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厦门大学时，兴致所来，挥毫题字——“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殊不料，主持仪式的厦大副校长潘世墨先生，当场把“黉（hong 上声，学府之意）宫”念成了“黄宫”，莘莘学子尴尬，令人汗颜。
　　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热播期间，余秋雨教授点评时，把“仁者乐山”的“乐”（yao 去声，喜爱之意）误读成乐（le 去声）音。孔子《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文科学生来讲应是常识性的问题。据说有数万名观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及时、严肃”也是热情地指出余教授的“误读”之错。至于余秋雨先生能否“买帐”不得而知，姑且不论。这让我蓦然想起3年前即2003年的夏天，上海一位资深老编辑金文明先生出版一部22万字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金先生仅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部发行量最多的著作中，“咬嚼”出了126处文字和史料差错。然而，余秋雨先生读后颇不以为然。在《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中有惊人的“论语”：“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嚼’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这桩公案已经成为当代“文坛奇观”，必将流芳百世，好在两位“大家”的著作都在，白纸黑字，有好事者不妨一读，自有公论在。
　　今年春节晚会期间，尽管《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提前声称要“揪”春晚差错，大有“勿谓言之不预”的味道，结果还是出现了“神舟六号”误写成“神州六号”这样的“一字之差”。甚至把“开普敦”（南非的一个港口城市）说成了国家。郝铭鉴先生当时初步认定的差错计有28处，几乎每10分钟就出现1次。说到这里，在我记忆中抹不去的是有“国嘴”之称的赵忠祥先生的大作《岁月随想》风波。2000年的10月，有“中国第一字痴”雅号的李延良先生和资深出版家张景然先生一致认为，“《岁月随想》错误百出，语法、逻辑、修辞、字词等错得离谱，不接受读者指出的批评，从第1版到第16版，差错改动很少。”与此同时，湖北的黄晓曜先生也是个“不省油的灯”，竟然用了一年时间，写就洋洋18万字《透视赵忠祥现象——剖析〈岁月随想〉》一书。认为《岁月随想》中的大部分文章，篇不像篇，段不像段，不知所云。像这样的垃圾文字，竟然被一大出版社出版，还被评为“华东优秀图书”，这真是令人悲愤的恨事。
　　鲁迅先生坚持翻译要忠实于原著，曾被梁实秋先生讥之为“硬译”。赵景深教授也出来帮腔，在《论翻译》的文章中，把严复倡导的“信、达、雅”颠倒为“达、信、雅”，也就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不幸的是赵教授的译作中提供了笑料，“把半人半马的怪物”译成“半人半牛怪”；把“银河”误译为“牛奶路”。鲁迅先生《教授杂咏》中诗云：“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鸟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正是讽刺这位教授，“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文章千古事，还是以准确为是。不过，因名人错用了成语而沿袭下来的例子也有。章士钊先生在《孤桐杂记》文中把庄子语“每下愈况”误写为“每况愈下”，尽管鲁迅先生在嘲讽中予以指出，也每能扭过来，至今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成语。
　　“不以一眚掩大德”，我们对名人用错了词，读错了音，还是宽容为好。平心而论，说句公道话，责任编辑应负大部份的责任。但是，名人也要有认错的勇气和拜“一字师”的雅量。当代的一位知名作家说，“凡伟大作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错误，也不在乎什么批评”。此论实在让我辈难以苟同。“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理当“言有物，亦有序”，“修辞立其诚”。文思泉涌，以笔墨为生涯弄文字的人，往往“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因之才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推敲”故事。倘若自己的文章或讲话公诸于世后，引来数万人的关注即使是“找茬”，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岂能不欢迎“一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