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吕金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吉林省音乐学理论早期带头人、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奠基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却仍然坚韧地在音乐学研究道路上砥砺前行，为我国的音乐学研究领域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吕金藻先生去世两周年为节点，从其人其学术贡献等视角进行述评，全景式地展现出他在音乐学理论研究、教学等领域的突出成就。
[关键词]吕金藻；学术贡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011-02
音乐理论家吕金藻（1928—2015），一个平凡而又不能忘却的名字。1928年8月他出生在山东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家庭中，他所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便是教会学校中的“唱诗班”。这种影响我们尽可把它看作埋在吕先生音乐人生中的一粒种子，因此才有后来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
1940年，吕金藻先生追随着父亲举家迁移来到黑龙江省勃利县，先后在杏树区完小（1940—1943）、国民高等学校（1943—1945）、县联合中学高中部（1945—1946）学习。这一阶段，吕先生学习日语的同时还自学了英语，这为他今后翻译外国音乐文献资料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吕先生在回忆中对这一时期曾这样写道：“从勤劳俸仕的地点回家，步行七天五夜，历尽千辛万苦，1945年8月15日归家……”[1]此后近一年时间，吕先生在完小取得了最初的教学经验。1949年10月，吕先生再次踏上了求学之路，于1949年至1957年间先后进入东北大学政治学院、东北大学文工组音乐小组、东北师大音乐系学习和工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外国专家班攻读外国音乐史兼修中国音乐史。
“文革”后期，被打成“右派”的吕先生回到了吉林艺术学校。受政治因素影响的他并未从教，而是在音乐系唱片资料室中整理了数十万张的外国音乐唱片。这些来自俄、日、英等国家的音乐碟片由此成为吕先生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料。1978年，吕先生重执教鞭，并搭建起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学科的教学体系和研究队伍架构，带领教学团队在中外音乐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先生自身在学术上上下求索、持续累积，在音乐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组建了以韩冈觉先生、冯伯阳先生、张弼先生、孙佳宾先生为主要成员的教科研队伍，对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中国古代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伪满音乐、音乐美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3年，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成为吉林省该专业最早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并载入了吉林艺术学院这所东北三省唯一一所综合类艺术院校的史册。
先生在校执教期间获得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尤其在音乐学学科建设中的贡献引人注目。他是我国音乐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同时涉猎外国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音乐学家之一。在教学理念方面，先生主张注重学生科学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培养。科学性的养成是基础，即要求学生在研究中坚持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保证史料的全面性，还要从史料中引出其客观的规律性；思想性的确立是方向，在此方面吕先生指出：“音乐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本身富有深刻的思想性。”通过正确地引导、培养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历史地、辩证地、唯物地分析作曲家及其创作由此成为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核心内涵。在教学形式与手段上，先生打破了以往的框架束缚，一改传统型灌输方式，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后，独立地进行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并客观地对其所研究的人物、事件和作品做出评论，由此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以监督、指导、指正为主旨的新型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调动了音乐学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音乐学专业教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先生搭建起音乐学教学团队的构架后，带领团队成员走出了一条独具个性，以教学为基石、科研为引领的双向并举的特色发展之路。1980年在音乐学专业领域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以及赏析类专题性资料相对贫乏，先生根据搜集的几十种书报、杂志及油印资料先后编写了《中国现代音乐史讲座》《音乐名著》两本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内部使用教材，前者撰写的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前（1919—1949）的现代音乐作品，后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作品。
基于对西方音乐史与中国当代音乐史双向教学与研究的一丝不苟，先生于1986年第4期《音乐艺术》中针砭时弊地指出了科学的音乐批评对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性，同时提出关于土洋关系、政治与业务、通俗音乐这三个存在于我国当代音乐评论中的主要问题，以上问题的提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生卓有建树地说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然在与外国音乐交流的过程中发展，古今中外，尽皆如此。”[2]他提出的这三方面问题恰恰为我国当代音乐发展指明了研究方向，并确立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外音乐关系这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评价吕先生《建国以来音乐評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就我们当代音乐评论在‘土洋关系’‘政治与业务关系’‘通俗音乐’三个问题评论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与探索”[3]，该文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音乐大事记”于1986年12月已载入之。
