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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去领奖的，去领“林语堂散文奖”，去见仰慕已久的散文家们。我是那种吃了鸡蛋觉得好吃，便对母鸡无比深情的人。可我还没来得及登上领奖台，就上了手术台。就好像我是专程去赴难的，生活竟这般地戏剧。
　　来酒店报到时，某刊编辑看着我匆匆的脚步说：“你腿走得很利索了么！”我与他不熟，我吃惊他怎么也知道我腿受伤的事。他说江湖都在传说呢！我恍然，这些年我屡屡跌倒，我是那么易碎，这些年我的一个膝关节就像玻璃制品。我其实是在反复演绎“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一人生哲理，不知不觉就跌出了一条“盛名之腿”。
　　我们被安排在当地最豪华的一家酒店，文友说我胖了好看了，我说，可能是台湾美食养人。此前和家人去了趟台湾，这是多次跌倒后第一次出远门，虽然走得艰难，总算平安到家。回来的隔天又来领奖，以为终于苦尽甘来，忘了花好月圆是最该谨慎的。我只是在卫生间里转了个身。转身，也是命运的转折。命运的转折只需借助一个道具——一次性拖鞋。旅店惯用的那种不防滑拖鞋，厄运的脚步比我的意识更快，那一刻脑子里呈真空状态，当意识恢复后我才发现自己倒在地上，那一刻我的世界山河易色，曾经手术过多次的膝盖迅速肿胀成一个巨型的球，像费尔南多·波特罗笔下那些体积肥大的画。我的身子横陈地上像一个破折号，引出严重后果——髌骨粉碎性骨折、韧带断裂，外加右侧一条肋骨骨折。当然这是后来医院的诊断结论，当初我用双手替代双脚在地上爬行，我一下子过完了蚯蚓、蜗牛、毒蛇的一生。这是我第五次跌倒，似乎还嫌我的腿不够盛名。
　　我先把房门内锁打开，又爬到床头柜打求救电话。当我经过洗手间的门框时，停下来与它对视，这个门框棱角分明，我想一头撞上去，想让我的脑壳与我的膝盖一同破碎。后来我无数次地想过这个问题，当初若真这么做了，那我是不是要背负指责与不解？我不是强者，那个曾与我同病房同伤情的打工妹说过：“这苦难假如能换，一百万也不换！”她背井离乡来漳州打工，她那时每月只几百元工资，一百万对于她是个什么概念？
　　李西闽寄来他的《幸存者》，扉页写着“燕青，任何磨难都是生命的财富，祝福你！”李西闽这位5.12大地震的幸存者，这位专写恐怖小说号称恐怖大王的小说家经历了怎样的恐怖？他在四川银厂沟被埋70多个小时，全身留下100多处伤痛，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已成为他的财富。尽管自古，大凡成功者都有磨难，尽管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尽管我知道很多作家有磨难，普鲁斯特因患哮喘病大多时间在床榻度过。博尔赫斯被任命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时双眼几乎失明，他因此自嘲：“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司马迁受宫刑后写出《史记》。可是这一切依然说服不了我，生活中不也有那么多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平庸者吗？
　　我曾在轴承厂工作过，那里生产各种轴承，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关节轴承等等。轴承里面有很多浸渍着润滑油的小珠子，只要一粒小珠子出了问题，整个轴承就不好使了。轴承是机器的关节。而今我身体里最大的关节——膝关节，那用以支撑身体的重量，减压、缓冲，保持柔韧度的膝关节不再是稳固和灵活的了，却不能像机器轴承轻易更换个新的，尊贵的肉体是轻易不得的。我害怕手术，前次手术记忆犹新，我一个人在手术室等待手术，惊悚地听着隔壁手术间传来金属敲击骨头的声音，仿佛疼痛有了硬度与质感。等待的一分一秒都是那样漫长，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越是延长处决时间，越是增加对死亡的恐惧。我还怕麻药怕麻醉师。我曾因麻药呼吸困难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麻药常常让我遁入黑暗，像一个惯走夜路的人，那么轻车熟路，甚至有些依恋那黑暗，沉湎其中不知转来。我也曾下意识地抓住麻醉师的袖口，好像溺水人抓住了稻草，却被他一声断唱：“放手！”麻药也能将麻醉师的爱与情感麻醉。有人听了我的叙述，问我有没有给麻醉师塞红包？我这才醒悟，我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的人。
