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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人便在十六世纪初叶开始渐次东来亚洲，向明朝提出通商贸易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这些葡萄牙人便滞留中国南方沿海岛屿，与民间商人私下进行商品交易。由于这种交易获利甚丰，所以沿海岛屿上的贸易迅速发展兴旺起来。仅浙江宁波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上的交易额每年就达三百万葡元以上，一时间，这座荒无人烟的岛上建起了医院、教堂、市政厅、慈善堂，居民达三千余人，俨然成了一个小商镇了。当时中国南方沿海的走私贸易盛况，由此可窥一斑。
实际上，正如《晚明史》及其他史书所说的，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究其原因，这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的人们皆为生计所迫，由于沿海地区务农打渔不足以维持温饱，海上贸易便成了他们的生计出路。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可以看出，海上走私贸易在明朝初叶已经是朝廷十分重视的“严重现象”了。然而这项实行了将近二百年的海禁国策，在沿海省份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中却时紧时松，一些官员深知海禁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出路，海禁强力推行的结果，只能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大患。例如，嘉靖年间朝廷强力推行海禁，武力进剿海上走私贸易活动，造成了沿海地区将近半个世纪骚乱频出，国无宁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对海禁并不持积极态度。个别朝廷命官动用官兵强力推行海禁，如朱纨奉命打击海上走私贸易，严厉查禁泛海通番，捣毁贸易场所，给海上走私贸易重大打击。结果竟是朱纨遭到朝廷里浙闽籍官员的攻击，迫使他罢官回籍，含恨自杀。所以，海禁不仅遭到民众的反对，在许多官员那里也不受到支持。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为政乏善可陈，唯“嘉靖大倭寇”是其有声有色的“政绩”，但剿“倭”的结果却使国家几十年困于“倭患”，不仅朝廷上下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国家因此也无端地耗费大量财力。这状况其实都是嘉靖朝廷积极推行海禁政策、常年进剿假倭寇造成的。然而假倭寇并不因官府进剿而减少，“倭患”竟愈剿愈烈，假倭寇最终发展成武装贸易集团，从朝廷到地方官府都深受其扰，却无可奈何。直到嘉靖皇帝驾崩，“倭患”也没有得到平息。
明朝的海禁如上所述，断绝了靠海上贸易吃饭的沿海民众生路，这是一项无视民生的暴政国策，统治者对底层商民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的现实情况置若罔闻，看不到长期存在的海上走私贸易之所以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在于海上贸易是当地民众不可或缺的生存出路。朝廷不为民间提供正常的贸易渠道，却要实行海禁断绝他们的生路，这样的国策只能陷民于绝境。所以面对官府的强权海禁与大军压境的进剿，那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不得不拿起武器与官兵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唯一的生计出路。在官府进剿中日渐强大起来的王直武装贸易集团，其实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是海禁暴政的必然现象。
新朝皇帝明穆宗与大臣们接受前朝海禁与“剿倭”的教训，“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们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开禁后的私人海上贸易，到万历年间空前地兴旺发达起来，不仅使沿海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带动了内地养殖业、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社会，这便是史书上说的“文治响盛”时代的由来。开放后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国内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整个社会百业兴旺的商品经济景象。全社会各个行业勃发的生机，给晚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路多元、文化多元、追求多元的社会生存环境。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从业技能、兴趣爱好，去从事能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人人享受着从活跃的商品经济中带来的衣食丰足、精神自由的生活。特别是读书人“士”的价值追求与人生道路有了多种选择，前途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可能，不必唯走科举一路。晚明人的这种社会生活状况，在大量的野史笔记与明清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展现。
备受明朝遗民怀念的“文治响盛”时代，在三千年中国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晚明以前历经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晚明社会那种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晚明的商品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它经不起昏庸无能的朝廷对内对外错误国策的折腾，最终被1644年满清王朝的强权统治所扼杀，使中国社会进入最黑暗、最反动的文字狱时期。活跃的晚明商品经济之所以出现，纵然与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其“滥觞”还是隆庆皇帝敢于打破祖制，开放海禁。应该看到，晚明皇帝开放海禁，决不是什么“皇上圣明”、“体恤万民”，而是迫于嘉靖皇帝几十年的海禁失败，苦于屡剿不息的“倭患”，做出的一项不得不打破“祖制”的国策。也就是说，开放海禁实质上是那些假倭寇为了生存，敢于与官府长期斗争的结果。如果那些假倭寇被彻底剿灭（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缴械放弃海上贸易（为了生存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有隆庆皇帝的开放海禁，繁盛的晚明经济文化气象也就不可能出现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这种假设的道理却是存在的。
许多学者谈到商品经济繁荣的“晚明现象”时，不吝笔墨地纵论开放海禁的重大意义，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开放海禁是朝廷的不得已而为之，是那些“倭寇”与官府官兵长期斗争，迫使皇帝朝廷做出的让步。
