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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的摄影人爱读书，我为大家选择了两位纪实摄影风格的摄影师，一位是湖北的“九头鸟”大哥宋刚明，现为影像学教授，享受长江学者待遇；一位是出自中原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图片编辑马宏杰。
如果是本刊的老读者，对宋刚明先生一定不陌生，他的器材使用心得及专栏“宋呆子侃影”，曾是许多读者的必读文章。他追踪多年拍摄出版的《戒毒女》，揭示了中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疮疤，虽然有许多记者都关注这个题材，并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度报道，但我一直认为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思考，宋刚明的照片是有深度和力度的，远比许多猎奇的摄影报道要深刻。荷赛评委瑞泽认为：“宋刚明拍摄的《戒毒女》是拍摄监狱的典范。”了解宋刚明，除了他的作品，关键是他的摄影思考和努力达成的理论体系，如果中国摄影界有更多的人，在放下相机时多一些反思，在举起相机前多一点学习，我们的摄影将会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引领或推动时代的进步，而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看到的、照相的，或是需要仰视的摄影记者。
马宏杰先生，我至今没见过，看了他的《民本》画册，倒是好生惊奇，相谈甚欢。作为同龄人，在很多时间和事件的节点上，我们都有许多共通的感受，有相似的生活体验。但马宏杰的身影曾经隐于大市之中，在市井小民的生活中磨就了一双利眼，能够在寻常的城市乡村稀松的场景里凸显社会的本真，并以独立摄影人从事摄影报道，其毅力和功力令我钦佩。从九朝古都洛阳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各地，马宏杰的作品并不一鸣惊人，但非常耐看，他的《西部买妻》、《采药人》等专题报道，是可以存世立照的，因为往事不可追，你现在想拍也不可能超越了。
刚从事新闻时，前辈老师都告诫，新闻要真实，不可把话说绝了，免得自己没得退路。久而久之，我写的新闻中模棱两可的语言多了，看懂或真懂了得看你的水平，犹如摄影里的“酸菜片”。但对宋刚明兄，我誉之为完人，是其来有自的。
记得在我刚到杂志社工作不久，一个快下班的傍晚，一位高大的先生闯进办公室，给我们看他出版的《戒毒女》画册，记得那是次非常愉快的深谈，话题远远超越摄影，从那时起我记住了宋刚明。其后，刚明兄为本刊的多个专栏都撰写了稿件，似乎什么他都懂，虽然他自谦“宋呆子”，可在我的心里那还是宋老师。小到从器材的设计构造、摄影器材改装、拍摄实践、后期处理、设计排版、印刷装帧，好像没有不是他自己动手的；大到摄影观念，摄影理论的探讨、摄影人生存的社会要义，也是侃侃而谈。从这个意义讲， 我把宋刚明称之为摄影“完人”并不为过，因为我还没遇到比他更追求完美的摄影人。
宋刚明的生活经历是我好奇的，之前除了摄影，我们很少涉及其他话题。其实，他也是出自农家，在武汉长江二桥边江心洲长大的。小时候他因为个子高，爱打球，被人瞩目；又因为平时爱读书，闲时老沉思，被人喊成“呆子”。家里没钱，点煤油灯都受限制，他却如古人“囊萤映雪”般，就着灶里的火读书，结果常常忘了做饭的事，把饭蒸糊了，这当然又让父母生气。父母后来不让他在灶台看书，他就在月光下看。乡里的月光亮，真的可以看书，父亲见了就骂：以后准是个瞎子。但奇在他一辈子视力都在2.0左右。宋刚明几乎离不开书，而且老是在不好的光线下看书，并且有意锻炼自己在嘈杂的环境下读书。就是一个人在家，也会把电视开着，这养成了他哪怕是在吵闹的环境下，也照样能写东西的能力。他最喜欢坐火车时写，太安静了反而没灵感。
宋刚明的父亲当过大队书记，区里发给队里很多书，后来文革开始，图书馆没建起来，书就锁在家中柜子里，有次他找东西发现了这些书，就每天偷着看，因为那时这些都是禁书。《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红书，就是那时看的，他那时记忆力好，一本《林海雪原》看一遍就可以背得，精确到哪一页写的什么，第二天就可以为生产队的社员讲书中的故事。