　　我更怕因此而来的一切难处。人吃五谷谁不生病？这世上有些人是有条件生病的，他们可以安心地生病，除了忍受病痛，一切不用挂虑，自会有人把他们照料好。我从前在医院工作，见一住院女孩被众人呵护，哪怕挪动一下身子，身边的一群人便骚动起来，如老佛爷起驾，就想这女孩什么背景。后来听说是大家族里唯一的女孩，直叫人不重生男重生女。我不同，我这样在南方的北二代，早已断了枝繁叶茂的族亲脉息，独生子又不在身边，先生上班忙，因病而来的一切麻烦，我常要独自承担。同样的病，落在不同人身上，所承受的也不同，这是一个痛苦被很多人承担或是很多痛苦被一个人承担的问题。我只能请护工，可是找个好护工，比贫困山区老光棍找老婆还难。
　　平日里一具活蹦乱跳的肉身可以做那么多事，创造那么多精神的物质的财富，可一旦病倒就不同了。苦难苦难，这苦竟生出那么多的难处，比如今天手机话费完了，需要续费（那时还没有微信）;明天嘴角溃破了，需要一支金霉素膏;后天又发现图书馆借来的书到期了，再后天水笔写干了……平素，这都是些极容易解决的小事，可一旦寸步难行，又没人帮助，就都是天上摘不到的星。难怪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2
　　我的脑壳没有和我的膝盖一同破碎。且不说活着的渴望、对家人的不舍，單单杀害生命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气，无论是杀别人还是杀自己。我被抬上车连夜送往医院。路上照样车水马龙，街市照样繁华照样灯红酒绿，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说起来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遭遇不幸，病了几个人或死了几个人，地球照样转，而我的世界已然不同了。
　　凌晨4点，先生接到电话火速赶来，惊慌失措地说哎呀怎么又跌倒了！我躺在担架床上哭着说：“对不起，我总是拖累你！”这不是我说话的语气，语气不再如骨头一般坚硬。此刻，我坚硬的语气与我的骨头一同破碎;此刻，灾难让我低到尘埃里。上帝造夏娃用的是亚当的肋骨，不是头盖骨也不是脚骨，女人不能爬到男人头顶，女人也不能被男人踩在脚底。肋骨的位置是一个怀抱的位置，平等相爱的位置。从骄傲到谦卑，我经历了五次的跌倒。我想起里尔克的那首《秋日》：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这首诗有很多译本，我喜欢北岛译的，索洛乌欣说过：“诗歌翻译，只有当译文进入被译成那种语言的诗歌当中，堪称是理想的翻译品。”我喜欢的不仅仅是因为这首诗进入了我们的汉语诗歌，还有，“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让我仿佛是忽然读懂了这样的一个“把”与一个“压”，这是上帝的作为，干脆有力。译者毕竟在欧洲呆过，有着对西方文化的悟性。
　　也许，为了“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我必须再有这第五次的跌倒。往手术室去的狭长通道，如同阴阳之隔的一条渡河。有的人渡到彼岸就回不来了，我不知道我能否回来。我仰面躺在手术推床上被人推着，也许是角度和速度的变化，甬道里一些人的面容变得遥远、恍惚、不真实。我的主刀医生六十多岁，长期的骨科主任身份，使他威严的面容亦如一把手术刀。他做过无数成功的手术，也出过医疗事故。手术台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命运并非时时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前，我小弟问，要不要换个医生，我说不换。
　　很快，医生把两个铆钉钉进我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就不再只是泥做的水做的，不再只是血肉筋骨的身体。我不知道加了铁的骨头是不是更坚硬？我只知道白色的手术室流淌着我红色的血，留下黑色的记忆。
　　3
