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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共和国档案，你会发现，总有一批不畏艰辛的先行者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上下求索。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大力倡导的责任田，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
曾希圣，1904年10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户书香人家。曾希圣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新四军军部等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原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 政委等职。
中央相信：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是会大有作为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领导同志开会商议新解放区的任职人选。提到谁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毛泽东成竹在胸，说：“曾希圣跟我漏过风，想在安徽干出点名堂；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这个活菩萨，正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毛泽东话音刚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异口同声道：“同意！”
中央领导同志高度一致地选定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当然有其原因。
首先，曾希圣在安徽战斗和生活多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在他的心中编织成浓浓的安徽情结。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路过皖江因交通不便尚未离开无为县的曾希圣，奉中央命令发动地方党政组织和游击武装，接应突围部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委。张鼎丞未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两副担子。
当时，对于皖江能否成为一块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许多人存在着一些疑虑。皖江东近日军巢穴南京，南抵日伪重兵把守的芜湖，西南与国民党第五、三战区为邻，且地区狭小，港汊纵横，敌伪据点林立，建立根据地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曾希圣说：“不怕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皖江根据地硬是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
1943年，根据地对日伪的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困难时期。3月至4月，日寇连续两次抽调重兵对皖江根据地的中心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积极配合日寇，出动桂顽五二八团、保八团、二支队分别进攻桐东、含和地区，妄图切断我交通线，陷皖江根据地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曾希圣的精心组织下，广大军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两次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5年8月，曾希圣又领导根据地军民担当起“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重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自8月17日收复无为县城起，相继攻克了凤凰颈、襄安、运漕、雍家镇、望城岗等40余处敌伪主要据点。
可想而知，曾希圣领导根据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片热土，他怎么不百倍地珍爱呢？
其次，曾希圣具有主持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杰出才能。作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的曾希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为皖江区委书记的曾希圣，同样独当一面，游刃有余。
一是他有抓减租减息的经验。曾希圣任皖江区委书记不久，1941年秋，他就开始进行减租减息的宣传发动工作。同年6月，区委讨论通过了《二五减租试行办法》。1942年6月，皖中行署颁布了《减息法令》。“双减运动”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他有抓农业生产的经验。在皖江地区时，曾希圣经常深入部队营房和农民家庭，号召战士和群众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1944年统计，全区开垦荒地7000亩，植棉数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养鱼1000多万尾，家禽家畜也有较大发展。此外，还创办了8家工艺社、1家卷烟厂。另外，皖江根据地一建立，即以“地主出钱、农民出工”为原则，大力兴修水利。截至1944年3月，全区挖修塘堰3600个，整修圩堤6800丈。
三是他有抓财经工作的经验。曾希圣根据皖江的自然条件，努力发展生产、贸易、广开财源，并且实行了精兵简政，紧缩开支。以1943年为例，全年财政收入2478.77万元，支援军部749.11万元，尚结存189.15万元。
四是他有抓文化教育事业的经验。曾希圣在皖江根据地创办了农民识字班和夜校，健全学校教育。1944年3月，区党委创办皖江联立中学，第一学期行署即拨给皖江联立中学经费11.3万元，公粮1.8万多斤。1945年上半年，含和与皖南两个地区先后创办了含和中学和皖江第二联立中学。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相当活跃。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是区党委的喉舌，发行于整个根据地，并通过地下关系发行至敌占区。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党中央和毛泽东相信：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是会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开玩笑说：“佛子岭担子重，会不会把你曾希圣的肩膀压垮”
1951年3月，经中央慎重考虑，委派曾希圣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曾希圣首先在抓水利方面出了大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遇到连续两年的淮河水灾。曾希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调阅省志和全省各县的县志，研究了安徽800年的历史，了解安徽的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经过研究分析，他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兴修水利，而安徽治水的关键又在于治理淮河。
