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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是现代汉语里一个比较普通的常用词，意为有广泛知名度、很受大众追捧和欢迎的，具有褒义色彩。它一般多用来修饰限定那些具有某种称谓功能的名词，如“著名教授”“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歌手”“著名演员”“著名教练”“著名科学家”“著名设计师”“著名网球运动员”“著名的唱片公司”。
“著名”修饰限定名词在语义上有一定的要求，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功用：第一，“著名”一般只修饰限定褒义或中性名词，如不能说“著名小偷”“著名强盗”等。第二，对于所表概念具有等级意味或者内涵隐含有一定等级观念的名词，“著名”一般只跟那些表示（最）高等级的名词搭配，正所谓“强强联合”。如可以说“著名将军”，但不宜说“著名班长”。第三，“著名”用于某个名词之前，实际上是缩小了该名词的外延，客观上将该名词原先所表示的集合一分为二（当然不是等分），整个短语（即“著名＋名词”）只表示原集合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著名”在这类用法里可以看做一个标记词。
虽然“著名”通常都是在这种语义和语用框架内使用，但语言生活毕竟丰富多彩，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追求新奇、张扬个性的社会。因此，实际运用中，“著名”的这一固有框架会被突破，有人故意“反其道而用之”，而且这种用法有时能取得不同寻常的表达效果。以下试举三例，以窥一斑。前两个例子分别是“中国著名坏人”和“著名副教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孔庆东所创，后一个例子是“非著名相声演员”，来自目前仍在走红的相声演员郭德纲。
提到孔庆东，大家应不感到陌生，不少人可能还读过这位“北大醉侠”所写的《47楼207》《笑书神侠》《匹马西风》等作品。他的文字向来以鲜活生猛、亦庄亦谐、不落俗套见长，其“中国著名坏人”和“著名副教授”的独家创作即为明证。
对于“坏人”这一称谓，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自诩为“坏人”的，普天之下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但孔庆东则不然，他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做到将“坏人”的“桂冠”戴在头上而不招人唾骂和遗弃。孔大侠的“功力”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巧妙地利用了“著名”一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著名”不是不能修饰限定贬义词吗？咱就偏来一回拉郎配，用它来限定“坏人”；人们不是不愿自称“坏人”吗？咱就偏用“著名坏人”来自称一把。语言表达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超常规的语言搭配必定引起受话人的高度关注；任何有意违反常规的表达，在表达者那里也都一定有某种不一般的用意。因此，用“著名坏人”来自称，一下子就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不得不探究：此人敢于自称为“坏人”，想来此“坏人”非彼“坏人”，其中应另有深义。正是这么一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在客观上起到了广告的作用，说它是一句精妙的广告词恐怕也不为过。（“中国著名坏人”用于《千夫所指》一书封二的自我介绍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再来看“著名副教授”这一表达形式。在谈及自己的职称为什么仍是副教授时，孔庆东着意使用了“著名副教授”这一新鲜说法。按常理，“副教授”没有高攀“著名”一词的资格。因为，既然是“副教授”，那自然跟“教授”差了一个档次；连教授都不是，怎么敢往“著名”的行列里靠呢。如果真是副教授里著名的一位，那也早就晋升教授了。既然还被排在“副教授”队伍里，那就说明他并不“著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应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当我们听到“著名副教授”这一说法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不经意间被人拿电棍捅了一下的感觉，不禁浑身一颤，打了一个机灵：是呀，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好说副教授是“著名”的，但在一些较特定的时期、较特殊的情况下，你还真就不能说没有“著名副教授”。比如眼下的某名牌大学，由于退休高峰已过，指标规定死板，一些当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副教授就因为没有指标而被挡在教授圈子之外，可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学界都是叫得响的人物，其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并不在教授之下。一些地方院校为了吸引他们，让他们当教授自不必说，有的还许以院长、系主任等官衔呢。称呼一下这样的人为“著名副教授”，即使撇开调侃这一说，也应该不为过吧。如此一想，眼下还真有一批“著名副教授”默默耕耘在某些高等学府中。可见，“著名副教授”的说法乍听上去虽有点不伦不类，可它实际上却寄寓着颇不一般的含义。不过，如果说“著名坏人”在调侃之余还能博人一哂，“著名副教授”的表达则在调侃之外让人品味到一丝苦涩。
说起“非著名相声演员”，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想起2005年。这一年岁末，北京天桥德云社一位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突然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位相声演员与众不同，他每次出场都有一个独特的自我介绍：“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这样的自我介绍可谓别出心裁，耐人寻味。这种表达效果也是因“著名”一词的妙用而起。
