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十二期安德森的“文明及其内涵”一文，使我想起了“五四”前后的那场东西文化大论战。学术界向来把那次论争概括为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这完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只要我们细究当时论战双方的言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由于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引起的——虽然双方的论证都有其逻辑上的正当性，但由于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所以形成了相当不同的主张。具体而言，那是“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一场冲突。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有“人文化成”和“天下文明”的词句，但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使用的“文明”与“文化”两个词是从英文Civilization或Cul-ture翻译而来。这两个词在词源学的意义上是有区别的。英语Culture与德语Kultur同由拉丁语Cultura演化而来。Cultura的原意，兼有神明拜祭、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以及心灵的修养等方面，既有物质的因素又有精神的因素。Civilization的原义，与政治法律生活相关，拉丁语Civis系指市民之事，由此转化而来的Civilis(形容词)或Civilisation(名词)均不过指市民的地位、市民的权力以及市民的品格、教养诸义，所以Civilization与社会的政治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安文指出，文明的现代用法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题，文化的现代用法要稍晚一些，应追溯到原型浪漫主义或有时所称的反启蒙主义文献。这两个概念在整个十九世纪经常互相替代，没有人从根本上加以区别。不过在二十世纪初，它们第一次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到斯宾格勒那里，“文明”成了“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一具“文化”的“僵尸”。
　　在中国，“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也经历了类似在欧洲的遭遇。辛亥前后的报刊杂志都喜欢用“文明”一词而很少使用“文化”一词。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青年杂志》时，也是开口闭口“近代文明”“西洋文明”，而很少谈及“文化”一词。后人用“新文化运动”来称呼《新青年》所发动的新思潮已多少有点不合原意了。二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表后，谈“文化”的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取代了“文明”一词，然后又有人用“文化”观批评陈独秀等人的“文明”观。比如杜亚泉、梅光迪、吴宓等。于是，一方固守十九世纪流行的带有启蒙时代特征的“文明”概念，一方固守二十世纪流行的带有反启蒙时代特征的“文化”概念，展开争论，你来我往，演成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
　　可以说，那场论战，没有什么“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只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