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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文学”是长期以来始终为人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随着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全面的文体革命也便拉开了序幕。本文分别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角度探讨了新文学语言规范下的文体创新。
【关键词】：五四文学;语言;文体
“五四文学”是长期以来始终为人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五四前夕，文言由于无法应對现代生活而失去生命力，由文言所规定的古典诗词、曲、散文及文言小说，也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随着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全面的文体革命也便拉开了序幕。正如王蒙所说：“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本文试图探讨新文学语言规范下的文体创新。
（一）诗歌的革命
首先是诗歌。“立志于重新建立中国文学新秩序”（谢冕语）的五四新文学，将第一个文体革新对象设定为古典诗歌。这是因为中国是诗国，诗歌传统最为悠久，审美积淀最为深厚，改革起来也最为艰难。那么新文学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诗歌文体呢？胡适曾经有一句概括：“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白话对文言的置换，必然带来诗体的自由化，也必然带来诗歌内容的日常生活化。这是由现代汉语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要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代新人新的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古典诗歌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文人打磨得精致典雅，那整伤的诗行、严谨的韵律、精巧的对仗、蕴籍的意象，已经成为一种陈陈相因的文学范式。当遵循严谨的格律形式只能束缚人们的感情表达，当沿用陈旧的诗歌意象只能给人带来审美疲劳，当采用陈词滥调的言语方式只能让人觉得情感虚假之时，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便不能不发生了。
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体现了五四新文学渴望摆脱古典诗歌的贵族气质而向民间世界回归的趋势：格律的废除，诗体的解放，口语白话的采用，表现出新诗对自然、率真、质朴的美学风格的追求;清新的格调，乐观的情绪，生命力的释放，无不表现出创作主体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然而，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诗“自由”的代价，却是诗形的散漫，诗意的寡淡，诗语的直白和乐感的流失。总之，诗人的热情无法掩盖白话新诗整体的平庸，缺乏传统根基支撑的新诗从此走上一条坎坷不平的探索之路。
（二）戏剧的新生
其次是戏剧。中国有悠久的戏剧文化传统，在民间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从形式上说，中国戏剧属于以乐曲和歌唱为主的“曲剧”形式，并形成了一整套唱、念、做、打的表演体系，充分地凝聚着国人写意的、虚拟的、程式化的审美理念;从内容上说，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的戏曲文化内在地积淀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惩恶扬善、功名富贵、鬼神迷信的思想意识。这一切，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学建设者看来，都是妨碍国家现代化、文学世界化的不利因素，应该予以破坏。于是，从近代维新时期的戏曲改良，到留洋学生的文明新戏，再到“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传统戏曲逐渐为西洋话剧样式所取代，最终确立了采用生活化的自然对话描摹人生百态、表达世间真情的写实主义话剧风格。
话剧艺术价值的实现，主要需通过舞台演出加以检验。这一艺术特征性决定了它与社会生活、与受众群体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话剧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呃，作为一种舶来品，国人对它的接受需要有个过程：看惯了唱念做打的旧戏，单调的对话形式自然难以吸引他们的兴趣;以往看戏但求娱乐享受，如今却需通过观剧思考人生。戏剧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期间，新剧倡导者遭受过失败的打击以及被漠视的苦闷，也经历了从模仿西洋剧到探索话剧民族之路的创作历程。在自省的过程中，有人主张抛弃启蒙思想，试图振兴“国剧”，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有人试图以现代派的苦酒麻醉自己，不求大众理解，但求自我欣赏;而更多的有为青年，则担当起时代的使命，认清了方向，毫不犹豫地向着民众戏剧的道路上走去。
（三）小说的蜕变
再次是小说。小说的历史尽管源远流长，却始终被视为“小道”而难登大雅之堂。“五四”前夕，充斥文坛的文言笔记体小说、白话章回体小说及“鸳鸯蝴蝶派”骈体小说，由于一味迎合下层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为游戏人生、娱乐大众的市民文化;其不思进取的小说体式和程式化叙事方式，已经难以把握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和复杂多变的现代人心。就像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因此，如何用新语言对旧小说进行文体的改造，成为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小说家致力的目标。
