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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小说《芳华》是对20世纪70年代青春岁月的回忆，同时也是对那个年代的追问和反思。《芳华》从人物成长的“原点”出发，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造成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
关键词：悲剧性、扭曲、残缺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本质。” 因而文学家从生活的角度出发，透过社会现实的写照或是在小人物身上探索的冷酷现实来寻找塑造悲剧的灵感。悲剧人物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悲剧本身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作者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不公平命运的无奈之感。
《芳华》中的每个人都经过岁月的洗礼，从青春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沧桑的老人，其中刘峰、何小曼是整部小说所塑造的悲剧人物，严歌苓极尽笔墨对其悲剧性进行了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一方面，不可抗拒的先天因素构成了悲剧人物无法逆转的凄苦命运。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悲剧人物遭受着时代的倾轧与战争的创伤，背负着命运活下，只有在别人的回忆中，才会想起他们充满着血色浪漫的芬芳。
一、凄苦命运的悲剧
在小说《芳华》中，出现了众多的悲剧形象，但最为典型的是刘峰和何小曼，他们受命运的裹挟，跌跌撞撞的向前走。
刘峰，一个木匠，参军后由于表现出色从基层连队被调到了文工团。他出生于山东一个极度贫穷的地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生存，刘峰被送去县级梆子剧团学习翻跟头。少小离家的求学生涯锻炼出万事不求人，处处忍让，处处给予别人帮助的性格特点，所以刘峰在文工团中扮演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角色。在一次次的无私奉献中成为所谓的模范，在一次次的乐于助人中走向神坛。然而最终，“普通人”的刘峰被扫地出门，再一次下放去了基层连队，从尘埃中爬上来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尘埃之中。
后来，在战争中，刘峰勇猛决绝却失去了自己的手臂，光荣退伍。退伍回到老家后的刘峰每个月只能领二百八十元残废金，给剧团看大门。残缺的身体将他所有的抱负都隔绝在了门外，包括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生活中的幸福。甚至妻子都嘲笑道：“别的男人可能不如刘峰，但至少四肢健全”。一切的评判标准都可以被忽略，只四肢不健全一条就足以给刘峰判下“死刑”。后来，刘峰孤身一人去海南创业，过着清贫的生活。女友离开他的时候还在他的假肢上用烟烫了一个洞。这个洞不仅是刘峰的身体缺陷带来的耻辱，更是其悲剧性人生的缩影。
何小曼，一个文革中被打倒的“坏分子”的女儿。父亲的离世宣告着何小曼悲惨童年的开始。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尤其是同母异父的弟妹出生后，她更由“拖油瓶”沦为了“废物”，成为人人厌弃的边缘人物。所以何小曼在文工团的时候才会把食物偷偷地拿回宿舍，晚上躺在床上偷吃;她才会因为对自己的身材自卑而偷偷的往胸罩里面塞棉花;她才会想通过帮大家干杂活和装病来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关注。然而胸罩事件，导致文工团对何小曼的鄙夷和歧视如野火燎原一般迅速蔓延。而何小曼的自身缺陷太明显了，即天生的狐臭。朱克公开表示不愿意在托举动作中碰到何小曼，因为她“不卫生，浑身透着一股酸臭味”，几乎文工团的每个人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因为何小曼的狐臭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形容她“酸菜缸”、“臭水沟”。无处不在的人身攻击，让何小曼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人格越来越卑微，以至于最后演变成了她凄苦命运的悲剧。
二、纷乱时代的悲剧
顾城在《第八个早晨》一诗中写道：在醒来时，世界都远了。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静的海。在上世纪70年代，纷乱的时代主流意识就是那最狂的风，狂风把年轻人的各自命运，吹得各分东西。
