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研究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国外文局这座巍峨的高山的。如果说，《天下》杂志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和以吴经熊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合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中国外文局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上的一个代表。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外文局古代作品翻译出版史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第一个阶段：1950—1976年
中国外文局全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其前身是国际新闻局，和新中国同一天建立。当时它的指导原则是：
“一、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恢复战争破坏，开展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它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活动。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证实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三、开展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宣传，并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反映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使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美各国人民，同时也使被帝国主义禁锢着的各个亚洲殖民地民族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①
万事起头难，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崭新的事业。在1950年外文局就出版了《人民中国》半月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还有《人民中国报道》等外文刊物。
外文局成立后“截至1950年12月15日为止，共编译了24种44本小册子。就内容论，这些小册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另一类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生活。第一类小册子，占全部小册子的28%，第二类占72%。”②这一年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只有一种，就是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先后被翻译成了捷克文、日文和保加利亚文。古代文化的作品一篇也没有翻译。
1950年第一年的工作方针大体预示了外文局第一阶段的工作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预示着60多年的基本工作特点，正如前局长杨正泉在总结外文局50年的工作时所说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有两个不变，这是了解和把握外文局的中心环节。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国书刊对外宣传事业，对外宣和外文局的工作都作过重要的批示和指示，从书刊外宣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书刊的内容、宣传艺术，从人员的调配、干部培训到机构设置，都有过明确的意见，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务一直没有变，它承担着党和国家的书刊对外宣传任务。从根上来说，外文局就是为书刊对外宣传的需要应运而生的。”③外文局是国家的对外喉舌，国家立场是它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应从此出发来理解它的历史与成就、进步与问题。
在这一阶段，1952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英文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④这一时期，外文局在翻译上仍是以翻译领袖的著作为主，起初“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種也没有。”⑤第一次将中国历史文化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提到工作日程之上是从1953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关于《人民中国》方针问题的讲话开始的。他在讲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识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国》应该担负起这个政治任务，即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影响作斗争，供给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以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的读者同样需要，因为，他们也知道得很少。……同时，有计划地介绍中国一些文学艺术的作品，可以刊登一些现代的或者古典的作家作品，但是必须要有很漂亮的翻译。”⑥
胡乔木讲话后，外文局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列入议事日程。两年后，在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文化著作的翻译上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在1955年的总结中，开始从市场的反馈中感到，“通过古典和近代文艺作品，不少外国读者改变了因长期反动宣传造成对中国人民形象的歪曲观念，增进了他们对中国丰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认识。”“文艺作品（古典的和现代的），这是各国人民所喜爱的，是最吸引各国广泛阶层的读者的中国读物，只要所选择的是真正优秀的，数量是永远不会嫌太多的。”同时外文局开始有了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的三个五年计划。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开端，到1956年时已“编译一套介绍我国基本情况（如历史、地理等）的丛书约20种，一套我国古今文学名著的丛书约一百种”。⑦到1957年时，翻译刊登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英文）开始由季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文学》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窗口。但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59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作品的发表比例做了规定。“在当代和‘五四’、古典作品的比例上似可适当增加‘五四’的部份，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是有帮助和影响的。为此，拟大体定为4（当代文学）、4（‘五四’时期作品）、2（古典作品） 的比例。”⑧
外文局在这一时期，尽管以介绍和宣传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扩大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为主，但仍然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和翻译问题，从而开辟了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新的领域。尽管此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新中国文化思想建设的关系上尚在探索之中，但已经明确当代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摸索一个更好的对古典经典和文化的翻译介绍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一时期，关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介绍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文学》中发表的，它是这一时期外文局对外翻译发表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阵地，其经验尤为重要。
第二阶段：1976—2009年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全党、全国的思想路线，外文局在对外文化宣传上开始呈现出新的气象。 思想的解放，正确思想文化路线的确定，使外文局重启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外文局确定了“1.目前仍维持原定的以介绍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主的方针，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也要有计划地作系统介绍。同时考虑今后做较大的改革，打破文学为主、作品为主、当代作品为主三个框框，改《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并重，作品与评论并重，准备于1987年1月起正式易名改刊。2.适当扩大选题品种，包括访问记、札记、回忆录、评论、书评以及古今绘画和工艺美术作品、作家介绍，评介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等方面的新作品等。3.已发表并受到国外读者好评的优秀文学和美术作品，拟不定期地汇辑出丛刊。4.发挥外国专家以及翻译人员在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并成立社外顾问委员会。”⑨
这说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介绍将向更为宽阔的空间扩展，同时开始注意到外文局的外国汉学家的翻译作用。
正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局的出版系列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著作不断推出，西文版的《水浒传》四卷出版；西文版的《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开始出版；《中国出土文物三百品》《中国绘画三千年》《孔子传》（英文版）、《孙子兵法》（西文版）等一系列的翻译著作出版。著名的《熊猫丛书》也是在这一时期推出，一时好评如潮。
