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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也是兵，带兵先带心
2009年，我毕业分配到通信连，成为一名有线排长。一次带队出操，排里有个义务兵注意力不集中，我多次提醒后他仍不改正。当时我很冲动，上前质问：“怎么回事？能不能做好？”没想到，他语气更冲：“我马上就退伍了，标准就这样了！”听完这话，我再也忍不住，顺手推了他一掌。
沒想到，这一掌也“推远”了我俩的心理距离。事后，我反思自己的错误，并试图拉近我俩的关系，但总感觉他躲着我。年底退伍，他对我说：“排长，我很怕你！”当时，我羞愧不已：怕和信服完全是两码事。身为排长，我做得很失败。
休假时，我把这件事讲给外公听，并向他讨教带兵方法。外公听了直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不管是当排长、连长，还是营长、团长，你要记住：干部也是兵，带兵要带心！”外公还讲了许多他带兵的故事：替战士站岗、为战士挡子弹，将粮食、棉衣等物资让给战士……那天，我们祖孙俩一直聊到深夜。
没有带不好的兵，没有焐不热的心。从那次和外公促膝长谈后，我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带兵之中，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一兵与战士打成一片，把战士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他们排忧解难。
连队外台的老班长程魏想要在驻地买房，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首付款迟迟凑不齐，急得他团团转。我听说之后，将工作后的所有积蓄连夜送到他手中，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当时程班长接过钱，没多说什么。我当上连长没多久，他主动找我谈心：“连长，只要有我在，外台的工作，我一定会撑起来！”
记得小时候，我总缠着外公给我讲战斗故事，我曾问他：“打仗冲锋，您怕不怕？”外公答道：“不怕！我只怕战士不跟我说心里话。”成为一线带兵人后，外公还教给我“7+3谈心法”，即：要多表扬鼓励战士，做到谈10分钟心，前7分钟讲进步，后3分钟指问题。在带兵实践中，我将其改成“7+2+1谈心法”：前7分钟讲进步，后2分钟讲不足，最后1分钟提建议。
连队士官阳涛，今年刚从士官学校毕业，曾多次违反规定私自使用手机。我先是对他到连队后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随后点明他在手机使用上的不足，最后询问他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一番谈话最终消除了阳涛的戒心，他把苦恼和盘托出：上学时，自己找了个女朋友，家人不同意又重新给他介绍了一个。经过针对性地开导，阳涛主动上交手机，全身心投入工作，各方面表现出色，如同换了个人。
无法不成军，依法带尖兵
外公在军旅生涯中多次立功受奖，但他同样对所受的两次处罚记忆深刻：一次是刚参军时，由于力气小，扔出去的手榴弹没有消灭敌人，受到指导员严厉批评；一次是当团政委警卫员时，没有完成当天的识字任务而受到政委处罚。离休后，外公感慨道：如果没有他们的从严要求，我也不可能成为四野有名的刺杀英雄，最终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外公告诉我，钢铁的纪律中有无穷的战斗力！当了连长，外公不止一次告诫我：慈不掌兵。作为一连之长，要依法从严带兵，即不能置身于条令条例之外，也不能将规章制度按自己的意志当泥巴来捏。习主席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我觉得，把依法治军落实到带兵工作中，就是要坚持依法从严带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坚持依法从严带兵，必须要从自身严起。当连长的第一年，在一次迎检中，我的内务水平不高被首长指出，当时我无地自容。晚点名时，站在队列面前，我郑重检讨：“今天我给连队丢了脸，但我一定会为连队把这口气争回来！”自此，连队的内务再没有让我过多操心，我带头遵章守纪，自我要求也更加严格。
在生活上，我对战士关心爱护，但在工作训练中，我总是严格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绝不迁就照顾。2011年12月，正在休假的我接到电话：连队士官刘班长违反禁酒令，请假外出与朋友会餐时醉酒闹事！我连忙赶回连队处理此事。当时官兵都认为刘班长平时表现不错，又是业务骨干，连队肯定会从轻“发落”。我意识到此事如不从严处理，将会极大影响连队风气。我将情况如实上报上级，并给出了记大过的处理意见。
依法带兵，说到底就是要用“法治”代替“人治”，营造条令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当上连长后，我在连队推行精细化管理，每周对全连官兵的思想政治、军事训练、纪律作风等方面进行量化考评，在年底复选退、立功受奖时进行民主测评，使得谁走谁留个个一目了然，谁优谁劣人人心中有数，无论结果如何都让人心服口服。
一声“跟我上”，带头打胜仗