在中学时代，凭着一手好字和绘画功夫，宋刚明换到不少书看，一些被批判的“坏书”，如西方美术史、黑格尔、哲学辞典等就是那时看的。虽然不全懂，也撬动了他的哲学思考。美术老师特别喜欢他，偷偷将自己收藏的西方美术大师的作品借给他看，在别人只知画“三忠于、四无限”时，他已在看米开朗琪罗、罗丹、伦勃朗、列宾等大师的作品了，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一部《红楼梦》他是倒着读的，先看下集，再看中集，然后看上集，因为那是文革期间，《红楼梦》是禁书，他只能抓着什么读什么。为弄懂《红楼梦》，他还研究了李希凡、俞平伯的评论，当时俞平伯是挨批的，但宋刚明认为要研究透一个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一习惯他保持了一生，为此他常挨父亲的骂，也挨过老师、领导的批。“打破砂锅问到底”，在他们乡下是个不受人欢迎的习惯。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这一习惯的人也常吃苦头。
那时能见到的名著很少，读到他认为是好书的就摘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元曲》，甚至像《回文诗》这样无趣的技法诗，他都是反复抄，因为每次见到的版本都不全，这样他得反复地校，反复地抄。他现在还保存着几大本那时抄的诗集、警句，手都抄出了茧子，至今中指握笔的那块还是平的。
1974年中学毕业，正值“文革”年代，在家务农半年后，因为会打球和画画，他被招兵的特批带走了，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要知道，在那个宣传突出的年代，会这两样的能人，在那里都是宝贝。刚到部队，宋刚明就因为黑板报画得好，在团里出了名，结果军务股不肯放人，技术股抢着要人，他最想去的宣传股却去不了。最后，还是团政委慧眼识才，把他调到宣传股，做美术照相员，这已是入伍后快两年的时间。宋刚明说，当时已看了很多西方美术大师的作品，觉得照相是没本事的事，所以下连队都带个速写本。第一次弄相机，没拍好，才意识到摄影不是件简单的事。
宋刚明说，憨人有憨福，他在部队遇到了第一个摄影老师，军里的摄影干事谭邦奎。这位老军事摄影记者制作技术非常好，当年的全国、全军影展都请他去制作照片。他手把手教会了刚明一流的冲洗制作照片技术。老先生是放牛娃出生，自知摄影水平有限，又将宋刚明送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师从长影摄影师学习摄影。这对宋刚明来说，犹如从家乡江边的田里一下子登上了天安门。刚明回忆，1978年在长影的学习收获不仅是摄影，当时还有机会看了大量的参考片，如《复活》、《风》等电影，知道了爱森斯坦等世界大师，知道了摄影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他贪婪地学习电影结构，研读蒙太奇、电影摄影技法。一本英国人写的用光技法，他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在长影，因为刚明人长得帅，常被摄影师当作试胶片的模特儿，使他有机会看到拍摄过程，了解摄影室的布光和各项器材的应用技术，摄影技艺大为长进。
1979年，从长影学习归来的宋刚明拍摄的《瓜臂比长》登在《空军报》的报眼上，过去这里是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这事一下轰动了部队。军政治部主任说，我们要培养就培养宋刚明这样的人。一年后他就被调到了军政治部，两年后又被调到空军航空杂志，从事编辑工作。由于对摄影的挚爱，1983年，他主动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机会，到广西一线部队当了名摄影干事。那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的作品，获奖照片九寨沟的《秋瀑》就是这个时期拍摄的。
1988年，宋刚明转业到湖北《警笛》杂志社做美术编辑，一干就是13年，直到主编助理。他一直热爱摄影，但他的职业离他的梦想一直有距离，他说他从没做过职业摄影师或摄影记者，一直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当他的工龄满30年，可以享受公务员退休待遇时，他就退出了警界。2007年，他有一年的自由时光，刚出的新书《影觞》就是那时写的，他说他最享受那段自由的时光。之后，宋刚明又被大学请了去，在大学从事摄影教育。
宋刚明说，他一生最幸运的是遇到许多好人，给了他知识的引领和启迪。中学时，因为板报画得好，认真也有创意，美术老师非常喜欢他，在那特殊的年代，“封资修”的“禁书”老师不能明着让学生多看，就把书给他，让他自学西方美术；入伍后，在基层部队遇到了谭老师，解决了摄影技术问题；在军部宣传处，通过在长影向电影摄影师学习，完成了摄影基础知识的通识，更尽兴地参与各种摄影实践，技法和摄影观念开始形成，并开始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在公安厅办杂志，从事的工作不太喜欢，但借着职业便利，他完成了自己许多预想的主题创作；现在教书育人，集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时候。
