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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采用一种虚伪的形式，用颠覆日常生活经验的“看法”试图达到理想中的真实。九十年代以后余华回归民间，回归现实。他放弃了“看法”转而书写事实，因为“看法”终会陈旧过时，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余华试图无限接近内心真实的努力。
【关键词】：“看法”;“事实”;真实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谈到：“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1986年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要挑战的正是围困大众并且曲解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他通过虚伪的形式颠覆常理，为读者提供自己的“看法”。九十年代以后，余华的作品却一反常态地书写起事实经验，一改往常模糊不清的背景和支离破碎的人物，将事件植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他的写作也因此充满了尘土飞扬的味道。
一、经验之外的真实世界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致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172-173
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荒诞色彩。人物形象扁平化，故事情节匪夷所思，暴力和血腥充斥其间，并且传达出一种颠覆作为日常行为准则的传统伦理的价值观。
首先是对人性恶的证明。《十八岁出门远行》里冷漠的司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里经常捉弄来发的许阿三，《难逃劫数》中对破坏社会伦理秩序的最阴暗的人类欲望的揭露：爱情与婚姻意味着互相伤害;友情意味着互相背叛;传统道德理想破灭。余华通过历史暴力揭露掩盖在道德和法制话语底下的野蛮血腥场面。其次是对中国传统家庭和睦观念的颠覆，如《现实一种》表达了对家庭和睦观念的颠覆，家庭成员之间的冷血残杀完全有悖于家庭应该温暖和睦的逻辑。《一九八六年》里妻子对被文革迫害成精神病的丈夫的不管不顾。余华以极端的形式摧毁了把家庭和睦当做理想社会的伟大象征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念。最后，余华在他的部分中篇和短篇小说中戏仿了传统叙事体裁不能不说是对传统颠覆的另一表现。《古典爱情》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戏仿。
书写与现实经验对立的真实是余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通过虚伪的形式包装着这种看法，绕过现实直抵内心的真实。
二、“尘土飞扬”的民间写作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余华九十年代的写作具有民间转向。他的作品由冷眼旁观的暴力描写变为对苦难温情地讲述;由注重形式的表现到关注内容的开掘;人物也由扁平化变为性格丰富的民间小人物且人物不再是作家笔下的工具，而是拥有自己的声音;作品的背景不再虚幻，而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
余华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谈到“在卡夫卡和舒尔茨之后，辛格是我选择的第三位来自犹太民族的作家，与前两位作家类似，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同的是，卡夫卡和舒尔茨笔下的人物是在内心的深渊里流浪，辛格的人物则是行走在现实之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辛格的人物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气息，而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人物一尘不染，因为后者生活在想象的深处。”辛格笔下人物的“尘土飞扬”源自生活，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一尘不染”存在于想象之中。
余华看到了民间和现实的力量，在他想象力日益枯竭的时候，是辛格把他从卡夫卡的屠刀下拯救了出来。闫海田也曾经做过大胆的推测“如果辛格对余华的影响确实如我推测的那样强烈的话，我认为这不仅让余华直接写出了模仿性极强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是余华从先锋小说转型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余华从对叙述形式的迷恋而进入了对忍受、宽容、同情的追求之中。”
从《活着》中福贵温情的忍受到《许三观卖血记》中民间幽默的力量再到《兄弟》中“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两种现实，余华的笔触伸向历史，在历史的维度中书写事实，寻找内心的真实。
二、质朴有力的现实叙述
余华曾经被这样的两句话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余华在做出这一改变之前就意识到虚伪的形式的困境。“在过去，当我描写什么的时候，我的工作总是让叙述离开事物，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被描写的事物可以真正的丰富起来，从而达到我愿望中的真实。现在问题出现了，在我已经胸有成竹的叙述上面，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让我苦恼了一段时间，显然用过去的叙述，也就是传统的叙述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是同时我又会失去很多，这样的叙述会使我变得呆板起来，让我感到叙述中没有音乐，没有了活泼可爱的跳跃，没有了很多。我感到今天的写作不应该是昨天的方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
这一时期他读到了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辛格的叙述是如此的质朴有力……此刻的辛格似乎获得了神的目光，他看到了，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最软弱的也会是最强大的。”吉姆佩尔身上的这种来自深远历史的力量，正是犹太民族传统中虔诚、善良、隐忍的品质。从这段简短的评论中，隐约可以窥见余华后期创作的特色：不再一味臆想人物，而是贴近现实，立足民间写作;不再一味追求形式实验，回归质朴叙事;不再一味颠覆传统，而是重拾传统优秀文化。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创作就是对辛格《傻瓜吉姆佩尔》的一次成功借鉴。余华用朴素的叙述，完整的情节和暗涌的激情创作出这部自己最喜爱的短篇小说。他也反对在作品中直接注入作家的看法，所以像辛格一样隐匿在作品中，通过精湛的叙述突显主人公来发的苦难生活，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来发的同情和不忍。
《活着》用温情的笔调讲述富贵的一生，与以往作家对人物的遭遇冷眼旁观不同的是，余华将自己融到现实生活中，真切地体会人物的苦难。《活着》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生存的艰难，无不透出作家悲悯的情怀。
余华自己也说：“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余华并没有完全抛弃虚伪的形式，他坦言，多年之后虚伪的形式依然受用。虽然他90年代以后的作品呈现传统回归，但是他前期先锋派的影子还是有迹可循，比如想象、反讽、象征手法的运用。
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采用一種虚伪的形式，用颠覆日常生活经验的“看法”试图达到理想中的真实。九十年代以后余华回归民间，回归现实。他放弃了“看法”转而书写事实，因为“看法”终会陈旧过时，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余华试图无限接近内心真实的努力，无论何种形式的创作他的作品都传达了自己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闫海田：余华直觉的宗教与艾·辛格的上帝——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神性的生成[J]南方文坛，2003，1
