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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对老师们说：“虽然我们的条件差，但仍然可以用心去把事做好。只要用心，在红土地上也能有山花烂漫。”
教育到底该怎样做？从小学到高校，从校长到任课老师，从偏远的云南山区到繁华的黄浦江畔，两位教师在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努力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其实正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计。
基层教师的坚守与渴望
在基础教育的岗位上，李兰已经坚守了29年。她工作的上街完小是漾濞县城唯一的一所小学，这个位于云南大理的民族自治县，素有“苍洱文化之源”、“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然而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县境广大的山区里，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境贫寒，很难坚持学习。
1986年，李兰成为一名教师。之后，她先后从事过幼教、班主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工作，直至现在担任上街完小的校长。这么多年里，她不是没有转行的机会，但她说：“我就是喜欢当老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
在她眼里，要有奉献精神，才能做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事，自己必须走在别人的前面，要求师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师生做好的，自己首先做好。无论在教学还是管理岗位上，她一直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在不断地摸索改善。
再过七年，李兰就要到55岁的退休年龄。她告诉《新民周刊》：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首先要做的还是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教好学生、带好老师，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她一直很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除了自己带队，还不放过每一个让老师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培训机会，让他们能走出县城，去州里、省里、国内任何一个教育比漾濞发达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她得知在杭州有一个大规模的教师培训项目，在与记者交谈时，她也不忘打听这个事儿的详情。
李兰自己曾到上海参加过三个月的培训，深深明白漾濞与国内发达城市之间在教育的软硬件环境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她一直对老师们说：“虽然我们的条件差，但仍然可以用心去把事做好。只要用心，在红土地上也能有山花烂漫。”
在政策和资金允许的范围内，把学校建设得更加干净整洁，让师生们有更好的教学环境，这也是李兰一直计划做的事。目前，学校新建的一栋教学楼已经基本通过验收，李兰想着，能在它开始使用时，让监控、宽带网络和校园广播能够全面覆盖。现在，学校里的操场还是泥土地，她想在将来的几年里铺上塑胶跑道，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金”。校园里的篮球场，也是因为资金有限，地砖是一年铺一部分，要在将来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完成。
“如果这些都实现了，我还想把师生们的课桌椅都换一下。”李兰说，孩子们目前用的都是老式的板凳，她想让他们能坐上带靠背的舒适的椅子。而包括她自己在内，老师们的办公桌，都是几十年前的木制品，现在不少都朽坏了。这些在大城市的人看上去并不是多难实现的愿望，在李兰手里都得小心翼翼、日拱一卒。毕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公立小学，每年得到划拨的经费相当有限。如何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李兰费尽心思。
面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李兰对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说：“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你来学校，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李兰为他们申请资助，进行募捐;对孤儿、单亲、留守的孩子，她格外关注，因为他们不仅经济条件差，更多的是缺少关爱。作为县里的骨干教师，李兰经常下乡去培训、支援，漾濞的9个乡镇，她已经走遍了8个。在山区，看到那里的师生坐在朽坏的桌椅上教学，她忍不住掉下眼泪。“过些年，等我退休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想到任何在教育上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尽一份力。”李兰说。
“青椒”的焦虑与期盼
在李兰心中“遥不可及”的上海，王娟（化名）迈入了她加入教师队伍的第5年。5年前，名校博士毕业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为沪上一所重点高校的教师。王娟选择做教授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对学生的爱，正如李兰对孩子的爱一样。
在硕博求学期间，王娟就兼任辅导员的职务，在自己的学业之外，她还要照顾名义上的“学生”——学弟学妹。她从来也是把学生们当亲弟妹一样关爱，学生们亲切地叫她“姐”。.