同年，先生的另一部作品《中外音乐家爱国故事选》问世，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中外31位饱含爱国主义情怀作曲家的爱国事迹，集革命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的这部“土洋”著作，给予了广大读者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音乐教育。该书是《音乐小世界》丛书的一个重要部分，贺绿汀先生为本丛书作序，言简意赅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音乐文化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方面……”[4]至此，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音乐春秋》是吕先生创作的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的著作。书中讲述了16位中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家的79个故事。在该著作的创作中，先生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以此为依据为每一个故事精心设计了一个准确而吸睛的标题，不仅故事独立成篇，还使每位音乐家血肉丰满的事迹以线状形态链接起来，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清晰而生动的多维度画面。该书出版时恰逢我国图书市场严肃书籍销售疲软之际，然而近万册的《音乐春秋》在出版后的几个月内竟然销售一空，此时国内此类书籍的资源匮乏与国民精神文化的诉求可见一斑。 随后的七年，先生陆续出版了《外国指挥大师传略》《世界流行音乐群星》《东北沦陷时期音乐概况》《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音乐概况》等专著，以及中外音乐述评、译文、普及性文章、教育教学改革、编年纪实等文章30余篇。其中《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概况》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音乐概况》的出版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极大反响。《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概况》被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关专家设置为独立章节编入教材。这一时期的音樂概况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中几乎毫无记载，吕先生带领着他的团队在挖掘史料的道路上潜心探索，于1987年“中国音乐史学会议”上发表该文并引起了全国与会专家的强烈关注。大量的史实资料深刻地揭示了日伪统治时期东北音乐的主要问题和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音乐对东北人民进行的奴役以及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与斗争。《中国音乐年鉴》认为：“《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一书是中国‘第一部专题的地区音乐史’。”[5]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东北对中国近代史地区音乐史研究的领先地位，完善了东北地区音乐概况的历史，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研究填补了该时期的历史空白。吕先生对地域音乐文化历史沿革的研究孜孜不倦，并以此为先导，与他的研究团队将东北地区音乐的历史研究延伸到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的音乐发展研究。
吕先生的教学和论著蜚声于专业院校，是我国音乐学界颇具声望的教授之一，同时他高度重视教学管理的治学态度对吉林艺术学院乃至全国艺术类高校的教学改革均颇具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值此良机，先生就高等艺术院校的体制改革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随后还发表了《遵循艺术规律就能快出人才》《高等艺术院校专业考试评分之我见》等教育改革类论文，引起了文化部《艺术教育》编委、省教委及艺术类高校的重视。
吕先生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人，音乐和文学充斥着他的整个精神世界，然而在他撰写的文章当中你又不难发现他的风趣与幽默。他一生创作了艺术类专著12部，多国音乐类译文、译著27部（篇），论文和普及性文章50余篇共计200余万字。先生被《世界名人录》《亚洲艺坛名流》《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专家》《中华人物辞海》《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教书人名录》等权威名录所收录。他用一支笔划开了中国音乐史东北地域音乐的孤寂；他将其音乐思想和亘古不磨的探索精神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后来者；他更将研习历史的足迹留给吉艺人去追逐。
吕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奠基人吕金藻先生，相信他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发展的贡献定会在时光的流逝中历久弥新。
[参 考 文 献]
[1]吕向军，吕向红.吕金藻文集[C].吉林艺术学院，2005.
[2] 吕金藻.建国以来音乐评论中的若干问题[J].音乐艺术，1986（04）.
[3]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4] 吕金藻.中外音乐家爱国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年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洪全）
[关键词]吕金藻；学术贡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011-02
音乐理论家吕金藻（1928—2015），一个平凡而又不能忘却的名字。1928年8月他出生在山东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家庭中，他所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便是教会学校中的“唱诗班”。这种影响我们尽可把它看作埋在吕先生音乐人生中的一粒种子，因此才有后来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
1940年，吕金藻先生追随着父亲举家迁移来到黑龙江省勃利县，先后在杏树区完小（1940—1943）、国民高等学校（1943—1945）、县联合中学高中部（1945—1946）学习。这一阶段，吕先生学习日语的同时还自学了英语，这为他今后翻译外国音乐文献资料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吕先生在回忆中对这一时期曾这样写道：“从勤劳俸仕的地点回家，步行七天五夜，历尽千辛万苦，1945年8月15日归家……”[1]此后近一年时间，吕先生在完小取得了最初的教学经验。1949年10月，吕先生再次踏上了求学之路，于1949年至1957年间先后进入东北大学政治学院、东北大学文工组音乐小组、东北师大音乐系学习和工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外国专家班攻读外国音乐史兼修中国音乐史。
“文革”后期，被打成“右派”的吕先生回到了吉林艺术学校。受政治因素影响的他并未从教，而是在音乐系唱片资料室中整理了数十万张的外国音乐唱片。这些来自俄、日、英等国家的音乐碟片由此成为吕先生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料。1978年，吕先生重执教鞭，并搭建起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学科的教学体系和研究队伍架构，带领教学团队在中外音乐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先生自身在学术上上下求索、持续累积，在音乐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组建了以韩冈觉先生、冯伯阳先生、张弼先生、孙佳宾先生为主要成员的教科研队伍，对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中国古代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伪满音乐、音乐美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3年，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成为吉林省该专业最早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并载入了吉林艺术学院这所东北三省唯一一所综合类艺术院校的史册。