当时，毛泽东知道淮河流域严重水灾给人民带来沉重苦难的情况后，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把根治淮河列入政务院议事日程。1950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任副主任。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曾希圣和沿淮各级干部广泛动员，很快形成了治淮热潮，先后有1000余万群众投入了当时举国瞩目的治淮工程。
修建佛子岭水库是治理淮海的一项重点工程。1949年冬，华东军政委员会在陈毅、曾山等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华东水利部。不久，华东水利部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兼任副主任，把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改为淮委的工程部，开始制定《治淮方略》。
《治淮方略》经治淮委员会各领导表示同意后，曾山和曾希圣专程去北京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汇报。
汇报毕，周恩来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可让李葆华同志（时任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拿到中央水利部去报告傅作义部长，再叫专家们详细审核，由部下达正式的指示。”周恩来转过身来，郑重地对曾希圣说：“佛子岭担子重，会不会把你曾希圣的肩膀压垮？” 曾希圣响亮地回答：“压不垮，共产党人的肩膀是铁打的，请总理放心！”
佛子岭的勘测设计工作开始于1949年冬，因为预计这个工程需时三四年，而且大别山中盛产毛竹与松杉，曾希圣与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利用当地竹木供居住用。曾希圣对施工人员说：“现在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把佛子岭水库建设好。”
一天，为解决水库移民问题，曾希圣轻装简从来到佛子岭工地。他安排保卫人员在汪家冲的农家找到住宿处，并由农民管饭。晚间，他在茶油灯下阅看测量队提供的水库地形图。次日，他又偕地质人员到工地的荆棘中了解坝址地貌与地点。他还在忙碌中接见了不少农民群众，听取他们对建设水库及迁移生产环境的意见。
1952年5月8日，中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佛子岭视察。他在会议室里陈列的模型旁听取了曾希圣等人的汇报后，深为赞许。
佛子岭水库工程从1952年1月动工，1954年11月建成，历时2年又10个月，水库实际控制面积1270平方公里，总库容 4.9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
柯庆施夜访曾希圣：“难道老朋友不给我一点面子”
曾希圣爱惜人才也是出了名的。
1954年，安徽的笔杆子欧远方去中央党校学习，成绩突出，深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青睐。陆定一想把他留在中宣部，可他深知曾希圣爱才如命，不会放人。在七届六中全会期间，他特地把曾希圣的好友罗瑞卿、刘亚楼拉着，3人一块去看望曾希圣。
为了营造气氛，4人一起打扑克，打了两圈以后，陆定一开口了，说：“老曾，我想把你们那儿的笔杆子欧远方调到中宣部去。”谁知曾希圣一听就发火，把扑克牌甩得满地都是。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曾希圣如此爱才，有次因想留住一个京剧小演员，竟然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这就是著名的“争李案”。
“争李案”的主角是18岁的女孩李炳淑。1960年，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李炳淑在上海人民剧院演出《女起解》。她扮相秀丽，嗓音洪亮，表演、唱腔博得观众的喜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得意地说:“上海出了个小梅兰芳呦！”
可是，他一打听，李炳淑是安徽学员。1959年夏，李炳淑从安徽蚌埠京剧团作为定向培训生，来到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三年级当插班生。她的好学和才华深得校长俞振飞和言慧珠的赞赏，毕业时执意相留，而安徽方面却舍不得放。陈其五想把李炳淑挖过来，曾希圣听到风声，怒不可遏。
上海方面知道曾希圣的脾气，也不敢轻举妄动。陈其五只好向市长柯庆施反映。
在北京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柯庆施特意造访曾希圣。一见面，柯庆施就直奔主题：“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我是找老朋友帮忙来了……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李炳淑，是安徽的定向培训生，我想让她留在上海……”
“不行！你们上海缺演员，我们安徽就不缺演员嘛？”曾希圣的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
柯庆施说：“难道希圣兄不给老朋友一点面子？”
曾希圣连连摇手，就是不答应。
恰好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于是，柯庆施去向毛泽东反映。
一个冬夜，李炳淑在老师俞振飞、言慧珠带领下，来到锦江饭店的一间客厅。他们惊呆了：这时毛泽东、曾希圣都在。毛泽东对李炳淑说：“你很了不起啊，让你的父母官和上海的领导人把官司打到我这里来了！你叫我做人难喽！”
接着，他看着曾希圣，又说：“我看反正是党的戏曲人才，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嘛！”这时曾希圣紧拧着眉头，就是不肯表态。毛泽东只好说:“怎么样？你就忍痛割爱吧，调你换防你能不服从大局吗？小李留上海，还是和你在一个华东局嘛！”
曾希圣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嘟囔着说：“上海条件好，留上海就是了。”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安庆谈到黄梅戏时说：“要把这些人民喜爱的地方戏抢救过来，把它搞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希圣和书记处几个同志碰了头，决定立即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有一天，曾希圣在百忙之中来到黄梅戏剧团观看演出。当看到王少舫、潘景利合演的黄梅小戏《夫妻观灯》时，被他们那机智、幽默的语言和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郁的唱腔，逗得乐呵呵的。接着，又看了严凤英演出的折子戏《女驸马》，连连鼓掌赞好。演出结束接见演员时，他特地对剧团负责同志说：“王少舫、潘景利、严凤英是你们的台柱子，一定要好好爱惜，勤加培养，将来让他们带出更多的台柱子。”
曾希圣为改变安徽人才缺乏的状况,广泛从省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当时上海迁来的小厂多，设备也较简陋，有人不大理解。曾希圣对这些人说：“我不是看中这些机器，我看重的是随厂迁皖的技术人才！”
曾希圣还以革命家的胆识，不拘一格地从劳改人员中起用技术人员。从1952年起，安徽省单工业方面，从劳改犯中调出的技术员、工程师约100人，技工约2000人。1954年春，曾希圣亲自写信，派专人请求上海市委，允许安徽从上海在押犯人中挑选高级工业技术人才。上海市委大力支持，列出部分名单供安徽挑选。挑选来的技术人员到安徽后大都运用一技之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安徽是一个灾害频仍的省份，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有人曾戏称他是“乞丐头子”。