在本文开头我们曾指出，“著名”直接限定名词时有标记的作用。当我们说“著名相声演员”的时候，言下之意就将“相声演员”分成了两个集合：一个是“著名相声演员”，属标记形式；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一般）相声演员”，属无标记形式。如果我们进一步，在“著名”前面再使用“非”这个标记词，说成“非著名相声演员”，这就成了双重标记形式，而且这个表达形式本身又因为“非”的使用排除了“著名相声演员”这个集合义，使它回归到表示“（一般）相声演员”这个集合的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数学中的“正负相抵”）。从逻辑上看，“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与“我是（一般）相声演员”在语义真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从表达上说，一般应弃标记形式而用无标记形式，因为无标记形式不但简洁，而且在语言交际中属默认形式。可是现在，表达者放着一个默认的无标记形式（“我是相声演员”）不用，偏偏要绕着圈子说上一个双重标记的表达形式（“非著名相声演员”），这无疑是要追求一种独特的表达效果：且不管你听话人认同不认同这种说法，但在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不得不被它“绕”住，并且琢磨一番。只要听话人被“绕”住了，且在脑子里琢磨了，那么说话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这个自我介绍一定要从你脑子里过一遍甚至几遍，而不是像一般的介绍任你由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好歹你首先得记住“我郭德纲”这个人。
试想，如果自我介绍说成“我是相声演员郭德纲”，那说了也差不多等于没说，人家买的就是听相声的票，自然知道那站在台上即将表演的就是相声演员；如果自我介绍说成“我是郭德纲”，或许有人还会反唇相讥：“郭德纲是谁呀？我们不知道！”但是用“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来说却避免了这样的尴尬和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一下子就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和注意。
当然，现在郭德纲出名了，红遍大江南北，恐怕再也用不着自我介绍了。如果需要自我介绍，也一定不必再绕着什么弯子，只一句“我是郭德纲”足矣！可见，“非著名相声演员”的表达并非文字游戏，它是特定场合、特定情景下的特殊表达形式，有一种不可小觑的独特语用功能。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语言中单个的词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如果表达者精于谋划，善于选择，巧作安排，那么它所达到的表达效果常常会超乎人们的想象，令人拍案叫绝。
“著名”修饰限定名词在语义上有一定的要求，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功用：第一，“著名”一般只修饰限定褒义或中性名词，如不能说“著名小偷”“著名强盗”等。第二，对于所表概念具有等级意味或者内涵隐含有一定等级观念的名词，“著名”一般只跟那些表示（最）高等级的名词搭配，正所谓“强强联合”。如可以说“著名将军”，但不宜说“著名班长”。第三，“著名”用于某个名词之前，实际上是缩小了该名词的外延，客观上将该名词原先所表示的集合一分为二（当然不是等分），整个短语（即“著名＋名词”）只表示原集合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著名”在这类用法里可以看做一个标记词。
虽然“著名”通常都是在这种语义和语用框架内使用，但语言生活毕竟丰富多彩，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追求新奇、张扬个性的社会。因此，实际运用中，“著名”的这一固有框架会被突破，有人故意“反其道而用之”，而且这种用法有时能取得不同寻常的表达效果。以下试举三例，以窥一斑。前两个例子分别是“中国著名坏人”和“著名副教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孔庆东所创，后一个例子是“非著名相声演员”，来自目前仍在走红的相声演员郭德纲。
提到孔庆东，大家应不感到陌生，不少人可能还读过这位“北大醉侠”所写的《47楼207》《笑书神侠》《匹马西风》等作品。他的文字向来以鲜活生猛、亦庄亦谐、不落俗套见长，其“中国著名坏人”和“著名副教授”的独家创作即为明证。
对于“坏人”这一称谓，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自诩为“坏人”的，普天之下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但孔庆东则不然，他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做到将“坏人”的“桂冠”戴在头上而不招人唾骂和遗弃。孔大侠的“功力”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巧妙地利用了“著名”一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著名”不是不能修饰限定贬义词吗？咱就偏来一回拉郎配，用它来限定“坏人”；人们不是不愿自称“坏人”吗？咱就偏用“著名坏人”来自称一把。语言表达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超常规的语言搭配必定引起受话人的高度关注；任何有意违反常规的表达，在表达者那里也都一定有某种不一般的用意。因此，用“著名坏人”来自称，一下子就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不得不探究：此人敢于自称为“坏人”，想来此“坏人”非彼“坏人”，其中应另有深义。