　　算命先生曾预言我能发横财，害我朝思暮想从年头盼到年尾，横财没有横祸却有——膝盖扭伤，那是我第一次跌倒。第二第三第四次跌倒，像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分别被水、水玻璃、涂料滑倒。让我想起果戈理《外套》中对那令人心酸的小人物阿卡基耶维奇的描写：“……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正当别人从窗口扔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时，他就恰好赶上，于是他的帽子总有西瓜和香瓜皮之类的污秽之物点缀其上。”看来我也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哪里有能滑倒人的东西，我就奔向哪里。第二次跌倒是被水玻璃滑倒在上班的路上，私企老板不给办工伤，住院时有人同情我，出主意让我说在家里跌倒的，这样就可享医保。那时候骗保盛行且堂而皇之，我亦不觉得骗保有什么错，于是我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医保报销。想不到被发现，不但要补交之前的医保报销，还被律师骗去了一笔钱。我是多么地不甘呀，机会终于来了，这样说有点可笑，这机会就是我第三次的跌倒。同样发生在户外，夜雨天，装修工人随意将没用完的乳胶漆倾倒在路面，我只感叹公民素质，我的镜子只照别人。孔子说：“君子慎其独。”可我只窃喜终于骗保成功，我对医生说我在家里跌倒的。没想，一年后我就真的在家里跌倒，这是第四次的跌倒。本以为无大碍，到了晚上便不能走，膝盖像绑了个大沙袋，我被吓得昏天暗地。昏暗，是疾病的颜色。那夜，暗下来的不只是天色。
　　先生已没耐心，久病床前无孝子，我敢奢望什么？我只希望他不知道我又跌倒。俗话说，躲得过初五，躲不过十五。我希望十五之前就能好起来。若说第三次跌倒是我没听他的劝，坚持夜雨天出门。这第四次是为了洗窗帘，那可是对家有功劳的。我为自己开脱咎责。再说，地板忒滑，是他当初我行我素挑选的地板砖。有这两条垫底，心里就有底气。
　　他知道了，果然没骂我。感谢上帝让他及时头痛了一次。他没有受过皮肉大苦，一点头痛脑热就把他吓住，正好那几天的电视剧里有个人头痛，查出是脑瘤。他吓得顾不上骂我了，还惶恐地问我，不会是脑瘤吧？我窃笑，说脑瘤哪有那么轻松。果然，只是血压有点高。
　　有文友让我乘着养病多看点书。都说人在病中的思敏力犀利，鲁迅在《狂人日记》多处写到“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最经典的是：“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原来病人的眼睛具有这样的穿透力。可我倒是麻木不仁，书大都看不下去，自然没有什么可研究。更多的是昏睡，我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觉，也许是想要一觉醒来腿就好了，又可以嘣嘣跶跶，想走多远就走多远。
　　醒来的时候，腿自然是没有好，脑子却变得更加空白，没心没肺地看着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当时的一个古装剧，渐渐被里面的情节牵制。心想，怎么上心了？他们只是演戏，卸下道具就没这回事了。可是人生這出戏等卸下肉身这副道具，不也都一样吗？谁知道呢？或许不一样的呢？盖棺方定论，定得了论吗？谁知道到了那边会不会被推翻。
　　先生从超市买菜回来，开始煮饭。我想帮一把，他说你赶紧去坐着吧！言下之意很清楚，我那条玻璃腿他是怕了。一会他说饭熟了，像是命令。他不常做饭，以前我会斩钉截铁地说“你先吃！”可仰赖别人是没有权力说这话的。三菜一汤，难为他了。喝一口汤，奇咸！再攓一口菜吃，又咸又辣，那青菜就像是腌过的。他是个厚味主义者，油盐糖醋辣，口味重极了，尤其吃盐很凶，比我父亲还凶。我父亲原来抽烟很凶，一天要两包多。医生说他气管不好，最好戒烟。于是他说戒就戒，没有一点反复。他自己都自豪地说他有毅力。可是这些年他血压高了，让他少吃点盐，他是怎么也办不到。看来，有些人戒盐比戒烟难，习惯比本性顽固。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儿子就要回来了，多么盼望在他回来之前好起来。我总是跌倒，他已被吓成惊弓之鸟，总打电话很突兀地问：“你好吗？”最近他不再这样问了，我就不好了。他对我又何尝不是这样隐瞒？他胃肠炎半夜打吊针不告诉我。他打球鼻骨骨折，回家时鼻梁上还贴着胶布不让我看。他给我买衣服买护膝，买冬天洗碗用的橡胶手套，买我所有爱吃的食品……我去他所在的城市开会，他就带着我到处吃他吃过的好吃饭菜，想把世上所有的好东西一股脑都装进我的胃里。忽然想起他小时候做作业，怎么都做不好，我着急就踢了他一脚，我当即就害怕了，因为我听到骨头的喀嚓声，那晚，我哭到半夜，起来看他，小脸还挂着眼泪。我怎么会有这么粗暴的行为？我听一个去美国的华人抱怨美国法律的荒唐，说，自己的孩子都打不得。我却好羡慕这个法律，否则在我情绪失控的时候，谁来规整我？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忏悔了再忏悔，还是不能原谅我那罪恶的一脚。我愿意我频频跌倒的这条腿就是那条罪恶的腿。 　　4