二十六岁的刘峰像一颗琥珀，善良纯粹。青春年少的他，在部队已经获得三等功军章。完成入党任务的他是可以开始进行恋爱的，那个时候自由恋爱已经是社会的常态，本来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偏偏因为他是“模范”，哪怕一点错误，都能把高高在上的他摔个粉身碎骨。
林丁丁之所以要高喊救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被刘峰“强暴”了，这种心理源于刘峰神圣形象的毁灭。在林丁丁的思维局限里，刘峰应该是圣人，圣人如果对你产生爱意那是极端邪恶的事情，所以“她感到惊休，幻灭，恶心，辜负……”。在特殊的年代，刘峰的爱恋思想变成了“脏脑筋”，每个人都可以对其进行体无完肤的批判。汹涌的批判浪潮中，仿佛谁批判刘峰谁光荣，谁沉默下去谁就是同党，而刘峰曾经干的好事反而荒唐地变成了审判他的筹码。刘峰命运从此坍缩，批判、下放、战火、残疾。
不仅如此，何小曼的身上也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最初在红楼里的何小曼在众人的眼里是宛如臭虫一般的人。当时的社会认为，每个人也都应该是纯洁高尚的，甚至连体味都不能有，因为那意味着思想的一并肮脏。那样的年代，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绝对的时代标尺，谁没有达标谁就会成为时代倾轧的对象。很不幸，何小曼就是众矢之的。后来，何小曼在下放到战地医院后，有一次摔扶着受伤的男护理员走了十公里到达了包扎所。这一幕被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何小曼被包装成了“战地天使”，故事被改写成她在残酷的战场上救回了一名战士，并且背着他穿山林、过草地、躲过敌人的追击最后到达包扎所。一夜之间到处都挂满了何小曼“战地天使”的海报，在海报上何小曼穿着干净纯白的大褂，在微风抚柳的树上坐着，成为了一副何小曼从来不认识的模样，接着“掀起全民向何小曼同志学习的热潮”。然而何小曼疯了，那些血肉模糊的脸庞、那些残碎的年轻肢体、那些前一秒还鲜活的年轻肉体、以及转瞬即逝的战友消失都令何小曼心如刀割。同时她不能承受的时代倾轧，她亲身体会过非黑即白里面的黑，所以才会对这纯粹的白如此恐惧。而通过何小曼的精神失常，也是严歌苓向纷乱时代给个体造成的悲剧命运的控诉。
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每个人芳华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那些人，那些事正是我们父母那代人的缩影和宿命。
参考文献
[1]牛传琦.《芳华》：在时代变迁中审视人性底色[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34（04）：108-111.
[2]严歌苓，芳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毕燃（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关键词：悲剧性、扭曲、残缺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本质。” 因而文学家从生活的角度出发，透过社会现实的写照或是在小人物身上探索的冷酷现实来寻找塑造悲剧的灵感。悲剧人物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悲剧本身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作者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不公平命运的无奈之感。
《芳华》中的每个人都经过岁月的洗礼，从青春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沧桑的老人，其中刘峰、何小曼是整部小说所塑造的悲剧人物，严歌苓极尽笔墨对其悲剧性进行了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一方面，不可抗拒的先天因素构成了悲剧人物无法逆转的凄苦命运。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悲剧人物遭受着时代的倾轧与战争的创伤，背负着命运活下，只有在别人的回忆中，才会想起他们充满着血色浪漫的芬芳。
一、凄苦命运的悲剧
在小说《芳华》中，出现了众多的悲剧形象，但最为典型的是刘峰和何小曼，他们受命运的裹挟，跌跌撞撞的向前走。
刘峰，一个木匠，参军后由于表现出色从基层连队被调到了文工团。他出生于山东一个极度贫穷的地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生存，刘峰被送去县级梆子剧团学习翻跟头。少小离家的求学生涯锻炼出万事不求人，处处忍让，处处给予别人帮助的性格特点，所以刘峰在文工团中扮演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角色。在一次次的无私奉献中成为所谓的模范，在一次次的乐于助人中走向神坛。然而最终，“普通人”的刘峰被扫地出门，再一次下放去了基层连队，从尘埃中爬上来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尘埃之中。