宋刚明一辈子嗜书如命，几乎抓起什么书都读，不仅仅是世界文学名著，哲学书，也不仅仅是能见到的摄影书籍，像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罗兰·巴特的《明室》，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等摄影理论名著他都是反复读，几个不同译本对照读。而且他喜欢购买摄影家的画册学习，在他当兵每月十多元津贴的时候，就省吃俭用买过六十多元一本的陈复礼摄影画册，他现在书柜里几乎有世界所有摄影名家的如布勒松、弗兰克、萨尔加多等世界大师原版画册，一本詹姆斯关于战争摄影的画册，近两千元，他也舍得买。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当代摄影大师寇德卡的画册，就将寇德卡的代表作《流放》翻拍了一本，手工放大制作成一本画册。他还喜欢读炒菜的书、木工书、装房子的书、汽车知识的书甚至命理书，他对血型和性格都有很深的研究，这也许就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他什么都能干的原因，知识就是力量。
宋刚明调侃，20至30岁的摄影是学习、模仿的阶段；30至40岁是思考的阶段，虽然这之前已得了好多全国的摄影大奖，但总觉得摄影如果仅是拍得好看或得个什么沙龙奖，其作品也太肤浅了；40岁是摄影开窍的时间，一旦醒悟了，摄影就像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看见大海般喜悦，那就是摄影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感受。要用看得见的影像传达看不见的思想，片子要反映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一张照片流传久远是由其思想性决定的。
宋刚明直言，40岁到50岁之间，他就是想建立自己的摄影风格，对摄影理论也有了更透彻的理解，比如对“如日中天”的纪实摄影，他认为纪实这两个字不能作为摄影分类，因为摄影的即是纪实的，分类有个总原则就是“子分类不能大于或等于母分类”，不然你分不清。像“艺术”、“观念”也不能作为分类，哪个摄影不纪实？哪个摄影不艺术？哪个摄影不观念？现在摄影在分类上一窝乱象，一是摄影艺术过于年轻，好多事还没弄清楚，二是我们的理论家、传媒遇事不深究，人云亦云。他认为现在的纪实摄影，无非是体现社会关怀，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不如叫人文摄影更妥当。
宋刚明对摄影技巧有过很高的追求，他能熟练操作各种相机，掌握各种暗室技法，但他现在认为技巧高低并没那么重要，不喜欢找偏门或轰动的题材来取悦评委，来增加媒体采用率，而希望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正常展现民族的生活状态。他认为“矫枉过正”的提法不好，理论就应该客观公正，不然你永远是摇摇摆摆的，正常不了。我们现在的沙龙热不也是理论家们吹出来的？现在又把风光摄影骂个狗血淋头，这对摄影的正常发展不利。画意摄影在中国有大市场，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风光摄影大概是灭不了的，但我们应该告诉摄影人：人文摄影的境界是风光摄影无法企及的。他不赞成用画论来评价摄影，因为摄影与绘画不同。在教学中宋刚明发现，懂美术的学摄影上手快，但很快就碰到瓶颈，拍摄手法匠气，上不去。所以，他告诫学摄影的学生有时要远离画论，要多听音乐、多看文学作品、哲学名著，因为这更具思想性，可以让你的摄影走得更远。
宋刚明认为现在是一个摄影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其思想性、震撼力迟早会达到或超过文字的表现力，摄影在特殊题材上如在战争、地震中的表现力，是文字和绘画无法比拟的。美国人考文斯基在1974年就预言：“将来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会摄影的人。”摄影不仅仅是艺术，它将成为我们人生必备的基本技能。中国目前摄影教育是遍地开花，但鱼龙混杂，关键是师资力量不足，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更高的境界。许多摄影老师是经验型的，教得很凌乱，缺乏开启学生视野的能力。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有思想和独立精神，如果精通了摄影技术，一定会超过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我们走过的路和问题整明白，交给后来人一条光明的路。”
