深化的重要前提。
二、都市文化生态的立体建构：从自然生态的改造到文化生态的建构——以西湖为考察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一种反城市化倾向，传统诗歌最为熟悉和不断强化并且被不断加以称颂的是田园、山水，田园与城市构成了对立的二元，③陶渊明的典范开始，中国的文学史就开拓出来田园诗歌的传统，经过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长期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主流模式。
然而，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宋代的城市文化则与此前的城市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新的肯定甚至赞美城市文化的声音。这是与宋代城市文化的繁荣及其文化特征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和借鉴。④为何出现？原因何在？问题意识应该在此处形成。
日本加藤繁、梅原郁、斯波义信和美国施坚雅等学者均对于宋代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宋代的城市革命问题、商业革命问题，等等。⑤可惜，囿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分隔，既没有与历史与文化、思想史的唐宋变革联系起来，也没有以近世转型这样宏观、整体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中研究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仅有物质层面的改变显然是不够的。人类城市栖居的理想形态，显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即便不是更为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理想的生态文明的城市生活，不仅是一种物质标准的是否达标的问题，同样也是精神体验和价值判断的问题，涉及到个体精神观念与社会心理等一系列层面的问题。要真正能够揭示宋代的城市文化变迁，特别是为什么能够形成了新的肯定甚至赞美城市文化的声音，其内在精神层面的观念变迁与观念支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还需要转向城市生活的精神层面，城市人的心灵世界，从心态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索。”①
杭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据地质学家考察，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了。20世纪考古发现的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即在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它是吴越争霸之地。秦代定名为钱塘县，隋朝改称杭州。杭州的繁荣实始于唐。《乾道临安志》记唐贞观中杭州户口，至十一万人。中唐而后，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又白居易撰《卢元辅袭杭州刺史制》（德宗时），也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惟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其繁荣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上述原因，是促使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主因，此外五代北宋时又有下列数事，对于杭州都市的发展，显然亦有相当的重要性。一是海岸石塘的修筑，二是城区运河的整治，三是市舶司的设置，四是手工业的发达。②
杭州很美，但最美的还在西湖。古往今来，西湖以其湖光山色、名胜古迹，不知勾留住多少人的脚步和心灵。南宋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③可以与柳永的词句对照阅读。而柳永词中最堪称美的，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同西湖美丽的传说有关，晚唐诗人皮日休有《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一诗云：“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④可见，除写桂花飘香外，也兼顾了杭州月夜。
苏轼两次到杭为官，足迹所至，其风流雅韵也足以使人倾倒。第一次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据《冷斋夜话》载，苏轼常常徜徉于西湖之滨，荡漾于镜面之上。并与当时西湖周遭的寺僧亦时有往来。其《减字木兰花》词，据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前集》卷十四引《本事集》云：“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子瞻为郡守，一日屏骑从过之。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作木兰花。”⑤苏轼第二次出知杭州是在元祐四年（1089）。此时的苏轼，经历了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的政治波动，在回到了十五年前曾经留连的处所时，至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⑥之感。苏轼对于西湖感情极深，在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至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⑦
对于西湖生态环境的治理，当然不是从苏轼开始的。对于西湖形成与治理的历史，明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卷一《西湖总叙》中有一个比较简要的历史概述：
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
在简要解释了西湖的由来与命名缘由之后，田汝成介绍了唐代治理西湖的情况：
六朝已前，史籍莫考，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代宗时，李泌刺史杭州，悯市民苦江水之卤恶也，开六井，凿阴窦，引湖水以灌之，民赖其利。长庆初，白乐天重修六井，甃、函、笕以蓄泄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无凶年矣。”又云：“旧法泄水，先量湖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则湖水不充。今年筑高湖堤数尺，水亦随加，脱有不足，更决临平湖，即有余矣。”俗忌云：“决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托。”或云：“茭菱失利”，且鱼龙与民命孰急？茭菱与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则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则泉涌，虽罄竭湖水，而泉脉常通，乃以六井为患，谬矣。第六井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之，则虽大旱不乏。湖中有无税田数十顷，湖浅则田出，有田者率盗决以利其私田，故函、笕非灌田时，并须封闭，漏泄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泄无患矣。 从记叙中可以了解到，自唐代开始，杭州市民就得湖水之利，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白居易是唐代治理西湖的重要人物，根据杭州春多雨，夏秋多旱的自然条件，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治理。同时也可以看到，治理西湖不仅有工程本身的艰难，而且有种种人为的阻力。白居易排除阻力，驳斥传言，治理与管理并重，获得了初步成效。而西湖的治理，宋代是重要的历史时期：
吴越王时，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而城郭内外，增建佛庐者以百数。盖其时偏安一隅，财力殷阜，故兴作自由。宋初，湖渐淤壅，景徳四年，郡守王济增置斗门，以防溃溢，而僧、民规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祝延圣寿，禁民采捕。”自是湖葑益塞。庆历初，郡守郑戬复开浚之。嘉祐间，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余派也。元祐五年，苏轼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以来，代有浚治，国初废置，遂成膏腴。熙宁中，臣通判杭州，葑合才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则无西湖矣。臣愚以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自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集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为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枯辙之鲋，臣子视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废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狭水悭，六井渐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复食咸苦，民将耗散，此西湖不可废者二也。白居易开湖记云：“蓄泄及时，可溉田千顷。”今纵不及此数，而下湖数十里，菱芡禾麦，仰赖不赀，此西湖不可废者三也。