五四小说的语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表述的“内倾化”趋势。受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一些小说创作者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层面和情感世界。心理语言、抒情语言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说故事”、重情节的旧套子，形成了具有现代美学品格的散文体小说样式，为现代人找到了审视心里、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第二是语言写实功能的追求。受西洋派小说的影响，一些新小说家也极为重视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与再现，尚真写实、冷静客观的语言风格在“人生派”小说家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然而过于强调写实，也限制了作家想象力的发挥，以至五四小说鲜有非现实手法的奇思妙想之作。第三是语言书面化、文人化特点。随着印刷与出版业的繁荣，小说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案头新宠;而随着对小说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新文学家染指小说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小说由注重口头讲说到注重书面表达，文学品位在提升，文人气息也便浓厚起来。表现在五四小说中，一是欧化语句的采用，而是写意语言的追求。前者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后者却是传统基因的遗传。然而文人的个人化书写难免产生另一个矛盾，便是与广大普通读者的疏离。
（四）散文的勃兴
最后是散文。中国历来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作“文”一向是文人的专长。“五四”前夕，以“桐城派”古文与“选学派”骈体文为主的散文创作一味走拟古摹古、“文以载道”的老路，因而遭到新文学的唾弃。“五四”时期，新文学最深恶痛绝的旧文学代表，是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刘半农说过：“散文之当改良者……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因此，随着白话的提倡，散文文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知识者凭借这一方“自己的园地”，自由地抒发个性，表达真情实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鲁迅等开创的随感式杂文、周作人等所开创的小品散文，代表了中国文人愤世嫉俗的淡泊明志两种精神追求。
五四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得益于西洋散文体式的借鉴，更当归功于传统散文底蕴的延续。与新诗和小说相比，散文的个性色彩最为鲜明，文人气质最为浓厚，与传统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参考文献：
[1]黄兴涛.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J]. 开放时代. 2003（04）
[2]林非. 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J]. 河北学刊. 1990（04）
[3]谢冕. 论中国新诗[J]. 文学评论. 2002（03）
[4] 郑敏. 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J]. 文艺研究. 1998（04）
【关键词】：五四文学;语言;文体
“五四文学”是长期以来始终为人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五四前夕，文言由于无法应對现代生活而失去生命力，由文言所规定的古典诗词、曲、散文及文言小说，也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随着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全面的文体革命也便拉开了序幕。正如王蒙所说：“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本文试图探讨新文学语言规范下的文体创新。
（一）诗歌的革命
首先是诗歌。“立志于重新建立中国文学新秩序”（谢冕语）的五四新文学，将第一个文体革新对象设定为古典诗歌。这是因为中国是诗国，诗歌传统最为悠久，审美积淀最为深厚，改革起来也最为艰难。那么新文学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诗歌文体呢？胡适曾经有一句概括：“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白话对文言的置换，必然带来诗体的自由化，也必然带来诗歌内容的日常生活化。这是由现代汉语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要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代新人新的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古典诗歌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文人打磨得精致典雅，那整伤的诗行、严谨的韵律、精巧的对仗、蕴籍的意象，已经成为一种陈陈相因的文学范式。当遵循严谨的格律形式只能束缚人们的感情表达，当沿用陈旧的诗歌意象只能给人带来审美疲劳，当采用陈词滥调的言语方式只能让人觉得情感虚假之时，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便不能不发生了。
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体现了五四新文学渴望摆脱古典诗歌的贵族气质而向民间世界回归的趋势：格律的废除，诗体的解放，口语白话的采用，表现出新诗对自然、率真、质朴的美学风格的追求;清新的格调，乐观的情绪，生命力的释放，无不表现出创作主体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然而，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诗“自由”的代价，却是诗形的散漫，诗意的寡淡，诗语的直白和乐感的流失。总之，诗人的热情无法掩盖白话新诗整体的平庸，缺乏传统根基支撑的新诗从此走上一条坎坷不平的探索之路。
（二）戏剧的新生