如果是本刊的老读者，对宋刚明先生一定不陌生，他的器材使用心得及专栏“宋呆子侃影”，曾是许多读者的必读文章。他追踪多年拍摄出版的《戒毒女》，揭示了中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疮疤，虽然有许多记者都关注这个题材，并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度报道，但我一直认为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思考，宋刚明的照片是有深度和力度的，远比许多猎奇的摄影报道要深刻。荷赛评委瑞泽认为：“宋刚明拍摄的《戒毒女》是拍摄监狱的典范。”了解宋刚明，除了他的作品，关键是他的摄影思考和努力达成的理论体系，如果中国摄影界有更多的人，在放下相机时多一些反思，在举起相机前多一点学习，我们的摄影将会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引领或推动时代的进步，而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看到的、照相的，或是需要仰视的摄影记者。
马宏杰先生，我至今没见过，看了他的《民本》画册，倒是好生惊奇，相谈甚欢。作为同龄人，在很多时间和事件的节点上，我们都有许多共通的感受，有相似的生活体验。但马宏杰的身影曾经隐于大市之中，在市井小民的生活中磨就了一双利眼，能够在寻常的城市乡村稀松的场景里凸显社会的本真，并以独立摄影人从事摄影报道，其毅力和功力令我钦佩。从九朝古都洛阳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各地，马宏杰的作品并不一鸣惊人，但非常耐看，他的《西部买妻》、《采药人》等专题报道，是可以存世立照的，因为往事不可追，你现在想拍也不可能超越了。
刚从事新闻时，前辈老师都告诫，新闻要真实，不可把话说绝了，免得自己没得退路。久而久之，我写的新闻中模棱两可的语言多了，看懂或真懂了得看你的水平，犹如摄影里的“酸菜片”。但对宋刚明兄，我誉之为完人，是其来有自的。
记得在我刚到杂志社工作不久，一个快下班的傍晚，一位高大的先生闯进办公室，给我们看他出版的《戒毒女》画册，记得那是次非常愉快的深谈，话题远远超越摄影，从那时起我记住了宋刚明。其后，刚明兄为本刊的多个专栏都撰写了稿件，似乎什么他都懂，虽然他自谦“宋呆子”，可在我的心里那还是宋老师。小到从器材的设计构造、摄影器材改装、拍摄实践、后期处理、设计排版、印刷装帧，好像没有不是他自己动手的；大到摄影观念，摄影理论的探讨、摄影人生存的社会要义，也是侃侃而谈。从这个意义讲， 我把宋刚明称之为摄影“完人”并不为过，因为我还没遇到比他更追求完美的摄影人。
宋刚明的生活经历是我好奇的，之前除了摄影，我们很少涉及其他话题。其实，他也是出自农家，在武汉长江二桥边江心洲长大的。小时候他因为个子高，爱打球，被人瞩目；又因为平时爱读书，闲时老沉思，被人喊成“呆子”。家里没钱，点煤油灯都受限制，他却如古人“囊萤映雪”般，就着灶里的火读书，结果常常忘了做饭的事，把饭蒸糊了，这当然又让父母生气。父母后来不让他在灶台看书，他就在月光下看。乡里的月光亮，真的可以看书，父亲见了就骂：以后准是个瞎子。但奇在他一辈子视力都在2.0左右。宋刚明几乎离不开书，而且老是在不好的光线下看书，并且有意锻炼自己在嘈杂的环境下读书。就是一个人在家，也会把电视开着，这养成了他哪怕是在吵闹的环境下，也照样能写东西的能力。他最喜欢坐火车时写，太安静了反而没灵感。
宋刚明的父亲当过大队书记，区里发给队里很多书，后来文革开始，图书馆没建起来，书就锁在家中柜子里，有次他找东西发现了这些书，就每天偷着看，因为那时这些都是禁书。《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红书，就是那时看的，他那时记忆力好，一本《林海雪原》看一遍就可以背得，精确到哪一页写的什么，第二天就可以为生产队的社员讲书中的故事。
在中学时代，凭着一手好字和绘画功夫，宋刚明换到不少书看，一些被批判的“坏书”，如西方美术史、黑格尔、哲学辞典等就是那时看的。虽然不全懂，也撬动了他的哲学思考。美术老师特别喜欢他，偷偷将自己收藏的西方美术大师的作品借给他看，在别人只知画“三忠于、四无限”时，他已在看米开朗琪罗、罗丹、伦勃朗、列宾等大师的作品了，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一部《红楼梦》他是倒着读的，先看下集，再看中集，然后看上集，因为那是文革期间，《红楼梦》是禁书，他只能抓着什么读什么。为弄懂《红楼梦》，他还研究了李希凡、俞平伯的评论，当时俞平伯是挨批的，但宋刚明认为要研究透一个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一习惯他保持了一生，为此他常挨父亲的骂，也挨过老师、领导的批。“打破砂锅问到底”，在他们乡下是个不受人欢迎的习惯。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这一习惯的人也常吃苦头。