正是这么一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在客观上起到了广告的作用，说它是一句精妙的广告词恐怕也不为过。（“中国著名坏人”用于《千夫所指》一书封二的自我介绍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再来看“著名副教授”这一表达形式。在谈及自己的职称为什么仍是副教授时，孔庆东着意使用了“著名副教授”这一新鲜说法。按常理，“副教授”没有高攀“著名”一词的资格。因为，既然是“副教授”，那自然跟“教授”差了一个档次；连教授都不是，怎么敢往“著名”的行列里靠呢。如果真是副教授里著名的一位，那也早就晋升教授了。既然还被排在“副教授”队伍里，那就说明他并不“著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应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当我们听到“著名副教授”这一说法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不经意间被人拿电棍捅了一下的感觉，不禁浑身一颤，打了一个机灵：是呀，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好说副教授是“著名”的，但在一些较特定的时期、较特殊的情况下，你还真就不能说没有“著名副教授”。比如眼下的某名牌大学，由于退休高峰已过，指标规定死板，一些当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副教授就因为没有指标而被挡在教授圈子之外，可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学界都是叫得响的人物，其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并不在教授之下。一些地方院校为了吸引他们，让他们当教授自不必说，有的还许以院长、系主任等官衔呢。称呼一下这样的人为“著名副教授”，即使撇开调侃这一说，也应该不为过吧。如此一想，眼下还真有一批“著名副教授”默默耕耘在某些高等学府中。可见，“著名副教授”的说法乍听上去虽有点不伦不类，可它实际上却寄寓着颇不一般的含义。不过，如果说“著名坏人”在调侃之余还能博人一哂，“著名副教授”的表达则在调侃之外让人品味到一丝苦涩。
说起“非著名相声演员”，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想起2005年。这一年岁末，北京天桥德云社一位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突然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位相声演员与众不同，他每次出场都有一个独特的自我介绍：“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这样的自我介绍可谓别出心裁，耐人寻味。这种表达效果也是因“著名”一词的妙用而起。
在本文开头我们曾指出，“著名”直接限定名词时有标记的作用。当我们说“著名相声演员”的时候，言下之意就将“相声演员”分成了两个集合：一个是“著名相声演员”，属标记形式；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一般）相声演员”，属无标记形式。如果我们进一步，在“著名”前面再使用“非”这个标记词，说成“非著名相声演员”，这就成了双重标记形式，而且这个表达形式本身又因为“非”的使用排除了“著名相声演员”这个集合义，使它回归到表示“（一般）相声演员”这个集合的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数学中的“正负相抵”）。从逻辑上看，“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与“我是（一般）相声演员”在语义真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从表达上说，一般应弃标记形式而用无标记形式，因为无标记形式不但简洁，而且在语言交际中属默认形式。可是现在，表达者放着一个默认的无标记形式（“我是相声演员”）不用，偏偏要绕着圈子说上一个双重标记的表达形式（“非著名相声演员”），这无疑是要追求一种独特的表达效果：且不管你听话人认同不认同这种说法，但在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不得不被它“绕”住，并且琢磨一番。只要听话人被“绕”住了，且在脑子里琢磨了，那么说话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这个自我介绍一定要从你脑子里过一遍甚至几遍，而不是像一般的介绍任你由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好歹你首先得记住“我郭德纲”这个人。
试想，如果自我介绍说成“我是相声演员郭德纲”，那说了也差不多等于没说，人家买的就是听相声的票，自然知道那站在台上即将表演的就是相声演员；如果自我介绍说成“我是郭德纲”，或许有人还会反唇相讥：“郭德纲是谁呀？我们不知道！”但是用“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来说却避免了这样的尴尬和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一下子就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和注意。
当然，现在郭德纲出名了，红遍大江南北，恐怕再也用不着自我介绍了。如果需要自我介绍，也一定不必再绕着什么弯子，只一句“我是郭德纲”足矣！可见，“非著名相声演员”的表达并非文字游戏，它是特定场合、特定情景下的特殊表达形式，有一种不可小觑的独特语用功能。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语言中单个的词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如果表达者精于谋划，善于选择，巧作安排，那么它所达到的表达效果常常会超乎人们的想象，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