　　第四次跌倒腿竟几年不好，痛苦被拉得太长，反复绵长的煎熬如凌迟。当初听医生的话，以为一个月能好，一个月过去，以为两个月能好;两个月过去，心想三个月总能好，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三个月还不好，想北方人说“伤筋动骨一百五”。反正年岁大了，多养些日子。可是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依然不见好，就想这是好不了了吧？所有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即使同一个医生也前后不符，我找不到和我一样病例的人，没有参照物，没有路标告诉我前方是何处，我是茫茫旷野跋涉者。医生指着我再次拍来的片子上一小黑点说：“是骨刺？”专家也只能用猜的，而我反倒更专家地说，我是摔了一跤才这样的，骨刺不会一夜之间长起来吧！医生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又说是软骨的原因，说老化的软骨会越来越严重。我明明是摔了一跤才这样的，衰老也不是那样突兀吧，今天十八明天六十八，一夜愁白了少年头多是在文学作品里。
　　阳光明媚，我望向窗外，一个胖女人骑车过去了，一个老人步伐矫健地走过去了，一只狗的四蹄很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过去了，安静了一会，一只老鼠也“嗖”地窜过去了。我羡慕地看着一切能走能跑的生物。我看人的视线都是下潜的，我看到太多矫健的双腿，肌肉发达的，走得飞快的，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谁把走路当回事？每天都在重复的动作，一旦失去才知道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往往在我以为就要痊愈时，忽然又更糟了，关节里凌厉的酸像骨头被重新折断，刹那的惊恐让我从希望到绝望。我看不清康复的脚步，它有时是静止的，好久都不肯往前迈一步，有时是循序渐进的，还有时是倒退的。或在我灰心时，忽然又好了许多。就好像那植物不是一天天长大的，而是忽然有一天成了参天大树，又忽地被狂风连根拔起，我承认，这其中的奥秘非我所明。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到一个哲学家告诉他，久卧危榻难有无神论者。我虽不到危榻的严重程度，但长久被困于有限的空间，使我看到了人也是有限的。我把渴求的目光上移，移到头顶三尺的地方。
　　腿时好时坏，那“好”就显得没有意义了，那“好”就像被关在牢里，勉强度日。那“坏”就像从牢里要被拖去行刑。那“好”是灰色的，“坏”是黑色的;那“好”是纸糊的，“坏”是摧枯拉朽的。坏的时候没有食欲，有一次感觉“好”，有了食欲，信心百倍地走到菜场门口，忽然腿又不好了，顷刻间万念俱灰，要做几个菜的“雄伟”计划泡汤了，只好改变计划买熟食，回去就可以吃。吃，只是为填饱肚子，我的眼光落在前面一个大饼摊，是的，只要一个大饼就够。大饼摊与我只隔三四步远，可我难受到连一步都迈不出去，似乎再往前挪一步就是世界末日。
　　据说人在天堂永远年轻漂亮，没有病痛，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不吃东西。多好呀！这很难让人相信，却让那时的我向往。我常常不吃东西，有时一整天只吃一个馒头，常常吃完馒头才发现忘了就菜，而那盘菜就在面前，我已六神无主。蝴蝶是从毛毛虫变来的，美丽的蝴蝶也是不吃东西的，丑陋的毛毛虫才贪婪地吃个不停。而人不吃东西就会变丑陋，从蝴蝶变成毛毛虫。好在美丑已不能让我上心。我的注意力全在腿上，附近商店里那些塑胶模特如何穿得花枝招展也不能吸引我，我曾经是那么爱美的一个人，即使是貌若西施，经过了这般折腾，都要变为东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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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描述那种痛苦，我的语言不能抵达我感觉的那个世界。我想起约翰·班维尔的那段话：“那些日子里，疾病是一片特殊的领域，一块没有人可以进得去的隔离带，带着颤抖的听诊器的医生不行，甚至妈妈把她冰凉的手放在我发烫的额头上也不行。那块领域就是我的现在。”人很难理解别人的痛苦。我们想象别人的痛苦，想象力其实是贫乏的，即使设身处地也是有限的，这是作为个体人的有限和无奈。