先生在校执教期间获得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尤其在音乐学学科建设中的贡献引人注目。他是我国音乐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同时涉猎外国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音乐学家之一。在教学理念方面，先生主张注重学生科学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培养。科学性的养成是基础，即要求学生在研究中坚持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保证史料的全面性，还要从史料中引出其客观的规律性；思想性的确立是方向，在此方面吕先生指出：“音乐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本身富有深刻的思想性。”通过正确地引导、培养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历史地、辩证地、唯物地分析作曲家及其创作由此成为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核心内涵。在教学形式与手段上，先生打破了以往的框架束缚，一改传统型灌输方式，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后，独立地进行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并客观地对其所研究的人物、事件和作品做出评论，由此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以监督、指导、指正为主旨的新型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调动了音乐学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音乐学专业教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先生搭建起音乐学教学团队的构架后，带领团队成员走出了一条独具个性，以教学为基石、科研为引领的双向并举的特色发展之路。1980年在音乐学专业领域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以及赏析类专题性资料相对贫乏，先生根据搜集的几十种书报、杂志及油印资料先后编写了《中国现代音乐史讲座》《音乐名著》两本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内部使用教材，前者撰写的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前（1919—1949）的现代音乐作品，后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作品。
基于对西方音乐史与中国当代音乐史双向教学与研究的一丝不苟，先生于1986年第4期《音乐艺术》中针砭时弊地指出了科学的音乐批评对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性，同时提出关于土洋关系、政治与业务、通俗音乐这三个存在于我国当代音乐评论中的主要问题，以上问题的提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生卓有建树地说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然在与外国音乐交流的过程中发展，古今中外，尽皆如此。”[2]他提出的这三方面问题恰恰为我国当代音乐发展指明了研究方向，并确立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外音乐关系这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评价吕先生《建国以来音乐評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就我们当代音乐评论在‘土洋关系’‘政治与业务关系’‘通俗音乐’三个问题评论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与探索”[3]，该文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音乐大事记”于1986年12月已载入之。
同年，先生的另一部作品《中外音乐家爱国故事选》问世，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中外31位饱含爱国主义情怀作曲家的爱国事迹，集革命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的这部“土洋”著作，给予了广大读者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音乐教育。该书是《音乐小世界》丛书的一个重要部分，贺绿汀先生为本丛书作序，言简意赅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音乐文化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方面……”[4]至此，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音乐春秋》是吕先生创作的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的著作。书中讲述了16位中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家的79个故事。在该著作的创作中，先生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以此为依据为每一个故事精心设计了一个准确而吸睛的标题，不仅故事独立成篇，还使每位音乐家血肉丰满的事迹以线状形态链接起来，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清晰而生动的多维度画面。该书出版时恰逢我国图书市场严肃书籍销售疲软之际，然而近万册的《音乐春秋》在出版后的几个月内竟然销售一空，此时国内此类书籍的资源匮乏与国民精神文化的诉求可见一斑。 随后的七年，先生陆续出版了《外国指挥大师传略》《世界流行音乐群星》《东北沦陷时期音乐概况》《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音乐概况》等专著，以及中外音乐述评、译文、普及性文章、教育教学改革、编年纪实等文章30余篇。其中《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概况》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音乐概况》的出版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极大反响。《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概况》被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关专家设置为独立章节编入教材。这一时期的音樂概况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中几乎毫无记载，吕先生带领着他的团队在挖掘史料的道路上潜心探索，于1987年“中国音乐史学会议”上发表该文并引起了全国与会专家的强烈关注。大量的史实资料深刻地揭示了日伪统治时期东北音乐的主要问题和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音乐对东北人民进行的奴役以及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与斗争。《中国音乐年鉴》认为：“《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一书是中国‘第一部专题的地区音乐史’。”[5]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东北对中国近代史地区音乐史研究的领先地位，完善了东北地区音乐概况的历史，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研究填补了该时期的历史空白。吕先生对地域音乐文化历史沿革的研究孜孜不倦，并以此为先导，与他的研究团队将东北地区音乐的历史研究延伸到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的音乐发展研究。
吕先生的教学和论著蜚声于专业院校，是我国音乐学界颇具声望的教授之一，同时他高度重视教学管理的治学态度对吉林艺术学院乃至全国艺术类高校的教学改革均颇具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值此良机，先生就高等艺术院校的体制改革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随后还发表了《遵循艺术规律就能快出人才》《高等艺术院校专业考试评分之我见》等教育改革类论文，引起了文化部《艺术教育》编委、省教委及艺术类高校的重视。
吕先生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人，音乐和文学充斥着他的整个精神世界，然而在他撰写的文章当中你又不难发现他的风趣与幽默。他一生创作了艺术类专著12部，多国音乐类译文、译著27部（篇），论文和普及性文章50余篇共计200余万字。先生被《世界名人录》《亚洲艺坛名流》《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专家》《中华人物辞海》《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教书人名录》等权威名录所收录。他用一支笔划开了中国音乐史东北地域音乐的孤寂；他将其音乐思想和亘古不磨的探索精神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后来者；他更将研习历史的足迹留给吉艺人去追逐。
吕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奠基人吕金藻先生，相信他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发展的贡献定会在时光的流逝中历久弥新。
[参 考 文 献]
[1]吕向军，吕向红.吕金藻文集[C].吉林艺术学院，2005.
[2] 吕金藻.建国以来音乐评论中的若干问题[J].音乐艺术，1986（04）.
[3]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4] 吕金藻.中外音乐家爱国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年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