西湖深广，则运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经，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而舟行市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为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废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水不足，则当劳人远负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不可废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近者·恩免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亦数十万石。臣谨以圣意斟酌其间，增价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折耗之余，尚得钱米一万余石、贯，以此募民开湖，可得十万工。自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盖梅雨时行，则葑根易动，父老纵观，以为陛下既捐利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盖有泣下者。但钱米有限，所募未广，若来者不继，则前功复堕。近蒙圣恩，特赐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济事。臣自去年开浚茅山、盐桥两河，各十余里，以通江湖犹，虑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阛阓之间，便民汲取，及以余力修完六井、南井，为陛下敷福州民甚溥。”朝议从之。乃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自是西湖大展，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嗣后郡守汤鹏、安抚周淙、京尹赵與筹、潜说友遞加濬理，而與筹复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余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①
在这里，田汝成不仅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唐到宋数百年间西湖自然生态的治理，介绍了宋代多次对于西湖治理中最为著名的一次，即苏轼对西湖的治理。苏轼采取了两手抓的方法，工程治理与舆论宣传并举，其给皇帝的著名上疏，从五个方面具体阐释了“西湖有不可废者”，首先从为陛下祈福谈起，以获得皇帝的共鸣与支持，颇具策略。然后从市民引用水源，灌溉农田，航运和官府酿酒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彰显出了西湖的重要性和治理西湖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从苏轼上疏中看到，治理西湖的工程相当浩大，需要二十余万工，耗费颇大。苏轼对西湖的治理，大概是宋代多次西湖治理中工程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一次，特别是“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即后世有名的苏堤。在配套措施上苏轼还“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
而文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谈到南宋时期“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也就是说，这次治理不仅是对西湖自然生态的治理，也进一步强化了西湖人文生态的建设。事实上，对于西湖环境，唐代在自然生态治理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人文、精神生态的建设问题。经历几百年发展，到了南宋时期，这个方面达到了一个辉煌时期。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记载：
（二月）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帅守出城，往一清堂弹压。其龙舟俱呈参州府，令立标竿于湖中，挂其锦彩、银碗、官楮，犒龙舟，快捷者赏之。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顶青巾，带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横节杖，声诺，取指挥，次以舟回，朝诸龙以小彩旗招之，诸舟俱鸣锣击鼓，分两势划棹旋转，而远远排列成行，再以小彩旗引之，龙舟并进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龙舟远列成行，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声喏而退，余者以钱酒友犒也。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①
文献中谈到“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反映了到南宋时期，西湖不仅是杭州水利工程、杭州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且也成为天下著名的风景区和旅游观光的著名标志性景点，成为杭州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西湖游观活动中，地方官府也参与其中。
而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都人游赏）记载：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②
周密的《武林旧事》，不仅谈到西湖的游观，而且进一步谈到“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可见，西湖之于南宋临安的市民各个阶层，已经不仅是天下著名的风景与游观之地，而且也已经成为与市民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相关联的重要存在之地。从密约幽期的谈情说爱，到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从节日的集会，亲朋好友的相聚，到精神信仰的典仪，临安市民生活从日常到节日，从生活到信仰，西湖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场景与空间。从官府、富豪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纷纷参与其中。从官方活动到私人行事，各种活动方式应有尽有。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汉学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不无想往地以称美的笔调写到：“对西湖进行长达数世纪的精心维护，足以证明唐宋时代的中国人对旖旎风光显露了特殊的感情和兴致。每一处胜景都被珍重地保护起来，每一座新的建筑都必须和周围环境相协凋。环湖小山上的佛寺和佛塔，亦与西湖景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③因此，西湖的生态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其重要历史意义与启示在于，西湖生态环境建设，建构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也不仅是改造城市自然生态，而是将自然生态转化为人文生态，创造出城市文化的精神生态环境，满足了城市市民的精神需求与娱乐需求，成为一个多层面、多功能的生态文化体系。从而也成为一个成功的典范，泽被后世。
[关键词]城市生态文化；精神生态；立体生态；生态文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22-09
[作者简介]刘 方（1964—），男，北京市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研究。（浙江湖州 313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11FZW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Garden Cities—A Case of Urb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in Song Dynasty
Author： Liu Fang
Abstract： Sever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society make various disciplines constantly rethink and have new thought. For urban eco-cultural researchers， being fully aware of urban eco-cultural complexity， cultural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uality of eco-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ward deepening academic research.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velation of urb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in Song Dynasty to the eco-development of the West Lake is that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Lake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co-environment， by creating spiritual eco- environment of urban culture， meets people’s spiritual and recreational needs， and makes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functional system of eco-culture.