行为艺术家X当过船员，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我相信那时他所感到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后来他为了尝试更深的孤独，以有限挑战无限，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所谓的孤独。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十平方米的笼子里长达一年之久，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X做的最绝的一件事是和一个女艺术家用一根八英尺的绳子互绑腰间一年，两个人一起吃喝拉撒，规定不能有身体的接触，即使在一起洗澡。最终二人极度厌倦，一次女艺术家狂躁地差点将正在洗澡的X光屁股拖到大街上。我简直气愤了，这就像一个要体验轮椅生活的人，硬是把自己綁在了轮椅上，这与那真正瘫痪在轮椅上的人一样吗？那差别就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解开绳子站起来。而真正的孤独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那是一条人力所不能解开来的绳子，一条无形的绳子。所以我向来对作家体验生活抱有异议，我不是反对作家体验生活，是提醒，那只是你体验到的一点皮毛。
　　伊壁鸠鲁派信徒确信父母爱子女是出于利益考虑，就是养儿防老，或是争取社会福利。一个有文学盛名的80后说是来自自我献身的享受和自我欣赏。我想笑。第一种人永远不要对这类事发言。第二种人，最好等你当了母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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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劫难，朋友都要重新排序。因为有人把这看作晦气，躲之犹恐不及。不是说苦难是财富吗？不是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吗？那么躲避病痛困苦不就躲避财富和祝福了吗？人啊，终归只能看表面看眼前。受限的命运使我渐渐脱离原来的社交圈，渐渐地成了卡夫卡笔下的那只虫。我重读《变形记》：“……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卡夫卡知道他那职业终有一天会让他变成一只虫子。也许他愿意，虫子是比人更能忍受孤独的。孤独，除了卡夫卡知晓，还有一个人知晓，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仓颉，他比卡夫卡更早知晓。“孤独”二字，植物在左（瓜），动物在右（狂犬旁与虫子），就是没有自己的同类。那“孤”的偏旁，像是孑孓的暗示，也是虫子，蚊子的幼虫。繁体字“孤獨”更具象了，那“獨”字俨然一只被拘禁的虫子。孤独就是自己已经不存在了，化成了植物动物。有人说在人群中的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这种含着“众”的孤独，终归是没有被剥离出同类的一种孤独。有位作家说她不怕孤独，原因是她一个人在家独处几天，摆弄小石头不亦乐乎。这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坐在轮椅上说他不怕坐轮椅，说坐轮椅也蛮舒服的。 　　一个人孤寂久了就会冷，人们常说一个人太冷清了，就是这意思吧？人多了，闹闹嚷嚷就叫“热闹”。我曾是那样地鄙夷热闹，窥视那诱人的独处。我原单位的领导从正职降到副职，他车水马龙的办公室安静下来，门可罗雀。半掩着的门里，他在看报纸，这种状况于他是苦的，却让我羡慕。我问自己，如今我的光景不正是我梦寐已久的吗？又為何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
　　更多的时候我需要一面镜子的在场，把自己具象在一面镜子里，让自己生出另一个自己。我终于明白了芙丽达·卡罗为什么总是不断地画自己。这个经历了小儿麻痹症、车祸、多次手术、右腿被截的女画家，她画出镜子里的自己，这样她就拥有了三个自己。有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意味。
　　我家隔壁新搬来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她从不跟我来往，尽管我对她投去过橄榄枝，就以为她是个孤僻的人。有一天她家来了一群人，叽叽喳喳闹翻天，以为是她乡下老家的人，后来听她说就是本小区晨练时认识的。人与群分，我不是她们那个群的，我是一个没有“群”的人。