我和外公不止一次谈起塔山阻击战。1948年10月，外公和他的战友们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6昼夜，击退敌11个师的疯狂进攻。我很好奇，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外公告诉我，道理很简单：“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带兵人都是喊着‘跟我上’，带头冲锋杀敌；而敌人的军队，长官都是用枪顶着士兵后背怒吼‘给我冲’！”
有一个场景，外公至今记忆犹新。塔山阻击战第4天的早上，团通信员急急忙忙跑来，让时任副营长的外公带队去5号阵地支援2连阻击敌人。接到命令，外公提起机枪带着营预备队就上了阵地。一仗打下来，2连仅有7人存活，外公的后背也被迫击炮弹炸伤。但，阵地保住了。
是啊，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大学，我学的是移动通信，对有线电通信，特别是光通信不甚了解。当排长时，业务上的底气不足，也导致我在管理上放不开手脚。要想说话有人听，就必须成为官兵打心底里佩服的“能人”。此后，我不断自我加压：拜连队的老班长为师，虚心学习业务知识，和战士一起参加考评；加班加点苦练训练课目，直到所有课目都达到优秀……很快，我掌握了光通信原理，安排任务、布置工作战士们也都能听得进、照着做。
当上连长，我以外公为榜样，每次执行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2011年，场站承担了全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任务，上级要求我连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铺设16条、近百公里的各类光缆线路，调试熔接30余个信息终端节点，接续900余芯光纤。这项任务对我们连队来说，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8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线缆沟内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汗水、污水浸透了我们的军装。整个夏天，我背着光缆，带领战友一次次钻进爬出。我们不知道在坑道里爬了多少趟，不知道肩头被线缆磨破了几层皮，不知道手掌被铁锹镐头震裂了几道口。但我们知道，在现场会上，我们搭建的信息系统运行正常，各个节点工作稳定，场站后来还被树为全军后勤建设的样板。
“新兵干、老兵看，干部站着瞎扯淡。”反思一些带兵干部之所以威信不高，感召力不强，说到底就是说得多干得少。少玩假把式，多下真功夫，才是连队主官应当端正的思想态度。我相信，只要主官时时处处当先锋、打头阵，一定能够打胜仗！
2009年，我毕业分配到通信连，成为一名有线排长。一次带队出操，排里有个义务兵注意力不集中，我多次提醒后他仍不改正。当时我很冲动，上前质问：“怎么回事？能不能做好？”没想到，他语气更冲：“我马上就退伍了，标准就这样了！”听完这话，我再也忍不住，顺手推了他一掌。
沒想到，这一掌也“推远”了我俩的心理距离。事后，我反思自己的错误，并试图拉近我俩的关系，但总感觉他躲着我。年底退伍，他对我说：“排长，我很怕你！”当时，我羞愧不已：怕和信服完全是两码事。身为排长，我做得很失败。
休假时，我把这件事讲给外公听，并向他讨教带兵方法。外公听了直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不管是当排长、连长，还是营长、团长，你要记住：干部也是兵，带兵要带心！”外公还讲了许多他带兵的故事：替战士站岗、为战士挡子弹，将粮食、棉衣等物资让给战士……那天，我们祖孙俩一直聊到深夜。
没有带不好的兵，没有焐不热的心。从那次和外公促膝长谈后，我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带兵之中，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一兵与战士打成一片，把战士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他们排忧解难。
连队外台的老班长程魏想要在驻地买房，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首付款迟迟凑不齐，急得他团团转。我听说之后，将工作后的所有积蓄连夜送到他手中，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当时程班长接过钱，没多说什么。我当上连长没多久，他主动找我谈心：“连长，只要有我在，外台的工作，我一定会撑起来！”
记得小时候，我总缠着外公给我讲战斗故事，我曾问他：“打仗冲锋，您怕不怕？”外公答道：“不怕！我只怕战士不跟我说心里话。”成为一线带兵人后，外公还教给我“7+3谈心法”，即：要多表扬鼓励战士，做到谈10分钟心，前7分钟讲进步，后3分钟指问题。在带兵实践中，我将其改成“7+2+1谈心法”：前7分钟讲进步，后2分钟讲不足，最后1分钟提建议。
连队士官阳涛，今年刚从士官学校毕业，曾多次违反规定私自使用手机。我先是对他到连队后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随后点明他在手机使用上的不足，最后询问他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一番谈话最终消除了阳涛的戒心，他把苦恼和盘托出：上学时，自己找了个女朋友，家人不同意又重新给他介绍了一个。经过针对性地开导，阳涛主动上交手机，全身心投入工作，各方面表现出色，如同换了个人。