【关键词】：“看法”;“事实”;真实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谈到：“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1986年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要挑战的正是围困大众并且曲解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他通过虚伪的形式颠覆常理，为读者提供自己的“看法”。九十年代以后，余华的作品却一反常态地书写起事实经验，一改往常模糊不清的背景和支离破碎的人物，将事件植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他的写作也因此充满了尘土飞扬的味道。
一、经验之外的真实世界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致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172-173
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荒诞色彩。人物形象扁平化，故事情节匪夷所思，暴力和血腥充斥其间，并且传达出一种颠覆作为日常行为准则的传统伦理的价值观。
首先是对人性恶的证明。《十八岁出门远行》里冷漠的司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里经常捉弄来发的许阿三，《难逃劫数》中对破坏社会伦理秩序的最阴暗的人类欲望的揭露：爱情与婚姻意味着互相伤害;友情意味着互相背叛;传统道德理想破灭。余华通过历史暴力揭露掩盖在道德和法制话语底下的野蛮血腥场面。其次是对中国传统家庭和睦观念的颠覆，如《现实一种》表达了对家庭和睦观念的颠覆，家庭成员之间的冷血残杀完全有悖于家庭应该温暖和睦的逻辑。《一九八六年》里妻子对被文革迫害成精神病的丈夫的不管不顾。余华以极端的形式摧毁了把家庭和睦当做理想社会的伟大象征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念。最后，余华在他的部分中篇和短篇小说中戏仿了传统叙事体裁不能不说是对传统颠覆的另一表现。《古典爱情》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戏仿。
书写与现实经验对立的真实是余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通过虚伪的形式包装着这种看法，绕过现实直抵内心的真实。
二、“尘土飞扬”的民间写作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余华九十年代的写作具有民间转向。他的作品由冷眼旁观的暴力描写变为对苦难温情地讲述;由注重形式的表现到关注内容的开掘;人物也由扁平化变为性格丰富的民间小人物且人物不再是作家笔下的工具，而是拥有自己的声音;作品的背景不再虚幻，而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
余华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谈到“在卡夫卡和舒尔茨之后，辛格是我选择的第三位来自犹太民族的作家，与前两位作家类似，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同的是，卡夫卡和舒尔茨笔下的人物是在内心的深渊里流浪，辛格的人物则是行走在现实之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辛格的人物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气息，而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人物一尘不染，因为后者生活在想象的深处。”辛格笔下人物的“尘土飞扬”源自生活，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一尘不染”存在于想象之中。
余华看到了民间和现实的力量，在他想象力日益枯竭的时候，是辛格把他从卡夫卡的屠刀下拯救了出来。闫海田也曾经做过大胆的推测“如果辛格对余华的影响确实如我推测的那样强烈的话，我认为这不仅让余华直接写出了模仿性极强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是余华从先锋小说转型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余华从对叙述形式的迷恋而进入了对忍受、宽容、同情的追求之中。”
从《活着》中福贵温情的忍受到《许三观卖血记》中民间幽默的力量再到《兄弟》中“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两种现实，余华的笔触伸向历史，在历史的维度中书写事实，寻找内心的真实。
二、质朴有力的现实叙述
余华曾经被这样的两句话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余华在做出这一改变之前就意识到虚伪的形式的困境。“在过去，当我描写什么的时候，我的工作总是让叙述离开事物，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被描写的事物可以真正的丰富起来，从而达到我愿望中的真实。现在问题出现了，在我已经胸有成竹的叙述上面，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让我苦恼了一段时间，显然用过去的叙述，也就是传统的叙述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是同时我又会失去很多，这样的叙述会使我变得呆板起来，让我感到叙述中没有音乐，没有了活泼可爱的跳跃，没有了很多。我感到今天的写作不应该是昨天的方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
这一时期他读到了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辛格的叙述是如此的质朴有力……此刻的辛格似乎获得了神的目光，他看到了，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最软弱的也会是最强大的。”吉姆佩尔身上的这种来自深远历史的力量，正是犹太民族传统中虔诚、善良、隐忍的品质。从这段简短的评论中，隐约可以窥见余华后期创作的特色：不再一味臆想人物，而是贴近现实，立足民间写作;不再一味追求形式实验，回归质朴叙事;不再一味颠覆传统，而是重拾传统优秀文化。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创作就是对辛格《傻瓜吉姆佩尔》的一次成功借鉴。余华用朴素的叙述，完整的情节和暗涌的激情创作出这部自己最喜爱的短篇小说。他也反对在作品中直接注入作家的看法，所以像辛格一样隐匿在作品中，通过精湛的叙述突显主人公来发的苦难生活，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来发的同情和不忍。
《活着》用温情的笔调讲述富贵的一生，与以往作家对人物的遭遇冷眼旁观不同的是，余华将自己融到现实生活中，真切地体会人物的苦难。《活着》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生存的艰难，无不透出作家悲悯的情怀。
余华自己也说：“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余华并没有完全抛弃虚伪的形式，他坦言，多年之后虚伪的形式依然受用。虽然他90年代以后的作品呈现传统回归，但是他前期先锋派的影子还是有迹可循，比如想象、反讽、象征手法的运用。
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采用一種虚伪的形式，用颠覆日常生活经验的“看法”试图达到理想中的真实。九十年代以后余华回归民间，回归现实。他放弃了“看法”转而书写事实，因为“看法”终会陈旧过时，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余华试图无限接近内心真实的努力，无论何种形式的创作他的作品都传达了自己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闫海田：余华直觉的宗教与艾·辛格的上帝——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神性的生成[J]南方文坛，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