在这一时期，外文局有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出版物中，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最为成功。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大型合作出版项目始于1990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是外文局与国际合作出版的成功范例。中美两国领导高度重视丛书出版工作，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担任该项目美方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里德任美方总协调人；基辛格等8位前国务卿和耶鲁大学校长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担任此项目中方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前人大副委员长黄华任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面世以来，多本图书已被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总统、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等，在美国政界、文化界、學术界备受关注与重视。迄今已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古代建筑》《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雕塑》《中国书法》等7种图书，其中多本图书在中美两国获得图书大奖。还出版了《中国陶瓷》《中国丝绸》等，全部项目将涵盖多文种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个系列70种图书。这套书代表着新时期以来，外文局在中国古代文化书籍出版上的最高成就。在1998年的工作部署中，外文局认为：“对外合作出版结出了硕果。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中、英、法文版）隆重推出，中美双方在北京和纽约分别举行了首发式。该丛书其他各卷的编译出版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这套丛书首卷的出版，使中国题材的图书通过西方有国际影响的出版社和发行商，在西方主流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该书刚一出版，适逢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被作为代表团礼品，由江泽民主席赠送给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国会领导人及江主席的老师顾毓秀，对提高我局知名度、体现我局业务水准起到了很好作用。”⑩
《中国文化与文明》从选题到作者队伍的确定，以及出版合作的模式，在多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今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在外文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繁杂多样的工作中，仅仅是其一个方面。从1950年到今天，中国外文局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从这里折射出整个国家对自己历史文化认识的起伏变迁的历史，反映出了我们的历史文化走向世界的历程。作为国家队，外文局的努力与经验值得学术界珍视和珍惜，它的教训和所走过的弯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将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和语言的转换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表明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传统文化在我们自己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它表明我们在对外传播时，如何将历史的中国和当代中国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完整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习主席最近在纪念孔子诞辰256年大会上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为我们今后继续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国际新闻局一九五0年工作计划（草案）》（1950年2月10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②《国际新闻局一九五0年工作计划（草案）》（1950年2月10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6-27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③杨正泉《序》，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3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④参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1952年4月28日所写的《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就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给政务院的报告》（文教办[1952]第43号，1952年4月28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5-47页。
⑤《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摘录）》（1953年2月3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71页。
⑥《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关于<人民中国>方针问题的讲话》，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90页。
⑦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23页。
⑧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关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种外文刊物编辑方针的请示报告》（[59]联46致字第606号，1959年4月7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59页。
⑨《外文局领导小组“关于工作情况和改革意见的报告”》（[79]外文办字第215号，1979年6月26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81-482页。
⑩《中国外文局一九九七年总结和一九九八年工作部署，》（1998年1月6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92页。
第一个阶段：1950—1976年
中国外文局全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其前身是国际新闻局，和新中国同一天建立。当时它的指导原则是：
“一、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恢复战争破坏，开展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它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活动。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证实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三、开展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宣传，并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反映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使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美各国人民，同时也使被帝国主义禁锢着的各个亚洲殖民地民族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①
万事起头难，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崭新的事业。在1950年外文局就出版了《人民中国》半月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还有《人民中国报道》等外文刊物。
外文局成立后“截至1950年12月15日为止，共编译了24种44本小册子。就内容论，这些小册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另一类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生活。第一类小册子，占全部小册子的28%，第二类占72%。”②这一年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只有一种，就是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先后被翻译成了捷克文、日文和保加利亚文。古代文化的作品一篇也没有翻译。
1950年第一年的工作方针大体预示了外文局第一阶段的工作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预示着60多年的基本工作特点，正如前局长杨正泉在总结外文局50年的工作时所说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有两个不变，这是了解和把握外文局的中心环节。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国书刊对外宣传事业，对外宣和外文局的工作都作过重要的批示和指示，从书刊外宣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书刊的内容、宣传艺术，从人员的调配、干部培训到机构设置，都有过明确的意见，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务一直没有变，它承担着党和国家的书刊对外宣传任务。从根上来说，外文局就是为书刊对外宣传的需要应运而生的。”③外文局是国家的对外喉舌，国家立场是它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应从此出发来理解它的历史与成就、进步与问题。
在这一阶段，1952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英文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④这一时期，外文局在翻译上仍是以翻译领袖的著作为主，起初“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種也没有。”⑤第一次将中国历史文化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提到工作日程之上是从1953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关于《人民中国》方针问题的讲话开始的。他在讲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识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国》应该担负起这个政治任务，即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影响作斗争，供给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以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的读者同样需要，因为，他们也知道得很少。……同时，有计划地介绍中国一些文学艺术的作品，可以刊登一些现代的或者古典的作家作品，但是必须要有很漂亮的翻译。”⑥