　　7
　　去医院的路上，从车窗望去，我看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人，架着双拐在路上一迈一迈地走。空着的那条裤腿，在风中飘摇。一股悲凉袭上心。若是平日看到这场景我不会太在意的，也不会多想什么。对于别人的苦难我常常是麻木的，而自己受苦时，就会抱怨为什么这么苦？好像我生来就该享福。我相信，我从车窗看去的这一幕，是上帝特意为我安排的场景，上帝告诉我不要抱怨，你比他幸运多了。想起史铁生《病隙碎笔》里说：“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几个月下来一条腿长直了，要把它弯到下蹲的弯度。只那么把腿垂下来就已经全身发抖，大汗淋漓。每次惨叫声听起来都像谋杀，真怕有人误打110。可我宁过谋杀的白天也不愿过夜晚。那疼在晚上加倍地爆发。我没有如铁一般坚强起来，没有“铁骨铮铮”，那两小块铁让我不能侧卧，总是硌着我，大冷的夜坐着哭。我像一个村姑，忽然在路边摆个茶水摊卖钱，正好那天附近有革命党在开会，警察来抓，革命党逃走了，却把我抓了，硬说我是放哨的，是一伙的，让我从实招来！于是给我天天用刑，想当叛徒都不成。每每熬不过去，护工小贾就讲述那个史铁生般的人物，她曾经护理过的一个供电局的小帅哥，在他人生的巅峰，正要升职、娶美妻的时候，忽然跌倒，半身瘫痪。就在升职的前一个晚上，也许他自己都觉自己太幸福了，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加班到晚上，又爬上房去修理空调，忽然就从房上掉下来，于是身体跌碎了、职位跌碎了、婚姻也跌碎了。他坐在轮椅上是多么的不甘呀，当地治不好他，他就一次次地到外地求医，可是最终他还是坐着轮椅回来的，他没能站立起来。每次在我熬不下去的时候，小贾就会把他抬出来，就会说，你想想人家比你难多了。是的，在我坐老虎凳的痛苦里，是他更猛烈的苦难安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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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人这样问我“怎么又摔倒了？”这话分明指向一个超科学的困惑。我若有答案，我愿意像祥林嫂那样一遍遍地叙述。有人让我读读《约伯记》，说在苦难中的人应该读读。我知道史铁生和旅美女作家李黎都读过，我也去读了，我耐着性子读完了约伯和他朋友的争论，我发现我竟然赞同约伯朋友的观点，也就是说我只赞同善恶忠奸终有报的人间生活，说破了，我没有读懂。我甚至还自作聪明，以为约伯的遭遇是死亡的预演。我以为死亡不就是失去亲人、财富和自己的肉身吗？以赤裸裸的灵魂面见上帝吗？《约伯记》里面不是有一句约伯对上帝说的话吗：“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现世的人不也把死亡说成是去见上帝吗？我没有从《约伯记》中得到释怀。
　　然而，史铁生从《约伯记》悟出了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哪怕信心的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哪怕是不断的苦难，哪怕是曾有过的信心动摇，最终上帝还是赐福给了屡遭厄运的约伯。史铁生在苦难中也没有失去希望，他的脚不能走路，但他笔下有一条金光大道。旅美女作家李黎在儿子死后看《约伯记》，当她看到约伯的儿女死后，神又赐给约伯新的儿女，新儿女美貌无比。李黎怒极大笑，她在《悲怀书简》里写道：“天哪，原来在造物主的眼中，孩子只像花瓶、台灯，打破了可以再换个新的……”李黎认为，一旦有了爱与记忆，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另一个人。李黎断然否定苦难可以补偿的观念，也许在她，死了就是完结。这样的认知也包括我。我知道在约伯那里不是这样的，信仰给了约伯不同的认知，有属灵的智慧，也许在他眼里今世与永生相比微不足道。也许在他眼里，世间苦难不仅仅只是善恶的因果，因为《约伯记》一开篇就说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也许约伯认为以人的智慧测度神的智慧有些僭妄与可笑，也许他相信正邪相争，正的力量足够强大就行了，哪怕暂时邪恶甚嚣。