那时能见到的名著很少，读到他认为是好书的就摘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元曲》，甚至像《回文诗》这样无趣的技法诗，他都是反复抄，因为每次见到的版本都不全，这样他得反复地校，反复地抄。他现在还保存着几大本那时抄的诗集、警句，手都抄出了茧子，至今中指握笔的那块还是平的。
1974年中学毕业，正值“文革”年代，在家务农半年后，因为会打球和画画，他被招兵的特批带走了，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要知道，在那个宣传突出的年代，会这两样的能人，在那里都是宝贝。刚到部队，宋刚明就因为黑板报画得好，在团里出了名，结果军务股不肯放人，技术股抢着要人，他最想去的宣传股却去不了。最后，还是团政委慧眼识才，把他调到宣传股，做美术照相员，这已是入伍后快两年的时间。宋刚明说，当时已看了很多西方美术大师的作品，觉得照相是没本事的事，所以下连队都带个速写本。第一次弄相机，没拍好，才意识到摄影不是件简单的事。
宋刚明说，憨人有憨福，他在部队遇到了第一个摄影老师，军里的摄影干事谭邦奎。这位老军事摄影记者制作技术非常好，当年的全国、全军影展都请他去制作照片。他手把手教会了刚明一流的冲洗制作照片技术。老先生是放牛娃出生，自知摄影水平有限，又将宋刚明送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师从长影摄影师学习摄影。这对宋刚明来说，犹如从家乡江边的田里一下子登上了天安门。刚明回忆，1978年在长影的学习收获不仅是摄影，当时还有机会看了大量的参考片，如《复活》、《风》等电影，知道了爱森斯坦等世界大师，知道了摄影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他贪婪地学习电影结构，研读蒙太奇、电影摄影技法。一本英国人写的用光技法，他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在长影，因为刚明人长得帅，常被摄影师当作试胶片的模特儿，使他有机会看到拍摄过程，了解摄影室的布光和各项器材的应用技术，摄影技艺大为长进。
1979年，从长影学习归来的宋刚明拍摄的《瓜臂比长》登在《空军报》的报眼上，过去这里是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这事一下轰动了部队。军政治部主任说，我们要培养就培养宋刚明这样的人。一年后他就被调到了军政治部，两年后又被调到空军航空杂志，从事编辑工作。由于对摄影的挚爱，1983年，他主动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机会，到广西一线部队当了名摄影干事。那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的作品，获奖照片九寨沟的《秋瀑》就是这个时期拍摄的。
1988年，宋刚明转业到湖北《警笛》杂志社做美术编辑，一干就是13年，直到主编助理。他一直热爱摄影，但他的职业离他的梦想一直有距离，他说他从没做过职业摄影师或摄影记者，一直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当他的工龄满30年，可以享受公务员退休待遇时，他就退出了警界。2007年，他有一年的自由时光，刚出的新书《影觞》就是那时写的，他说他最享受那段自由的时光。之后，宋刚明又被大学请了去，在大学从事摄影教育。
宋刚明说，他一生最幸运的是遇到许多好人，给了他知识的引领和启迪。中学时，因为板报画得好，认真也有创意，美术老师非常喜欢他，在那特殊的年代，“封资修”的“禁书”老师不能明着让学生多看，就把书给他，让他自学西方美术；入伍后，在基层部队遇到了谭老师，解决了摄影技术问题；在军部宣传处，通过在长影向电影摄影师学习，完成了摄影基础知识的通识，更尽兴地参与各种摄影实践，技法和摄影观念开始形成，并开始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在公安厅办杂志，从事的工作不太喜欢，但借着职业便利，他完成了自己许多预想的主题创作；现在教书育人，集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时候。