曾希圣笑道：“安徽穷，是事实，但穷可以变富，我非要把头上这顶‘乞丐头子’摘掉不可。”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曾希圣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避灾保收的农业三项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5年，安徽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7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安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较快地改变了原先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称赞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然而，在胜利面前，曾希圣却产生了骄傲情绪，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希圣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安徽日报》刊出的通栏标题写道：“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毛泽东看到后曾批评过曾希圣。
在曾希圣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安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曾希圣开始醒悟了。他冷静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恢复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松绑，解放他们被压抑着的积极性。他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示，决心闯出一条适合恢复农村经济的新路来。为此，他毅然辞去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扭转危局。
1961年2月，曾希圣在蚌埠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这次会议，曾希圣正式提出思索已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工业的生产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种责任制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
1961年2月16日，曾希圣召集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等安徽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决定由他们先搞一个包产责任制的试点。张立治等人遵照曾希圣的指示，于2月下旬组成工作组，选择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大队南新庄生产队作为试点，试行包产责任制。
3月6日，曾希圣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扩大试行责任制范围。随后，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
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就安徽实行责任田的问题在华东小组作了发言。对他的发言，与会者议论纷纷。
在此情况下，曾希圣不得不“通天”了。3月14日上午，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明确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不由欣喜万分，他立即给安徽省委打电话，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正当全省各地广泛推行责任田的时候，毛泽东又让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这与3月14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它限制了责任田的试验面。为此，曾希圣于3月29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同时指出了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导下，责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顺利。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时，召见了曾希圣。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实行的情况，并对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增产。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此后，对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争论暂时停了下来，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猛增到占全省总数的70.8%，到年底已达90.1％。
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上达到900多万吨。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此同时，还支援了邻省。一时间，包产到户责任制大有冲破安徽，席卷全国之势。
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个性很强，在安徽，有人称他为“曾霸王”。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一篇文章中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曾希圣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水静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老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次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还是十分看重与信赖的。
七千人大会时，河南、山东、甘肃、青海被定为全国重灾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湖水。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
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作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啊！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刘少奇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此时，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希圣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直到重病在身，生命垂危,仍然关心国家建设，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196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64岁。