作為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公立小学，每年得到划拨的经费相当有限。如何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
李兰费尽心思。
毕业入职之后，她发现这种关系改变了。周围一些年轻教师因为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够，学生们对老师不满意，老师也觉得课不好上。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现实：除了教学，“青椒”（“青年教师”的谐称）们还有沉重的科研和行政任务，尤其是科研，这是评定职称的硬性条件。相比科研，“青椒”们觉得教学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自然渐渐淡漠。
“因为教学工作的成果是很难量化的。”王娟告诉《新民周刊》。除了课时之外，教学的量化基本只靠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打分。但王娟坦言，学生们并没把这样的评价当回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老师们也都明白“学生的评价其实对自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尽管学校、学院也有一些精品课程等形式的教学项目，但项目数量、回报率与科研相比仍然是不高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王娟一直努力延续自己当辅导员时对教学的热情，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尽心对待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其实，课堂上能得到的反馈是很及时的，一堂课上得好不好，当场你自己心里很清楚。那种成就感是很棒的。”然而她觉得很累，因为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她必须抽出大量精力放在科研、发文章上。谈到接下来的“五年规划”，她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按部就班评上教授”。硬性指标放在那里：要发多少文章、主持多少项目、出版多少著作。她不否认，现在真的是为了评教授而评教授，起码评上之后，自己能调配更多的资源，不再感觉“有人拿着小鞭子在抽你”，可以更加自主地分配精力，多在教学倾斜一些。
在王娟看来，尽管科研也能反哺教学，但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永远是教学的本质。如果老师们都不好好教学生了，那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又从何谈起呢？
王娟近距离观察过外国一些高校的做法。她的结论是，外国高校的教学体系也并非完美，同样存在着与国内高校相似的一些问题。然而，外国高校课堂上，学生以挑战老师为常态，老师鼓励学生把一切疑问在课堂上提出和讨论，那种活跃的氛围，是国内高等教育里普遍缺失的。这种情况若要改变，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也不是仅仅高等教育阶段的责任。
王娟曾参加过一个教学研讨会，会上，学校一名分管人事的副校长说的话让她印象深刻。该领导说：我们设置了那么多“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其实，从整体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量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我们面对的实情。量变才能导致质变。在量变的过程中，我们自然难以避免更多地以量化的“硬指标”来评判教育，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时采用同行评议、学生评议等“软指标”。二者虽然暂时不能做到等量齐观，但毕竟我们有了多种路径，就开启了“质变”的大门。
评职称，对王娟而言也是“量的积累”。在此之外，能在教学上实现“质的变化”，这不仅是“五年计划”，也是她当老师、做教育的一生目标。王娟坚定地如此认为。
教育到底该怎样做？从小学到高校，从校长到任课老师，从偏远的云南山区到繁华的黄浦江畔，两位教师在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努力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其实正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计。
基层教师的坚守与渴望
在基础教育的岗位上，李兰已经坚守了29年。她工作的上街完小是漾濞县城唯一的一所小学，这个位于云南大理的民族自治县，素有“苍洱文化之源”、“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然而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县境广大的山区里，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境贫寒，很难坚持学习。
1986年，李兰成为一名教师。之后，她先后从事过幼教、班主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工作，直至现在担任上街完小的校长。这么多年里，她不是没有转行的机会，但她说：“我就是喜欢当老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
在她眼里，要有奉献精神，才能做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事，自己必须走在别人的前面，要求师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师生做好的，自己首先做好。无论在教学还是管理岗位上，她一直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在不断地摸索改善。
再过七年，李兰就要到55岁的退休年龄。她告诉《新民周刊》：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首先要做的还是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教好学生、带好老师，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她一直很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除了自己带队，还不放过每一个让老师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培训机会，让他们能走出县城，去州里、省里、国内任何一个教育比漾濞发达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她得知在杭州有一个大规模的教师培训项目，在与记者交谈时，她也不忘打听这个事儿的详情。