进而想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罕如凤毛麟角的思想家之所以出现在那个时期，晚明商品经济带来的文化多元，带来的物质生活实惠可谓功不可没。何况如前所述，开禁后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全社会工商业兴旺，使读书人的人生选择有了多种可能，一些“士”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文治响盛”时代出现了充满希望的曙光，并非是艺术夸张。虽然“晚明现象”最终消失在满清的强权统治下的闭关锁国中，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后来的学术界只会在“资本主义萌芽”上唇枪舌剑，却鲜有人像《晚明史》作者这样，既实事求是、又細致入微地揭示出那段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学术界在治史上的“以论带史”与动辄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致使“晚明现象”这笔遗产长期得不到深入挖掘，其仍有现实意义的那些思想鉴戒不能得到彰显。国际学界高度评价的“晚明现象”，也就难以发挥对中国完善经济发展道路的鉴戒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明史研究的一块空白，更在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 明朝海禁在实践上行不通，最终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晚明朝廷放弃海禁，“倭寇”与“倭患”自行平息，以及由此开始正常的海上私人贸易带来的一度繁荣昌盛的“晚明现象”，留给今人的思索也是意味深长的。《晚明史》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不仅廓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更涵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思想启示：
一、凡事只要出于人的生存欲望、出于生計需求，都是不可杜绝、不可压制、不可剥夺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倭寇”顽强地与官府的“剿倭”进行斗争，虽然是出于生存本能所使，却是“不自觉”地捍卫了这种权利。从明朝的海禁，到晚明的开放海禁可以看出，这种权利不是统治者赐予的，也不是他人可以给予保障的，只能“自己救自己”。实质上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是另一意义上的、且不被人们注意的“顺其自然”；统治者在这种“顺其自然”中只能“因势利导”。所谓“因势利导”，首先是革除不利于民生的旧制，创造条件使人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得到满足。否则，只能造成统治者也不愿看到的困境或乱象。而历史证明，“因势利导”的结果往往会出现晚明社会那种意想不到的辉煌气象。
二、长期屡禁不止、屡剿不绝的“倭寇”“倭患”，与隆庆皇帝开禁后海上私人贸易的蓬勃发展，从而创造了生气勃勃的“晚明现象”，从正反两个方面佐证了同一个道理：人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是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通常政治家赞赏的、理论家描绘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活力，实质上就是这种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在勃发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动力量。毋宁说，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发展成王直那样实力雄厚的武装走私贸易集团；也可以在蓬蓬勃勃的对外贸易中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晚明社会的繁荣景象。所以不少思想家认为，只有充分激发“微观活力”，才可能营造出社会财富的不竭源泉；只有“欲望才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原始动力”。所以凡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面对人类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都是采取力所能及的“因势利导”——那些成功的改革必定首先立于这个基本点上，其结果都是利国利民的，且往往取得可以载于史册的伟大成就。
三、中国历史上动乱与战争之所以频出，多是因为土地问题，或最终都归结于土地的占有上。因为在中国古代，土地不仅是唯一的财富，更是“吃饭问题”的唯一所系。所以说，“晚明现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这个向来困于人多地少——农业文明时期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国家，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发展商品经济才是走出人多地少困境、国家免于经济匮乏、国民免于生活贫穷的不二法门。遗憾的是，晚明至满清王朝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不要说没有一个帝王或政治家从“晚明现象”里看到这一点，那些空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们，也鲜有智者省察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为害何等深远！
四、“晚明现象”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还是人民生活上，都体现了一种应该肯定的进步。其繁荣与昌盛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远远胜于一些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三大盛世”。而“晚明现象”潜在的中国社会可能步入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市场经济的希望，更是其他“盛世”所不具备的。“盛世”论者最终无非归结为中国出了个“好皇帝”——这种所谓的“好皇帝”不要说比凤毛麟角还少，其对数千年蹒跚不前的中国又有多少意义？对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民生又有多少价值？说穿了“盛世”论者的要义，是因循了古代圣人的君主“仁政”德治思想，然而数千年的历史证实，“仁政”德治在君主那里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类近代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将国家民生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道德修行上是不可靠的”——这也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这样说，不是向那些做出了明史研究新成果的学者们，敬献一顶历史唯物主义的桂冠，而是深感历史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人首先要生存，要满足生存需求，要考虑自身利益问题——观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应脱离这个基本视角。应该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一种政治立场，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教条，它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没有成为中国史学界普遍实践的、以人为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的问世，向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诚堪效法的优秀范例。