Key words： urban eco-culture； spiritual ecology； three-dimensional ecology； eco-cultural system
一、当代生态研究中人文学科的发展情况与问题反思
加雷德·达尔蒙在《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历史有许多不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这么多文明社会居然会一下子崩溃。但是，很少有人（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家）明白，这些文明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乃是它们赖以存活的环境资源的破坏。懂得文明社会崩溃的曲线是急转直下的，更罕见其人。事实上，一个社会从其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巅峰走向灭亡，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够了。
最近考古学发现，许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溃历程却是惊人地相似。如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那萨齐族，圣路易斯郊外的卡何齐亚土丘的建造者，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复活岛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柬埔寨的吴哥窟。这些文明以及其他许多文明，遭受到不同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迁，由此产生的衰落以及与同样遇到环境问题的邻居的贸易衰退，使入侵民族有可乘之机。由于达到巅峰状态的人口、财富、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对环境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状态，接近了破坏资源的临界点，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文明社会的崩溃为什么会在达到巅峰之后不久就迅速出现。
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使得不仅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受到深刻影响，就是人文学科也同样在这一严峻的全球所面临的问题面前，不断开始进行反思与新思考，形成新的学科与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其中包括了哲学领域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等新兴学科，属于历史学领域的生态史学、环境史学等新兴学科，属于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等新的研究领域。这其中与历史中城市生态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首先是环境史研究。
对于中国历史环境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最初是史念海、谭其骧、陈桥驿等学者，主要是以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为主①，而美国汉学家伊懋可则是最早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伊懋可在1990年发表针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论文。在论文中，伊懋可首先指出，科学技术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以技术为中心，进而从气候、地貎、海洋、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脉络探讨环境变化的型态。他也指出，可从宗教、哲学、艺术与科学角度来认识自然②。
《大象的退隐》是伊懋可教授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伊懋可分析了为什么曾经在中国北方广泛生存的大象，会从北方向南方持续退隐的深层原因。伊懋可认为，虽然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是这并非大象从中国北方消失的主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大象适宜生存的环境的破坏。人口增长和不断的土地开发所导致的人象之间的冲突，人类对于大象的多方面的伤害，才是造成大象不得不向南方退隐的主要原因。③ 他在《象之退隐》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史概念，即环境史“主要研究人和生物、化学以及地质这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和威胁，具体而言，有气候、岩石、矿物、土壤、水、树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差不多所有事物的基础——微生物。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互为不可缺少的朋友，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还有信仰、感知、知识和主张都一直与自然界在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体系有自己的动力，但如果不涉及环境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④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分析认为：
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包含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单个的人、广义的人类，也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环境也可分为三个系统，依次为生物系统、化学系统和地质系统，粗略地可以理解为有机界、无机界和非社会时间的地质界。第二，人只是环境中的一部分，环境内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是友好的、支持性的，有时是致命的、破坏性的，另外还是动态的、一直变化的。第三，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与环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分，就不能写出完整的历史.反过来，如果研究了这一部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纯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第四，结合伊懋可在其它地方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要从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为什么、如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①
1993年12月，在香港举行了由汉学家伊懋可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共同主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包括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植物学者、经济学者、森林学者、地理学者、水文学者、微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进行了跨领域的研究与对话。会议论文经过修改，以中文和英文分别出版论文集。②
