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需要阅读主体自备“翻译器”，即解释机制，文章发生的背景。我猜一些人之所以说《读书》不好看，恐怕一多半是因为不了解背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字。不了解“所指”，也就很难理解“能指”，犹如只给出歇后语的谜面而不给出谜底。这涉及到一个言述策略问题。不能讲得太过瘾，太过瘾了就非长久之道。《东方》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当然《读书》上也确有纯粹学理性的东西，所以一部分人不大欢迎也是有道理的。
　　《读书》文章中，我特别激赏何清涟的。她痛感经济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不在场”的，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到中国后却被“创造性地发展”成一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许多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花式的调查都没有进行过，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这些“奏折派经济学家”，没有人类关怀的博大精神，不愿去正视生活的真实，只想到上“条陈”、“奏折”，最终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在另一篇文章中何清涟由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反思中国不容乐观的金融市场情况，并进而指出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检验和评价，对“美洲狮”和“东亚龙”那种摒弃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发展道路给予深刻反思。西方有军语云“朝炮声方向驶去是军舰舰长不成文的规定”。她是“驶去”的。她是“在场”的。
　　还有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苏文论述俄国斯托雷平改革的文章《“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十九世纪末俄国传统体制发生危机，一个宗法大家庭面临解体，这时最严重的冲突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事，而是“如何分家”之争，“父”夺“子”利，独霸“家产”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社会的革命因素聚积致变，不公正的“改革”引起“反改革”的“革命”。第五期上，韩毓海论述一九一五年复辟时期的文化界，写道，一九一五年在中国现代史上之所以有意义，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第一次把“现代化”这个美好的辞句与集权统治和政治丑闻现实地联在一起，从而威胁到前者美好的修辞意义，这才使近代中国有可能从控制束缚和统治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
　　《读书》的编者在“岁末的话”中说：《读书》虽无力作时评也赶不上时尚，但也不至于成为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又说，许多时候，对广大读者来说问题本身的提出和提出问题的独特角度比所谓“答案”还要有意思得多。又说，《读书》所能展现的，仅仅是复杂性和丰富性之一角。这话，前一句是说内容，中间一句是说形式，末一句是说自己的局限性。局限性，这是由内在和外在情景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