曾希圣，1904年10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户书香人家。曾希圣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新四军军部等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原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 政委等职。
中央相信：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是会大有作为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领导同志开会商议新解放区的任职人选。提到谁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毛泽东成竹在胸，说：“曾希圣跟我漏过风，想在安徽干出点名堂；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这个活菩萨，正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毛泽东话音刚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异口同声道：“同意！”
中央领导同志高度一致地选定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当然有其原因。
首先，曾希圣在安徽战斗和生活多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在他的心中编织成浓浓的安徽情结。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路过皖江因交通不便尚未离开无为县的曾希圣，奉中央命令发动地方党政组织和游击武装，接应突围部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委。张鼎丞未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两副担子。
当时，对于皖江能否成为一块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许多人存在着一些疑虑。皖江东近日军巢穴南京，南抵日伪重兵把守的芜湖，西南与国民党第五、三战区为邻，且地区狭小，港汊纵横，敌伪据点林立，建立根据地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曾希圣说：“不怕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皖江根据地硬是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
1943年，根据地对日伪的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困难时期。3月至4月，日寇连续两次抽调重兵对皖江根据地的中心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积极配合日寇，出动桂顽五二八团、保八团、二支队分别进攻桐东、含和地区，妄图切断我交通线，陷皖江根据地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曾希圣的精心组织下，广大军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两次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5年8月，曾希圣又领导根据地军民担当起“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重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自8月17日收复无为县城起，相继攻克了凤凰颈、襄安、运漕、雍家镇、望城岗等40余处敌伪主要据点。
可想而知，曾希圣领导根据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片热土，他怎么不百倍地珍爱呢？
其次，曾希圣具有主持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杰出才能。作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的曾希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为皖江区委书记的曾希圣，同样独当一面，游刃有余。
一是他有抓减租减息的经验。曾希圣任皖江区委书记不久，1941年秋，他就开始进行减租减息的宣传发动工作。同年6月，区委讨论通过了《二五减租试行办法》。1942年6月，皖中行署颁布了《减息法令》。“双减运动”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他有抓农业生产的经验。在皖江地区时，曾希圣经常深入部队营房和农民家庭，号召战士和群众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1944年统计，全区开垦荒地7000亩，植棉数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养鱼1000多万尾，家禽家畜也有较大发展。此外，还创办了8家工艺社、1家卷烟厂。另外，皖江根据地一建立，即以“地主出钱、农民出工”为原则，大力兴修水利。截至1944年3月，全区挖修塘堰3600个，整修圩堤6800丈。
三是他有抓财经工作的经验。曾希圣根据皖江的自然条件，努力发展生产、贸易、广开财源，并且实行了精兵简政，紧缩开支。以1943年为例，全年财政收入2478.77万元，支援军部749.11万元，尚结存189.15万元。
四是他有抓文化教育事业的经验。曾希圣在皖江根据地创办了农民识字班和夜校，健全学校教育。1944年3月，区党委创办皖江联立中学，第一学期行署即拨给皖江联立中学经费11.3万元，公粮1.8万多斤。1945年上半年，含和与皖南两个地区先后创办了含和中学和皖江第二联立中学。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相当活跃。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是区党委的喉舌，发行于整个根据地，并通过地下关系发行至敌占区。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党中央和毛泽东相信：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是会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开玩笑说：“佛子岭担子重，会不会把你曾希圣的肩膀压垮”
1951年3月，经中央慎重考虑，委派曾希圣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曾希圣首先在抓水利方面出了大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遇到连续两年的淮河水灾。曾希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调阅省志和全省各县的县志，研究了安徽800年的历史，了解安徽的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经过研究分析，他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兴修水利，而安徽治水的关键又在于治理淮河。