在《积渐所止》论文集的导论中，伊懋可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③。“关于……的故事”这一界定，可以说为文学研究的深度参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空间。到底如何讲述环境史这部人类历史故事，在《积渐所止》论文集的导论中，伊懋可自己就以中国传统神话为材料，围绕环境史研究问题，重新讲述了夸父的故事：“在中国传统上，以这个故事比喻那些不自量力，想做超过自己能力之工作的人。夸父在木刻上的造形是，一手紧抓著蛇一手紧抓著蝎，以强烈无比的精力跨步于云端，而太阳则在他前面滚动而去。为了当前的议题，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这个故事，以它做为一个图像来引起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过去三千年中，投下巨大而且大致成功的努力来改造他们的土和水，清除他们的森林，发展他们的经济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是不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灾难，不可阻挡的导致生命支持系统之衰弱或甚至破坏——在此是否可以河水既竭仍不足以满足夸父之口渴来象征呢？”④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在《中国环境史刍议》中提到：“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农村与都市聚落的建筑环境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与这主题相关的问题包括房屋的建材与形式的变化，聚落空间的规划，都市化与都市环境的变化等等。”⑤这一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恰恰突显出来人文学科研究生态、环境问题中所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生态问题，许多超越自然生态范围的新问题，也值得探索。
一说到生态问题，往往联想到的就是关注人与自然的问题，这固然不错，但是人类文明进程是以城市出现为重要标志，古希腊以城市还是农村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①
今天，城市化进程，人类更为直接的问题是人与城市，生态美学应该重视和研究城市问题。探索什么样的城市生态，才是理想的、美好的城市生活。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与精华的集中体现和最高代表，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城市史上，都市一直作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而存在着。如斯宾格勒讲到的在每一文化中存在的“首邑城市”类型。而当代城市学家索杰在《第三空间》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因此，“思考人类生活的空间性”集中体现的城市，及其空间变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②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传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宗教、商业的中心，也是文学、艺术的中心。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性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③
当代城市规划与建设，设计者主体最大的缺失是由于现代知识体系分类中的工程、建筑，而缺乏人文主义知识，人文精神，导致现代建筑的非人性化，工具化、功能化趋势和对于人作为居住者和存在着的忽视，对于人的感官的剥夺。城市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化的怪兽，爱恨交织，人们离不开又不爱。④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每天奔波劳碌，来去匆匆，无闲暇也无法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中，驻足感受城市的美。
生态城市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由于我们刚刚开始探索生态城市文化的发展问题，因此，生态城市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概念。其丰富内涵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验证。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告诫我们：城市是由人自己创建的有机系统，而城市又改变了人本身、人们的生活乃至人类的进化历程。⑤
在John M.Marzluff等多人所编，长达八百页的《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一书的导论部分，在开头就对于城市生态学进行了定义和解释：
城市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生态系统，包括人类在城市生活和城市化风景。它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领域，旨在了解人类和生态过程如何能够可以共存于人类控制系统和帮助社会对他们的努力变得更可持续。它有着深厚的根基在许多学科包括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工程、经济学、人类学、气候学、公共卫生、生态学等。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和独特的关注人类和自然系统，术语“城市生态学”已经被使用于各种描述研究人类在城市，在城市的自然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耦合关系。① 作为当代最为重要和新兴学术与理论研究趋势与前沿之一的生态研究，明显缺乏对精神生态的关注与研究，偏重于更为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色彩的研究。
这一特征，既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特征、性质相关，也与当代学术发展的分化，学科专业的壁垒，知识的专业化、职业化有关，也与更大领域的经济、政治与审美三个领域分裂的现代性特征发展有关②，对于城市生态文化研究者而言，充分认识到城市生态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生态文化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是走向学术研究深化的重要前提。
二、都市文化生态的立体建构：从自然生态的改造到文化生态的建构——以西湖为考察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一种反城市化倾向，传统诗歌最为熟悉和不断强化并且被不断加以称颂的是田园、山水，田园与城市构成了对立的二元，③陶渊明的典范开始，中国的文学史就开拓出来田园诗歌的传统，经过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长期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主流模式。
然而，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宋代的城市文化则与此前的城市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新的肯定甚至赞美城市文化的声音。这是与宋代城市文化的繁荣及其文化特征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和借鉴。④为何出现？原因何在？问题意识应该在此处形成。