胡乔木讲话后，外文局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列入议事日程。两年后，在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文化著作的翻译上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在1955年的总结中，开始从市场的反馈中感到，“通过古典和近代文艺作品，不少外国读者改变了因长期反动宣传造成对中国人民形象的歪曲观念，增进了他们对中国丰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认识。”“文艺作品（古典的和现代的），这是各国人民所喜爱的，是最吸引各国广泛阶层的读者的中国读物，只要所选择的是真正优秀的，数量是永远不会嫌太多的。”同时外文局开始有了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的三个五年计划。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开端，到1956年时已“编译一套介绍我国基本情况（如历史、地理等）的丛书约20种，一套我国古今文学名著的丛书约一百种”。⑦到1957年时，翻译刊登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英文）开始由季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文学》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窗口。但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59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作品的发表比例做了规定。“在当代和‘五四’、古典作品的比例上似可适当增加‘五四’的部份，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是有帮助和影响的。为此，拟大体定为4（当代文学）、4（‘五四’时期作品）、2（古典作品） 的比例。”⑧
外文局在这一时期，尽管以介绍和宣传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扩大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为主，但仍然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和翻译问题，从而开辟了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新的领域。尽管此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新中国文化思想建设的关系上尚在探索之中，但已经明确当代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摸索一个更好的对古典经典和文化的翻译介绍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一时期，关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介绍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文学》中发表的，它是这一时期外文局对外翻译发表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阵地，其经验尤为重要。
第二阶段：1976—2009年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全党、全国的思想路线，外文局在对外文化宣传上开始呈现出新的气象。 思想的解放，正确思想文化路线的确定，使外文局重启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外文局确定了“1.目前仍维持原定的以介绍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主的方针，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也要有计划地作系统介绍。同时考虑今后做较大的改革，打破文学为主、作品为主、当代作品为主三个框框，改《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并重，作品与评论并重，准备于1987年1月起正式易名改刊。2.适当扩大选题品种，包括访问记、札记、回忆录、评论、书评以及古今绘画和工艺美术作品、作家介绍，评介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等方面的新作品等。3.已发表并受到国外读者好评的优秀文学和美术作品，拟不定期地汇辑出丛刊。4.发挥外国专家以及翻译人员在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并成立社外顾问委员会。”⑨
这说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介绍将向更为宽阔的空间扩展，同时开始注意到外文局的外国汉学家的翻译作用。
正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局的出版系列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著作不断推出，西文版的《水浒传》四卷出版；西文版的《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开始出版；《中国出土文物三百品》《中国绘画三千年》《孔子传》（英文版）、《孙子兵法》（西文版）等一系列的翻译著作出版。著名的《熊猫丛书》也是在这一时期推出，一时好评如潮。
在这一时期，外文局有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出版物中，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最为成功。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大型合作出版项目始于1990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是外文局与国际合作出版的成功范例。中美两国领导高度重视丛书出版工作，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担任该项目美方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里德任美方总协调人；基辛格等8位前国务卿和耶鲁大学校长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担任此项目中方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前人大副委员长黄华任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面世以来，多本图书已被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总统、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等，在美国政界、文化界、學术界备受关注与重视。迄今已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古代建筑》《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雕塑》《中国书法》等7种图书，其中多本图书在中美两国获得图书大奖。还出版了《中国陶瓷》《中国丝绸》等，全部项目将涵盖多文种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个系列70种图书。这套书代表着新时期以来，外文局在中国古代文化书籍出版上的最高成就。在1998年的工作部署中，外文局认为：“对外合作出版结出了硕果。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中、英、法文版）隆重推出，中美双方在北京和纽约分别举行了首发式。该丛书其他各卷的编译出版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这套丛书首卷的出版，使中国题材的图书通过西方有国际影响的出版社和发行商，在西方主流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该书刚一出版，适逢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被作为代表团礼品，由江泽民主席赠送给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国会领导人及江主席的老师顾毓秀，对提高我局知名度、体现我局业务水准起到了很好作用。”⑩
《中国文化与文明》从选题到作者队伍的确定，以及出版合作的模式，在多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今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在外文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繁杂多样的工作中，仅仅是其一个方面。从1950年到今天，中国外文局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从这里折射出整个国家对自己历史文化认识的起伏变迁的历史，反映出了我们的历史文化走向世界的历程。作为国家队，外文局的努力与经验值得学术界珍视和珍惜，它的教训和所走过的弯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将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和语言的转换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表明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传统文化在我们自己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它表明我们在对外传播时，如何将历史的中国和当代中国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完整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习主席最近在纪念孔子诞辰256年大会上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为我们今后继续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国际新闻局一九五0年工作计划（草案）》（1950年2月10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②《国际新闻局一九五0年工作计划（草案）》（1950年2月10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6-27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③杨正泉《序》，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3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
④参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1952年4月28日所写的《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就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给政务院的报告》（文教办[1952]第43号，1952年4月28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5-47页。
⑤《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摘录）》（1953年2月3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71页。
⑥《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关于<人民中国>方针问题的讲话》，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90页。
⑦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23页。
⑧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关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种外文刊物编辑方针的请示报告》（[59]联46致字第606号，1959年4月7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59页。
⑨《外文局领导小组“关于工作情况和改革意见的报告”》（[79]外文办字第215号，1979年6月26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81-482页。
⑩《中国外文局一九九七年总结和一九九八年工作部署，》（1998年1月6日），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