李兰自己曾到上海参加过三个月的培训，深深明白漾濞与国内发达城市之间在教育的软硬件环境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她一直对老师们说：“虽然我们的条件差，但仍然可以用心去把事做好。只要用心，在红土地上也能有山花烂漫。”
在政策和资金允许的范围内，把学校建设得更加干净整洁，让师生们有更好的教学环境，这也是李兰一直计划做的事。目前，学校新建的一栋教学楼已经基本通过验收，李兰想着，能在它开始使用时，让监控、宽带网络和校园广播能够全面覆盖。现在，学校里的操场还是泥土地，她想在将来的几年里铺上塑胶跑道，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金”。校园里的篮球场，也是因为资金有限，地砖是一年铺一部分，要在将来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完成。
“如果这些都实现了，我还想把师生们的课桌椅都换一下。”李兰说，孩子们目前用的都是老式的板凳，她想让他们能坐上带靠背的舒适的椅子。而包括她自己在内，老师们的办公桌，都是几十年前的木制品，现在不少都朽坏了。这些在大城市的人看上去并不是多难实现的愿望，在李兰手里都得小心翼翼、日拱一卒。毕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公立小学，每年得到划拨的经费相当有限。如何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李兰费尽心思。
面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李兰对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说：“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你来学校，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李兰为他们申请资助，进行募捐;对孤儿、单亲、留守的孩子，她格外关注，因为他们不仅经济条件差，更多的是缺少关爱。作为县里的骨干教师，李兰经常下乡去培训、支援，漾濞的9个乡镇，她已经走遍了8个。在山区，看到那里的师生坐在朽坏的桌椅上教学，她忍不住掉下眼泪。“过些年，等我退休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想到任何在教育上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尽一份力。”李兰说。
“青椒”的焦虑与期盼
在李兰心中“遥不可及”的上海，王娟（化名）迈入了她加入教师队伍的第5年。5年前，名校博士毕业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为沪上一所重点高校的教师。王娟选择做教授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对学生的爱，正如李兰对孩子的爱一样。
在硕博求学期间，王娟就兼任辅导员的职务，在自己的学业之外，她还要照顾名义上的“学生”——学弟学妹。她从来也是把学生们当亲弟妹一样关爱，学生们亲切地叫她“姐”。.
李兰费尽心思。
毕业入职之后，她发现这种关系改变了。周围一些年轻教师因为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够，学生们对老师不满意，老师也觉得课不好上。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现实：除了教学，“青椒”（“青年教师”的谐称）们还有沉重的科研和行政任务，尤其是科研，这是评定职称的硬性条件。相比科研，“青椒”们觉得教学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自然渐渐淡漠。
“因为教学工作的成果是很难量化的。”王娟告诉《新民周刊》。除了课时之外，教学的量化基本只靠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打分。但王娟坦言，学生们并没把这样的评价当回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老师们也都明白“学生的评价其实对自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尽管学校、学院也有一些精品课程等形式的教学项目，但项目数量、回报率与科研相比仍然是不高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王娟一直努力延续自己当辅导员时对教学的热情，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尽心对待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其实，课堂上能得到的反馈是很及时的，一堂课上得好不好，当场你自己心里很清楚。那种成就感是很棒的。”然而她觉得很累，因为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她必须抽出大量精力放在科研、发文章上。谈到接下来的“五年规划”，她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按部就班评上教授”。硬性指标放在那里：要发多少文章、主持多少项目、出版多少著作。她不否认，现在真的是为了评教授而评教授，起码评上之后，自己能调配更多的资源，不再感觉“有人拿着小鞭子在抽你”，可以更加自主地分配精力，多在教学倾斜一些。
在王娟看来，尽管科研也能反哺教学，但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永远是教学的本质。如果老师们都不好好教学生了，那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又从何谈起呢？
王娟近距离观察过外国一些高校的做法。她的结论是，外国高校的教学体系也并非完美，同样存在着与国内高校相似的一些问题。然而，外国高校课堂上，学生以挑战老师为常态，老师鼓励学生把一切疑问在课堂上提出和讨论，那种活跃的氛围，是国内高等教育里普遍缺失的。这种情况若要改变，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也不是仅仅高等教育阶段的责任。
王娟曾参加过一个教学研讨会，会上，学校一名分管人事的副校长说的话让她印象深刻。该领导说：我们设置了那么多“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其实，从整体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量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我们面对的实情。量变才能导致质变。在量变的过程中，我们自然难以避免更多地以量化的“硬指标”来评判教育，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时采用同行评议、学生评议等“软指标”。二者虽然暂时不能做到等量齐观，但毕竟我们有了多种路径，就开启了“质变”的大门。
评职称，对王娟而言也是“量的积累”。在此之外，能在教学上实现“质的变化”，这不仅是“五年计划”，也是她当老师、做教育的一生目标。王娟坚定地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