日本加藤繁、梅原郁、斯波义信和美国施坚雅等学者均对于宋代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宋代的城市革命问题、商业革命问题，等等。⑤可惜，囿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分隔，既没有与历史与文化、思想史的唐宋变革联系起来，也没有以近世转型这样宏观、整体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中研究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仅有物质层面的改变显然是不够的。人类城市栖居的理想形态，显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即便不是更为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理想的生态文明的城市生活，不仅是一种物质标准的是否达标的问题，同样也是精神体验和价值判断的问题，涉及到个体精神观念与社会心理等一系列层面的问题。要真正能够揭示宋代的城市文化变迁，特别是为什么能够形成了新的肯定甚至赞美城市文化的声音，其内在精神层面的观念变迁与观念支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还需要转向城市生活的精神层面，城市人的心灵世界，从心态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索。”①
杭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据地质学家考察，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了。20世纪考古发现的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即在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它是吴越争霸之地。秦代定名为钱塘县，隋朝改称杭州。杭州的繁荣实始于唐。《乾道临安志》记唐贞观中杭州户口，至十一万人。中唐而后，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又白居易撰《卢元辅袭杭州刺史制》（德宗时），也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惟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其繁荣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上述原因，是促使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主因，此外五代北宋时又有下列数事，对于杭州都市的发展，显然亦有相当的重要性。一是海岸石塘的修筑，二是城区运河的整治，三是市舶司的设置，四是手工业的发达。②
杭州很美，但最美的还在西湖。古往今来，西湖以其湖光山色、名胜古迹，不知勾留住多少人的脚步和心灵。南宋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③可以与柳永的词句对照阅读。而柳永词中最堪称美的，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同西湖美丽的传说有关，晚唐诗人皮日休有《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一诗云：“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④可见，除写桂花飘香外，也兼顾了杭州月夜。
苏轼两次到杭为官，足迹所至，其风流雅韵也足以使人倾倒。第一次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据《冷斋夜话》载，苏轼常常徜徉于西湖之滨，荡漾于镜面之上。并与当时西湖周遭的寺僧亦时有往来。其《减字木兰花》词，据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前集》卷十四引《本事集》云：“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子瞻为郡守，一日屏骑从过之。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作木兰花。”⑤苏轼第二次出知杭州是在元祐四年（1089）。此时的苏轼，经历了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的政治波动，在回到了十五年前曾经留连的处所时，至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⑥之感。苏轼对于西湖感情极深，在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至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⑦
对于西湖生态环境的治理，当然不是从苏轼开始的。对于西湖形成与治理的历史，明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卷一《西湖总叙》中有一个比较简要的历史概述：
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
在简要解释了西湖的由来与命名缘由之后，田汝成介绍了唐代治理西湖的情况：
六朝已前，史籍莫考，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代宗时，李泌刺史杭州，悯市民苦江水之卤恶也，开六井，凿阴窦，引湖水以灌之，民赖其利。长庆初，白乐天重修六井，甃、函、笕以蓄泄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无凶年矣。”又云：“旧法泄水，先量湖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则湖水不充。今年筑高湖堤数尺，水亦随加，脱有不足，更决临平湖，即有余矣。”俗忌云：“决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托。”或云：“茭菱失利”，且鱼龙与民命孰急？茭菱与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则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则泉涌，虽罄竭湖水，而泉脉常通，乃以六井为患，谬矣。第六井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之，则虽大旱不乏。湖中有无税田数十顷，湖浅则田出，有田者率盗决以利其私田，故函、笕非灌田时，并须封闭，漏泄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泄无患矣。 从记叙中可以了解到，自唐代开始，杭州市民就得湖水之利，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白居易是唐代治理西湖的重要人物，根据杭州春多雨，夏秋多旱的自然条件，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治理。同时也可以看到，治理西湖不仅有工程本身的艰难，而且有种种人为的阻力。白居易排除阻力，驳斥传言，治理与管理并重，获得了初步成效。而西湖的治理，宋代是重要的历史时期：
吴越王时，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而城郭内外，增建佛庐者以百数。盖其时偏安一隅，财力殷阜，故兴作自由。宋初，湖渐淤壅，景徳四年，郡守王济增置斗门，以防溃溢，而僧、民规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祝延圣寿，禁民采捕。”自是湖葑益塞。庆历初，郡守郑戬复开浚之。嘉祐间，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余派也。元祐五年，苏轼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以来，代有浚治，国初废置，遂成膏腴。熙宁中，臣通判杭州，葑合才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则无西湖矣。臣愚以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自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集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为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枯辙之鲋，臣子视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废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狭水悭，六井渐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复食咸苦，民将耗散，此西湖不可废者二也。