实际上，正如《晚明史》及其他史书所说的，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究其原因，这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的人们皆为生计所迫，由于沿海地区务农打渔不足以维持温饱，海上贸易便成了他们的生计出路。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可以看出，海上走私贸易在明朝初叶已经是朝廷十分重视的“严重现象”了。然而这项实行了将近二百年的海禁国策，在沿海省份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中却时紧时松，一些官员深知海禁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出路，海禁强力推行的结果，只能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大患。例如，嘉靖年间朝廷强力推行海禁，武力进剿海上走私贸易活动，造成了沿海地区将近半个世纪骚乱频出，国无宁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对海禁并不持积极态度。个别朝廷命官动用官兵强力推行海禁，如朱纨奉命打击海上走私贸易，严厉查禁泛海通番，捣毁贸易场所，给海上走私贸易重大打击。结果竟是朱纨遭到朝廷里浙闽籍官员的攻击，迫使他罢官回籍，含恨自杀。所以，海禁不仅遭到民众的反对，在许多官员那里也不受到支持。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为政乏善可陈，唯“嘉靖大倭寇”是其有声有色的“政绩”，但剿“倭”的结果却使国家几十年困于“倭患”，不仅朝廷上下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国家因此也无端地耗费大量财力。这状况其实都是嘉靖朝廷积极推行海禁政策、常年进剿假倭寇造成的。然而假倭寇并不因官府进剿而减少，“倭患”竟愈剿愈烈，假倭寇最终发展成武装贸易集团，从朝廷到地方官府都深受其扰，却无可奈何。直到嘉靖皇帝驾崩，“倭患”也没有得到平息。
明朝的海禁如上所述，断绝了靠海上贸易吃饭的沿海民众生路，这是一项无视民生的暴政国策，统治者对底层商民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的现实情况置若罔闻，看不到长期存在的海上走私贸易之所以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在于海上贸易是当地民众不可或缺的生存出路。朝廷不为民间提供正常的贸易渠道，却要实行海禁断绝他们的生路，这样的国策只能陷民于绝境。所以面对官府的强权海禁与大军压境的进剿，那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不得不拿起武器与官兵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唯一的生计出路。在官府进剿中日渐强大起来的王直武装贸易集团，其实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是海禁暴政的必然现象。
新朝皇帝明穆宗与大臣们接受前朝海禁与“剿倭”的教训，“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们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开禁后的私人海上贸易，到万历年间空前地兴旺发达起来，不仅使沿海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带动了内地养殖业、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社会，这便是史书上说的“文治响盛”时代的由来。开放后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国内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整个社会百业兴旺的商品经济景象。全社会各个行业勃发的生机，给晚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路多元、文化多元、追求多元的社会生存环境。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从业技能、兴趣爱好，去从事能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人人享受着从活跃的商品经济中带来的衣食丰足、精神自由的生活。特别是读书人“士”的价值追求与人生道路有了多种选择，前途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可能，不必唯走科举一路。晚明人的这种社会生活状况，在大量的野史笔记与明清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展现。
备受明朝遗民怀念的“文治响盛”时代，在三千年中国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晚明以前历经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晚明社会那种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晚明的商品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它经不起昏庸无能的朝廷对内对外错误国策的折腾，最终被1644年满清王朝的强权统治所扼杀，使中国社会进入最黑暗、最反动的文字狱时期。活跃的晚明商品经济之所以出现，纵然与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其“滥觞”还是隆庆皇帝敢于打破祖制，开放海禁。应该看到，晚明皇帝开放海禁，决不是什么“皇上圣明”、“体恤万民”，而是迫于嘉靖皇帝几十年的海禁失败，苦于屡剿不息的“倭患”，做出的一项不得不打破“祖制”的国策。也就是说，开放海禁实质上是那些假倭寇为了生存，敢于与官府长期斗争的结果。如果那些假倭寇被彻底剿灭（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缴械放弃海上贸易（为了生存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有隆庆皇帝的开放海禁，繁盛的晚明经济文化气象也就不可能出现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这种假设的道理却是存在的。
许多学者谈到商品经济繁荣的“晚明现象”时，不吝笔墨地纵论开放海禁的重大意义，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开放海禁是朝廷的不得已而为之，是那些“倭寇”与官府官兵长期斗争，迫使皇帝朝廷做出的让步。