无法不成军，依法带尖兵
外公在军旅生涯中多次立功受奖，但他同样对所受的两次处罚记忆深刻：一次是刚参军时，由于力气小，扔出去的手榴弹没有消灭敌人，受到指导员严厉批评；一次是当团政委警卫员时，没有完成当天的识字任务而受到政委处罚。离休后，外公感慨道：如果没有他们的从严要求，我也不可能成为四野有名的刺杀英雄，最终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外公告诉我，钢铁的纪律中有无穷的战斗力！当了连长，外公不止一次告诫我：慈不掌兵。作为一连之长，要依法从严带兵，即不能置身于条令条例之外，也不能将规章制度按自己的意志当泥巴来捏。习主席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我觉得，把依法治军落实到带兵工作中，就是要坚持依法从严带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坚持依法从严带兵，必须要从自身严起。当连长的第一年，在一次迎检中，我的内务水平不高被首长指出，当时我无地自容。晚点名时，站在队列面前，我郑重检讨：“今天我给连队丢了脸，但我一定会为连队把这口气争回来！”自此，连队的内务再没有让我过多操心，我带头遵章守纪，自我要求也更加严格。
在生活上，我对战士关心爱护，但在工作训练中，我总是严格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绝不迁就照顾。2011年12月，正在休假的我接到电话：连队士官刘班长违反禁酒令，请假外出与朋友会餐时醉酒闹事！我连忙赶回连队处理此事。当时官兵都认为刘班长平时表现不错，又是业务骨干，连队肯定会从轻“发落”。我意识到此事如不从严处理，将会极大影响连队风气。我将情况如实上报上级，并给出了记大过的处理意见。
依法带兵，说到底就是要用“法治”代替“人治”，营造条令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当上连长后，我在连队推行精细化管理，每周对全连官兵的思想政治、军事训练、纪律作风等方面进行量化考评，在年底复选退、立功受奖时进行民主测评，使得谁走谁留个个一目了然，谁优谁劣人人心中有数，无论结果如何都让人心服口服。
一声“跟我上”，带头打胜仗
我和外公不止一次谈起塔山阻击战。1948年10月，外公和他的战友们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6昼夜，击退敌11个师的疯狂进攻。我很好奇，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外公告诉我，道理很简单：“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带兵人都是喊着‘跟我上’，带头冲锋杀敌；而敌人的军队，长官都是用枪顶着士兵后背怒吼‘给我冲’！”
有一个场景，外公至今记忆犹新。塔山阻击战第4天的早上，团通信员急急忙忙跑来，让时任副营长的外公带队去5号阵地支援2连阻击敌人。接到命令，外公提起机枪带着营预备队就上了阵地。一仗打下来，2连仅有7人存活，外公的后背也被迫击炮弹炸伤。但，阵地保住了。
是啊，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大学，我学的是移动通信，对有线电通信，特别是光通信不甚了解。当排长时，业务上的底气不足，也导致我在管理上放不开手脚。要想说话有人听，就必须成为官兵打心底里佩服的“能人”。此后，我不断自我加压：拜连队的老班长为师，虚心学习业务知识，和战士一起参加考评；加班加点苦练训练课目，直到所有课目都达到优秀……很快，我掌握了光通信原理，安排任务、布置工作战士们也都能听得进、照着做。
当上连长，我以外公为榜样，每次执行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2011年，场站承担了全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任务，上级要求我连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铺设16条、近百公里的各类光缆线路，调试熔接30余个信息终端节点，接续900余芯光纤。这项任务对我们连队来说，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8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线缆沟内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汗水、污水浸透了我们的军装。整个夏天，我背着光缆，带领战友一次次钻进爬出。我们不知道在坑道里爬了多少趟，不知道肩头被线缆磨破了几层皮，不知道手掌被铁锹镐头震裂了几道口。但我们知道，在现场会上，我们搭建的信息系统运行正常，各个节点工作稳定，场站后来还被树为全军后勤建设的样板。
“新兵干、老兵看，干部站着瞎扯淡。”反思一些带兵干部之所以威信不高，感召力不强，说到底就是说得多干得少。少玩假把式，多下真功夫，才是连队主官应当端正的思想态度。我相信，只要主官时时处处当先锋、打头阵，一定能够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