后来，在战争中，刘峰勇猛决绝却失去了自己的手臂，光荣退伍。退伍回到老家后的刘峰每个月只能领二百八十元残废金，给剧团看大门。残缺的身体将他所有的抱负都隔绝在了门外，包括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生活中的幸福。甚至妻子都嘲笑道：“别的男人可能不如刘峰，但至少四肢健全”。一切的评判标准都可以被忽略，只四肢不健全一条就足以给刘峰判下“死刑”。后来，刘峰孤身一人去海南创业，过着清贫的生活。女友离开他的时候还在他的假肢上用烟烫了一个洞。这个洞不仅是刘峰的身体缺陷带来的耻辱，更是其悲剧性人生的缩影。
何小曼，一个文革中被打倒的“坏分子”的女儿。父亲的离世宣告着何小曼悲惨童年的开始。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尤其是同母异父的弟妹出生后，她更由“拖油瓶”沦为了“废物”，成为人人厌弃的边缘人物。所以何小曼在文工团的时候才会把食物偷偷地拿回宿舍，晚上躺在床上偷吃;她才会因为对自己的身材自卑而偷偷的往胸罩里面塞棉花;她才会想通过帮大家干杂活和装病来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关注。然而胸罩事件，导致文工团对何小曼的鄙夷和歧视如野火燎原一般迅速蔓延。而何小曼的自身缺陷太明显了，即天生的狐臭。朱克公开表示不愿意在托举动作中碰到何小曼，因为她“不卫生，浑身透着一股酸臭味”，几乎文工团的每个人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因为何小曼的狐臭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形容她“酸菜缸”、“臭水沟”。无处不在的人身攻击，让何小曼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人格越来越卑微，以至于最后演变成了她凄苦命运的悲剧。
二、纷乱时代的悲剧
顾城在《第八个早晨》一诗中写道：在醒来时，世界都远了。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静的海。在上世纪70年代，纷乱的时代主流意识就是那最狂的风，狂风把年轻人的各自命运，吹得各分东西。
二十六岁的刘峰像一颗琥珀，善良纯粹。青春年少的他，在部队已经获得三等功军章。完成入党任务的他是可以开始进行恋爱的，那个时候自由恋爱已经是社会的常态，本来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偏偏因为他是“模范”，哪怕一点错误，都能把高高在上的他摔个粉身碎骨。
林丁丁之所以要高喊救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被刘峰“强暴”了，这种心理源于刘峰神圣形象的毁灭。在林丁丁的思维局限里，刘峰应该是圣人，圣人如果对你产生爱意那是极端邪恶的事情，所以“她感到惊休，幻灭，恶心，辜负……”。在特殊的年代，刘峰的爱恋思想变成了“脏脑筋”，每个人都可以对其进行体无完肤的批判。汹涌的批判浪潮中，仿佛谁批判刘峰谁光荣，谁沉默下去谁就是同党，而刘峰曾经干的好事反而荒唐地变成了审判他的筹码。刘峰命运从此坍缩，批判、下放、战火、残疾。
不仅如此，何小曼的身上也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最初在红楼里的何小曼在众人的眼里是宛如臭虫一般的人。当时的社会认为，每个人也都应该是纯洁高尚的，甚至连体味都不能有，因为那意味着思想的一并肮脏。那样的年代，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绝对的时代标尺，谁没有达标谁就会成为时代倾轧的对象。很不幸，何小曼就是众矢之的。后来，何小曼在下放到战地医院后，有一次摔扶着受伤的男护理员走了十公里到达了包扎所。这一幕被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何小曼被包装成了“战地天使”，故事被改写成她在残酷的战场上救回了一名战士，并且背着他穿山林、过草地、躲过敌人的追击最后到达包扎所。一夜之间到处都挂满了何小曼“战地天使”的海报，在海报上何小曼穿着干净纯白的大褂，在微风抚柳的树上坐着，成为了一副何小曼从来不认识的模样，接着“掀起全民向何小曼同志学习的热潮”。然而何小曼疯了，那些血肉模糊的脸庞、那些残碎的年轻肢体、那些前一秒还鲜活的年轻肉体、以及转瞬即逝的战友消失都令何小曼心如刀割。同时她不能承受的时代倾轧，她亲身体会过非黑即白里面的黑，所以才会对这纯粹的白如此恐惧。而通过何小曼的精神失常，也是严歌苓向纷乱时代给个体造成的悲剧命运的控诉。
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每个人芳华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那些人，那些事正是我们父母那代人的缩影和宿命。
参考文献
[1]牛传琦.《芳华》：在时代变迁中审视人性底色[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34（04）：108-111.
[2]严歌苓，芳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毕燃（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