当时，毛泽东知道淮河流域严重水灾给人民带来沉重苦难的情况后，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把根治淮河列入政务院议事日程。1950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任副主任。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曾希圣和沿淮各级干部广泛动员，很快形成了治淮热潮，先后有1000余万群众投入了当时举国瞩目的治淮工程。
修建佛子岭水库是治理淮海的一项重点工程。1949年冬，华东军政委员会在陈毅、曾山等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华东水利部。不久，华东水利部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兼任副主任，把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改为淮委的工程部，开始制定《治淮方略》。
《治淮方略》经治淮委员会各领导表示同意后，曾山和曾希圣专程去北京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汇报。
汇报毕，周恩来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可让李葆华同志（时任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拿到中央水利部去报告傅作义部长，再叫专家们详细审核，由部下达正式的指示。”周恩来转过身来，郑重地对曾希圣说：“佛子岭担子重，会不会把你曾希圣的肩膀压垮？” 曾希圣响亮地回答：“压不垮，共产党人的肩膀是铁打的，请总理放心！”
佛子岭的勘测设计工作开始于1949年冬，因为预计这个工程需时三四年，而且大别山中盛产毛竹与松杉，曾希圣与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利用当地竹木供居住用。曾希圣对施工人员说：“现在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把佛子岭水库建设好。”
一天，为解决水库移民问题，曾希圣轻装简从来到佛子岭工地。他安排保卫人员在汪家冲的农家找到住宿处，并由农民管饭。晚间，他在茶油灯下阅看测量队提供的水库地形图。次日，他又偕地质人员到工地的荆棘中了解坝址地貌与地点。他还在忙碌中接见了不少农民群众，听取他们对建设水库及迁移生产环境的意见。
1952年5月8日，中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佛子岭视察。他在会议室里陈列的模型旁听取了曾希圣等人的汇报后，深为赞许。
佛子岭水库工程从1952年1月动工，1954年11月建成，历时2年又10个月，水库实际控制面积1270平方公里，总库容 4.9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
柯庆施夜访曾希圣：“难道老朋友不给我一点面子”
曾希圣爱惜人才也是出了名的。
1954年，安徽的笔杆子欧远方去中央党校学习，成绩突出，深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青睐。陆定一想把他留在中宣部，可他深知曾希圣爱才如命，不会放人。在七届六中全会期间，他特地把曾希圣的好友罗瑞卿、刘亚楼拉着，3人一块去看望曾希圣。
为了营造气氛，4人一起打扑克，打了两圈以后，陆定一开口了，说：“老曾，我想把你们那儿的笔杆子欧远方调到中宣部去。”谁知曾希圣一听就发火，把扑克牌甩得满地都是。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曾希圣如此爱才，有次因想留住一个京剧小演员，竟然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这就是著名的“争李案”。
“争李案”的主角是18岁的女孩李炳淑。1960年，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李炳淑在上海人民剧院演出《女起解》。她扮相秀丽，嗓音洪亮，表演、唱腔博得观众的喜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得意地说:“上海出了个小梅兰芳呦！”
可是，他一打听，李炳淑是安徽学员。1959年夏，李炳淑从安徽蚌埠京剧团作为定向培训生，来到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三年级当插班生。她的好学和才华深得校长俞振飞和言慧珠的赞赏，毕业时执意相留，而安徽方面却舍不得放。陈其五想把李炳淑挖过来，曾希圣听到风声，怒不可遏。
上海方面知道曾希圣的脾气，也不敢轻举妄动。陈其五只好向市长柯庆施反映。
在北京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柯庆施特意造访曾希圣。一见面，柯庆施就直奔主题：“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我是找老朋友帮忙来了……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李炳淑，是安徽的定向培训生，我想让她留在上海……”
“不行！你们上海缺演员，我们安徽就不缺演员嘛？”曾希圣的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
柯庆施说：“难道希圣兄不给老朋友一点面子？”
曾希圣连连摇手，就是不答应。
恰好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于是，柯庆施去向毛泽东反映。
一个冬夜，李炳淑在老师俞振飞、言慧珠带领下，来到锦江饭店的一间客厅。他们惊呆了：这时毛泽东、曾希圣都在。毛泽东对李炳淑说：“你很了不起啊，让你的父母官和上海的领导人把官司打到我这里来了！你叫我做人难喽！”
接着，他看着曾希圣，又说：“我看反正是党的戏曲人才，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嘛！”这时曾希圣紧拧着眉头，就是不肯表态。毛泽东只好说:“怎么样？你就忍痛割爱吧，调你换防你能不服从大局吗？小李留上海，还是和你在一个华东局嘛！”
曾希圣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嘟囔着说：“上海条件好，留上海就是了。”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安庆谈到黄梅戏时说：“要把这些人民喜爱的地方戏抢救过来，把它搞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希圣和书记处几个同志碰了头，决定立即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有一天，曾希圣在百忙之中来到黄梅戏剧团观看演出。当看到王少舫、潘景利合演的黄梅小戏《夫妻观灯》时，被他们那机智、幽默的语言和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郁的唱腔，逗得乐呵呵的。接着，又看了严凤英演出的折子戏《女驸马》，连连鼓掌赞好。演出结束接见演员时，他特地对剧团负责同志说：“王少舫、潘景利、严凤英是你们的台柱子，一定要好好爱惜，勤加培养，将来让他们带出更多的台柱子。”
曾希圣为改变安徽人才缺乏的状况,广泛从省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当时上海迁来的小厂多，设备也较简陋，有人不大理解。曾希圣对这些人说：“我不是看中这些机器，我看重的是随厂迁皖的技术人才！”
曾希圣还以革命家的胆识，不拘一格地从劳改人员中起用技术人员。从1952年起，安徽省单工业方面，从劳改犯中调出的技术员、工程师约100人，技工约2000人。1954年春，曾希圣亲自写信，派专人请求上海市委，允许安徽从上海在押犯人中挑选高级工业技术人才。上海市委大力支持，列出部分名单供安徽挑选。挑选来的技术人员到安徽后大都运用一技之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安徽是一个灾害频仍的省份，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有人曾戏称他是“乞丐头子”。