　　还有人让我找高人算算，也就是让我去算命，寻找逢凶化吉的秘方。我没有，只是想，济慈死于23岁，裴多菲26岁，莫扎特、拜伦都不过36岁，而今平庸的我仍在糟蹋五谷浪费衣帛。何况，对于命运，我有权删改吗？拣选好的剔除我认为不好的吗？我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诸多经验已证明许多事不过是“塞翁失马”的不断翻版。
　　自省、痛悔也在这期间开始了。钟点工琴说，你这么好心怎么会这样？最后，她找到了答案，认为我前辈子乏善可陈。我大笑，又想起史铁生的：“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我在一次文学笔会上推荐过三个人的书，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后来看到史铁生说刘小枫对他影响很大，看来，喜欢一个作家的文字不是没有道理的。 　　北方话对于“罪”的理解真是透彻。说一个人“受苦”就叫“受罪”或“遭罪”。活生生地把我们跟罪的关系呈现出来，犯罪本身带着刑罚。北方方言还有一句话叫“活该”，好像是说，有些罪是你活着的时候该偿还，这似乎在暗示，一切活着侥幸逃脱了的，死后也脱不了干系，天网恢恢似乎横跨生死两界。
　　平日里总处于“忙”的状态，工作忙、家务忙、应酬忙，几乎没有时间思索与利益无关的事情。旦夕之祸截断了来去三板斧的生活轨道，迫使人停下来审视自己。一个“忙”字，有着不可思议的象形暗示，左边竖心旁，右边是死亡的“亡”，“忙”就是心的死亡，让人来不及思考灵魂的事。“跌”字由“失”与“足”组成，所以跌倒，也叫“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指的是仕途上的跌倒，就是失败与挫折。无论跌下悬崖还是跌倒在地，或是从富到穷或是从领导到阶下囚的跌倒，不是体位改变就是地位改变，无论体位还是地位，都是从高到低的改变。跌倒，是从天堂到地狱的距离。英国伦敦一家私立中学里有尊雕像，大理石基座上托举着一高大的巨人。我也见过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巨人塑像，那些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者，那些伟人的塑像都是高大全的，永远巍然屹立的，而这尊巨人塑像颠覆了巨人永远不倒的惯常态势，身体前倾、一只脚踏空，像被抓拍到的“跌倒”瞬间。这是一尊即将倾倒的巨人，踩在命运转折點上的巨人，让人想到强梁顷刻间的土崩瓦解。是的，巨人为什么不能跌倒，历史告诉我们巨人往往跌得更惨。在人生的开端，我们总是被教导如何成功，如何屹立不倒，或是跌倒了如何重新站立起来。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跌倒，如何让自己有尊严地躺下来，如何对待痛苦和失败，这是一门比成功学更难的功课。人生应该允许失败允许软弱，这就是我们怎样从中学习当学的功课。
　　有一个词形容痛苦的煎熬：“死去活来”，多么形象的一个词。我也渴望生命有所改变，旧我死去，新生命到来，也就是人说的“重生”。我于是诘问自己，要不要还上骗保的钱。要还是不要？有点像《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挣扎。“时间这么久了，账目已经封存，我再去翻旧账，会给人家造成麻烦的，人家岂不暗中骂我？再者，人家会不会把我看傻子亦或作秀？何况区区一千多元，何况我已受惩罚，已在家跌了一跤，单单经济损失已大大超过骗保的钱，况且医保这规定不合理，为什么在家跌倒才能享受医保？”我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寻找各种理由。另一个声音说，不合理条款与我无关，合不合理我都必须遵守。这钱我还是要还上，小偷被抓进监狱，偷的钱还是要还的。好吧，那就还吧。果然旧账已结，让我把钱捐出去。我把钱分别捐给一个瘫痪的人和一个得绝症的大学生。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被挪掉了。
　　后来，在关于买房的问题上，有人出主意让我假离婚，我不敢，生命经历这一番变故，我已有所敬畏，不敢弄虚作假。我看到网上评论假离婚买房都只说到划算不划算的问题，或有没有风险，没有提到道德层面的问题。一个人没有了道德底线就不遵守规则，看看苏丹红、瘦肉精、毒牛奶、假疫苗吧，人没了敬畏，就变得可畏。人最不该忘的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要说，我的外体虽然受损，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的生命得到了更新，我就没有白白地受苦。无论我处于哪个生命段，这对我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