白居易开湖记云：“蓄泄及时，可溉田千顷。”今纵不及此数，而下湖数十里，菱芡禾麦，仰赖不赀，此西湖不可废者三也。西湖深广，则运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经，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而舟行市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为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废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水不足，则当劳人远负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不可废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近者·恩免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亦数十万石。臣谨以圣意斟酌其间，增价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折耗之余，尚得钱米一万余石、贯，以此募民开湖，可得十万工。自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盖梅雨时行，则葑根易动，父老纵观，以为陛下既捐利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盖有泣下者。但钱米有限，所募未广，若来者不继，则前功复堕。近蒙圣恩，特赐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济事。臣自去年开浚茅山、盐桥两河，各十余里，以通江湖犹，虑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阛阓之间，便民汲取，及以余力修完六井、南井，为陛下敷福州民甚溥。”朝议从之。乃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自是西湖大展，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嗣后郡守汤鹏、安抚周淙、京尹赵與筹、潜说友遞加濬理，而與筹复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余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①
在这里，田汝成不仅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唐到宋数百年间西湖自然生态的治理，介绍了宋代多次对于西湖治理中最为著名的一次，即苏轼对西湖的治理。苏轼采取了两手抓的方法，工程治理与舆论宣传并举，其给皇帝的著名上疏，从五个方面具体阐释了“西湖有不可废者”，首先从为陛下祈福谈起，以获得皇帝的共鸣与支持，颇具策略。然后从市民引用水源，灌溉农田，航运和官府酿酒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彰显出了西湖的重要性和治理西湖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从苏轼上疏中看到，治理西湖的工程相当浩大，需要二十余万工，耗费颇大。苏轼对西湖的治理，大概是宋代多次西湖治理中工程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一次，特别是“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即后世有名的苏堤。在配套措施上苏轼还“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
而文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谈到南宋时期“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也就是说，这次治理不仅是对西湖自然生态的治理，也进一步强化了西湖人文生态的建设。事实上，对于西湖环境，唐代在自然生态治理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人文、精神生态的建设问题。经历几百年发展，到了南宋时期，这个方面达到了一个辉煌时期。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记载：
（二月）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帅守出城，往一清堂弹压。其龙舟俱呈参州府，令立标竿于湖中，挂其锦彩、银碗、官楮，犒龙舟，快捷者赏之。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顶青巾，带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横节杖，声诺，取指挥，次以舟回，朝诸龙以小彩旗招之，诸舟俱鸣锣击鼓，分两势划棹旋转，而远远排列成行，再以小彩旗引之，龙舟并进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龙舟远列成行，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声喏而退，余者以钱酒友犒也。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①
文献中谈到“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反映了到南宋时期，西湖不仅是杭州水利工程、杭州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且也成为天下著名的风景区和旅游观光的著名标志性景点，成为杭州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西湖游观活动中，地方官府也参与其中。
而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都人游赏）记载：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②
周密的《武林旧事》，不仅谈到西湖的游观，而且进一步谈到“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可见，西湖之于南宋临安的市民各个阶层，已经不仅是天下著名的风景与游观之地，而且也已经成为与市民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相关联的重要存在之地。从密约幽期的谈情说爱，到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从节日的集会，亲朋好友的相聚，到精神信仰的典仪，临安市民生活从日常到节日，从生活到信仰，西湖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场景与空间。从官府、富豪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纷纷参与其中。从官方活动到私人行事，各种活动方式应有尽有。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汉学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不无想往地以称美的笔调写到：“对西湖进行长达数世纪的精心维护，足以证明唐宋时代的中国人对旖旎风光显露了特殊的感情和兴致。每一处胜景都被珍重地保护起来，每一座新的建筑都必须和周围环境相协凋。环湖小山上的佛寺和佛塔，亦与西湖景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③因此，西湖的生态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其重要历史意义与启示在于，西湖生态环境建设，建构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也不仅是改造城市自然生态，而是将自然生态转化为人文生态，创造出城市文化的精神生态环境，满足了城市市民的精神需求与娱乐需求，成为一个多层面、多功能的生态文化体系。从而也成为一个成功的典范，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