曾希圣笑道：“安徽穷，是事实，但穷可以变富，我非要把头上这顶‘乞丐头子’摘掉不可。”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曾希圣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避灾保收的农业三项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5年，安徽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7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安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较快地改变了原先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称赞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然而，在胜利面前，曾希圣却产生了骄傲情绪，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希圣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安徽日报》刊出的通栏标题写道：“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毛泽东看到后曾批评过曾希圣。
在曾希圣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安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曾希圣开始醒悟了。他冷静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恢复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松绑，解放他们被压抑着的积极性。他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示，决心闯出一条适合恢复农村经济的新路来。为此，他毅然辞去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扭转危局。
1961年2月，曾希圣在蚌埠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这次会议，曾希圣正式提出思索已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工业的生产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种责任制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
1961年2月16日，曾希圣召集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等安徽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决定由他们先搞一个包产责任制的试点。张立治等人遵照曾希圣的指示，于2月下旬组成工作组，选择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大队南新庄生产队作为试点，试行包产责任制。
3月6日，曾希圣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扩大试行责任制范围。随后，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
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就安徽实行责任田的问题在华东小组作了发言。对他的发言，与会者议论纷纷。
在此情况下，曾希圣不得不“通天”了。3月14日上午，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明确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不由欣喜万分，他立即给安徽省委打电话，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正当全省各地广泛推行责任田的时候，毛泽东又让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这与3月14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它限制了责任田的试验面。为此，曾希圣于3月29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同时指出了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导下，责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顺利。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时，召见了曾希圣。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实行的情况，并对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增产。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此后，对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争论暂时停了下来，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猛增到占全省总数的70.8%，到年底已达90.1％。
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上达到900多万吨。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此同时，还支援了邻省。一时间，包产到户责任制大有冲破安徽，席卷全国之势。
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个性很强，在安徽，有人称他为“曾霸王”。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一篇文章中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曾希圣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水静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老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次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还是十分看重与信赖的。
七千人大会时，河南、山东、甘肃、青海被定为全国重灾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湖水。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
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作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啊！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刘少奇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此时，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希圣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直到重病在身，生命垂危,仍然关心国家建设，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196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