进而想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罕如凤毛麟角的思想家之所以出现在那个时期，晚明商品经济带来的文化多元，带来的物质生活实惠可谓功不可没。何况如前所述，开禁后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全社会工商业兴旺，使读书人的人生选择有了多种可能，一些“士”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文治响盛”时代出现了充满希望的曙光，并非是艺术夸张。虽然“晚明现象”最终消失在满清的强权统治下的闭关锁国中，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后来的学术界只会在“资本主义萌芽”上唇枪舌剑，却鲜有人像《晚明史》作者这样，既实事求是、又細致入微地揭示出那段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学术界在治史上的“以论带史”与动辄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致使“晚明现象”这笔遗产长期得不到深入挖掘，其仍有现实意义的那些思想鉴戒不能得到彰显。国际学界高度评价的“晚明现象”，也就难以发挥对中国完善经济发展道路的鉴戒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明史研究的一块空白，更在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 明朝海禁在实践上行不通，最终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晚明朝廷放弃海禁，“倭寇”与“倭患”自行平息，以及由此开始正常的海上私人贸易带来的一度繁荣昌盛的“晚明现象”，留给今人的思索也是意味深长的。《晚明史》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不仅廓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更涵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思想启示：
一、凡事只要出于人的生存欲望、出于生計需求，都是不可杜绝、不可压制、不可剥夺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倭寇”顽强地与官府的“剿倭”进行斗争，虽然是出于生存本能所使，却是“不自觉”地捍卫了这种权利。从明朝的海禁，到晚明的开放海禁可以看出，这种权利不是统治者赐予的，也不是他人可以给予保障的，只能“自己救自己”。实质上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是另一意义上的、且不被人们注意的“顺其自然”；统治者在这种“顺其自然”中只能“因势利导”。所谓“因势利导”，首先是革除不利于民生的旧制，创造条件使人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得到满足。否则，只能造成统治者也不愿看到的困境或乱象。而历史证明，“因势利导”的结果往往会出现晚明社会那种意想不到的辉煌气象。
二、长期屡禁不止、屡剿不绝的“倭寇”“倭患”，与隆庆皇帝开禁后海上私人贸易的蓬勃发展，从而创造了生气勃勃的“晚明现象”，从正反两个方面佐证了同一个道理：人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是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通常政治家赞赏的、理论家描绘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活力，实质上就是这种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在勃发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动力量。毋宁说，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发展成王直那样实力雄厚的武装走私贸易集团；也可以在蓬蓬勃勃的对外贸易中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晚明社会的繁荣景象。所以不少思想家认为，只有充分激发“微观活力”，才可能营造出社会财富的不竭源泉；只有“欲望才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原始动力”。所以凡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面对人类的生存欲望与生计需求，都是采取力所能及的“因势利导”——那些成功的改革必定首先立于这个基本点上，其结果都是利国利民的，且往往取得可以载于史册的伟大成就。
三、中国历史上动乱与战争之所以频出，多是因为土地问题，或最终都归结于土地的占有上。因为在中国古代，土地不仅是唯一的财富，更是“吃饭问题”的唯一所系。所以说，“晚明现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这个向来困于人多地少——农业文明时期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国家，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发展商品经济才是走出人多地少困境、国家免于经济匮乏、国民免于生活贫穷的不二法门。遗憾的是，晚明至满清王朝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不要说没有一个帝王或政治家从“晚明现象”里看到这一点，那些空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们，也鲜有智者省察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为害何等深远！
四、“晚明现象”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还是人民生活上，都体现了一种应该肯定的进步。其繁荣与昌盛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远远胜于一些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三大盛世”。而“晚明现象”潜在的中国社会可能步入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市场经济的希望，更是其他“盛世”所不具备的。“盛世”论者最终无非归结为中国出了个“好皇帝”——这种所谓的“好皇帝”不要说比凤毛麟角还少，其对数千年蹒跚不前的中国又有多少意义？对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民生又有多少价值？说穿了“盛世”论者的要义，是因循了古代圣人的君主“仁政”德治思想，然而数千年的历史证实，“仁政”德治在君主那里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类近代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将国家民生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道德修行上是不可靠的”——这也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这样说，不是向那些做出了明史研究新成果的学者们，敬献一顶历史唯物主义的桂冠，而是深感历史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人首先要生存，要满足生存需求，要考虑自身利益问题——观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应脱离这个基本视角。应该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一种政治立场，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教条，它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没有成为中国史学界普遍实践的、以人为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的问世，向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诚堪效法的优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