宋刚明一辈子嗜书如命，几乎抓起什么书都读，不仅仅是世界文学名著，哲学书，也不仅仅是能见到的摄影书籍，像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罗兰·巴特的《明室》，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等摄影理论名著他都是反复读，几个不同译本对照读。而且他喜欢购买摄影家的画册学习，在他当兵每月十多元津贴的时候，就省吃俭用买过六十多元一本的陈复礼摄影画册，他现在书柜里几乎有世界所有摄影名家的如布勒松、弗兰克、萨尔加多等世界大师原版画册，一本詹姆斯关于战争摄影的画册，近两千元，他也舍得买。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当代摄影大师寇德卡的画册，就将寇德卡的代表作《流放》翻拍了一本，手工放大制作成一本画册。他还喜欢读炒菜的书、木工书、装房子的书、汽车知识的书甚至命理书，他对血型和性格都有很深的研究，这也许就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他什么都能干的原因，知识就是力量。
宋刚明调侃，20至30岁的摄影是学习、模仿的阶段；30至40岁是思考的阶段，虽然这之前已得了好多全国的摄影大奖，但总觉得摄影如果仅是拍得好看或得个什么沙龙奖，其作品也太肤浅了；40岁是摄影开窍的时间，一旦醒悟了，摄影就像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看见大海般喜悦，那就是摄影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感受。要用看得见的影像传达看不见的思想，片子要反映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一张照片流传久远是由其思想性决定的。
宋刚明直言，40岁到50岁之间，他就是想建立自己的摄影风格，对摄影理论也有了更透彻的理解，比如对“如日中天”的纪实摄影，他认为纪实这两个字不能作为摄影分类，因为摄影的即是纪实的，分类有个总原则就是“子分类不能大于或等于母分类”，不然你分不清。像“艺术”、“观念”也不能作为分类，哪个摄影不纪实？哪个摄影不艺术？哪个摄影不观念？现在摄影在分类上一窝乱象，一是摄影艺术过于年轻，好多事还没弄清楚，二是我们的理论家、传媒遇事不深究，人云亦云。他认为现在的纪实摄影，无非是体现社会关怀，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不如叫人文摄影更妥当。
宋刚明对摄影技巧有过很高的追求，他能熟练操作各种相机，掌握各种暗室技法，但他现在认为技巧高低并没那么重要，不喜欢找偏门或轰动的题材来取悦评委，来增加媒体采用率，而希望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正常展现民族的生活状态。他认为“矫枉过正”的提法不好，理论就应该客观公正，不然你永远是摇摇摆摆的，正常不了。我们现在的沙龙热不也是理论家们吹出来的？现在又把风光摄影骂个狗血淋头，这对摄影的正常发展不利。画意摄影在中国有大市场，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风光摄影大概是灭不了的，但我们应该告诉摄影人：人文摄影的境界是风光摄影无法企及的。他不赞成用画论来评价摄影，因为摄影与绘画不同。在教学中宋刚明发现，懂美术的学摄影上手快，但很快就碰到瓶颈，拍摄手法匠气，上不去。所以，他告诫学摄影的学生有时要远离画论，要多听音乐、多看文学作品、哲学名著，因为这更具思想性，可以让你的摄影走得更远。
宋刚明认为现在是一个摄影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其思想性、震撼力迟早会达到或超过文字的表现力，摄影在特殊题材上如在战争、地震中的表现力，是文字和绘画无法比拟的。美国人考文斯基在1974年就预言：“将来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会摄影的人。”摄影不仅仅是艺术，它将成为我们人生必备的基本技能。中国目前摄影教育是遍地开花，但鱼龙混杂，关键是师资力量不足，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更高的境界。许多摄影老师是经验型的，教得很凌乱，缺乏开启学生视野的能力。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有思想和独立精神，如果精通了摄影技术，一定会超过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我们走过的路和问题整明白，交给后来人一条光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