其次是戏剧。中国有悠久的戏剧文化传统，在民间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从形式上说，中国戏剧属于以乐曲和歌唱为主的“曲剧”形式，并形成了一整套唱、念、做、打的表演体系，充分地凝聚着国人写意的、虚拟的、程式化的审美理念;从内容上说，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的戏曲文化内在地积淀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惩恶扬善、功名富贵、鬼神迷信的思想意识。这一切，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学建设者看来，都是妨碍国家现代化、文学世界化的不利因素，应该予以破坏。于是，从近代维新时期的戏曲改良，到留洋学生的文明新戏，再到“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传统戏曲逐渐为西洋话剧样式所取代，最终确立了采用生活化的自然对话描摹人生百态、表达世间真情的写实主义话剧风格。
话剧艺术价值的实现，主要需通过舞台演出加以检验。这一艺术特征性决定了它与社会生活、与受众群体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话剧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呃，作为一种舶来品，国人对它的接受需要有个过程：看惯了唱念做打的旧戏，单调的对话形式自然难以吸引他们的兴趣;以往看戏但求娱乐享受，如今却需通过观剧思考人生。戏剧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期间，新剧倡导者遭受过失败的打击以及被漠视的苦闷，也经历了从模仿西洋剧到探索话剧民族之路的创作历程。在自省的过程中，有人主张抛弃启蒙思想，试图振兴“国剧”，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有人试图以现代派的苦酒麻醉自己，不求大众理解，但求自我欣赏;而更多的有为青年，则担当起时代的使命，认清了方向，毫不犹豫地向着民众戏剧的道路上走去。
（三）小说的蜕变
再次是小说。小说的历史尽管源远流长，却始终被视为“小道”而难登大雅之堂。“五四”前夕，充斥文坛的文言笔记体小说、白话章回体小说及“鸳鸯蝴蝶派”骈体小说，由于一味迎合下层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为游戏人生、娱乐大众的市民文化;其不思进取的小说体式和程式化叙事方式，已经难以把握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和复杂多变的现代人心。就像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因此，如何用新语言对旧小说进行文体的改造，成为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小说家致力的目标。
五四小说的语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表述的“内倾化”趋势。受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一些小说创作者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层面和情感世界。心理语言、抒情语言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说故事”、重情节的旧套子，形成了具有现代美学品格的散文体小说样式，为现代人找到了审视心里、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第二是语言写实功能的追求。受西洋派小说的影响，一些新小说家也极为重视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与再现，尚真写实、冷静客观的语言风格在“人生派”小说家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然而过于强调写实，也限制了作家想象力的发挥，以至五四小说鲜有非现实手法的奇思妙想之作。第三是语言书面化、文人化特点。随着印刷与出版业的繁荣，小说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案头新宠;而随着对小说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新文学家染指小说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小说由注重口头讲说到注重书面表达，文学品位在提升，文人气息也便浓厚起来。表现在五四小说中，一是欧化语句的采用，而是写意语言的追求。前者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后者却是传统基因的遗传。然而文人的个人化书写难免产生另一个矛盾，便是与广大普通读者的疏离。
（四）散文的勃兴
最后是散文。中国历来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作“文”一向是文人的专长。“五四”前夕，以“桐城派”古文与“选学派”骈体文为主的散文创作一味走拟古摹古、“文以载道”的老路，因而遭到新文学的唾弃。“五四”时期，新文学最深恶痛绝的旧文学代表，是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刘半农说过：“散文之当改良者……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因此，随着白话的提倡，散文文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知识者凭借这一方“自己的园地”，自由地抒发个性，表达真情实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鲁迅等开创的随感式杂文、周作人等所开创的小品散文，代表了中国文人愤世嫉俗的淡泊明志两种精神追求。
五四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得益于西洋散文体式的借鉴，更当归功于传统散文底蕴的延续。与新诗和小说相比，散文的个性色彩最为鲜明，文人气质最为浓厚，与传统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参考文献：
[1]黄兴涛.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J]. 开放时代. 2003（04）
[2]林非. 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J]. 河北学刊. 1990（04）
[3]谢冕. 论中国新诗[J]. 文学评论. 2002（03）
[4] 郑敏. 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J]. 文艺研究. 1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