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尔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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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尔重是我的同乡。我们的家乡有一条西向的河,原名浭水。这条河在我们那里走了一个“之”字。李尔重的老家王毫庄在河西,我的老家在河北,相距大约6公里,同属河北丰润,上世纪70年代还同属沙流河工委(县委的派出机构,下辖4个公社)。
  老人家是家乡父老们引以为荣的话题。究其原因,倒不在于他的官阶(论官阶,有的比他高,但是没有多少人理会),而在于他的传奇经历,特别是才名。他14岁考入车轴山中学;15岁读《共产党宣言》。后来凭借自学,先后考取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继而又东渡日本,与同乡杨向奎先生等一起,进入仙台帝国大学学习。上世纪50年代,老人家的散文《武汉关的钟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更使得他在家乡声名大震。我读初中时,曾从老师那里得知,毛主席曾经赞赏说:在我们党内,河北有两个才子,一个是王任重,一个是李尔重,二重。
  我与老人家相识纯属偶然。那是1993年12月的一天,我应邀到杨向奎先生家里谈《红楼梦》的问题,恰好李尔重也在。杨向奎先生介绍说,丰润作家王家惠写了一篇考证文章《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润为同志写了《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此,老人家颇感兴趣,于是留下他在武汉的地址和电话,嘱我一定要把两篇文章寄给他。1994年1月,即收到老人家的长信。信中,老人家既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又指出了不足。他说:
  “你的和王家惠同志的文章都读了,有说服力,只是缺少一个直证材料。我看过一九四九年修的江西武阳渡曹氏总谱、曲阳的曹谱、丰润的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修的曹谱,都没有曹寅一支的下落。我认为这是修谱人故意干的,因为曹寅家抄了家,所以修谱人不肯把他们列进去。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司马迁受腐刑后,他的韩城老家的司马姓都改了,有的把司加了一竖,改姓同,有的把马加了两点,改姓冯;湖北英山县是毕升的老家(此事已完全查有实据),但因为毕升后人有用活字印刷伪造文书而被抄家者,所以那里姓毕的都改姓了田。
  “看来从现有的家谱里很难找到确证。”
  “但冀东的曹家自曹端明北迁丰润之后,已蕃衍于遵化、丰润、宝坻、玉田等县,已知者有近四十个村庄。别村是否还有材料可查?冀东的旗地,集中于玉田、宝坻和丰润、遵化一部分,乌进孝进租一章,明写进有玉田米。在这些‘庄户’人家是否可以查到线索?都值得注意。跟丰润文史馆的同志们查问一下有必要。”
  由此,我与老人家建立了十几年的联系,或书信往来,或通电话。老人家到京,总是喜欢住在黄化门附近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这里离我当时的住地西单很近,所以他每次来京,我都要去看望他,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老人家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西;笔耕勤奋,在创作、书法、国学、世界语等方面多有建树。每次听他谈话,总是感觉收获满满、受益良多。“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其是之谓也。
  尤为令人赞叹的是,老人家于1983年70岁时动笔,不分寒暑、不舍昼夜,至1993年80岁时完成共八部480万字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这是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景式鸿篇巨制。这一壮举感动了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于是欣然为其作序。在谈到这部书的创作时,老人家总是反复强调:我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出名,都80多岁了,要名还有什么用?我是为了比较形象地留下那一段历史,留下对那一段历史的思考,这对民族的未来有好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我不过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从本质上说,这部书是党和人民用生命写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出了不少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宏大的战争场面,但是他未能写出战争的根源以及消灭战争的途径,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部书之所以叫《新战争与和平》,除了在叙事宏大上借鉴托尔斯泰以外,就是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战争的根源和人类最终消灭战争的途径。
  一般地说,人到七八十岁还能完成一部数百万字的作品,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老人家并未就此止步。1994年2月5日,老人家寄赠《新战争与和平》第八部时,在封三的空白页上写道:“润为同志:八部路程是走完了,正开始走上一段新路,愿老天爷给我时间,完成此任务:比较文学史。”看到这几句话,我简直惊呆了,真个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老人家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更是真诚的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7年初秋,沙流河工委召开会议,部署种收、秋种工作。我和老人家的侄子、时任王毫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建国坐在一起。他说,秋种的最大困难是拖拉机少,不能及时地把地耕出来。我说:找你叔啊,让他跟地委或县委打个招呼,给你调拨一台不就得了?李建国连连摇头,苦笑说:“提这事儿,不挨骂就算万幸了。”是的,老人家自新中国成立起,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件私事。大约是2005年春,有一次和老人家聊天,老人家说:晓丹(老人家的女儿,湖北省委办公厅干部,时任老人家秘书)的岁数比你还大些吧?这么多年副处了,最近老是让我跟省委领导打个招呼,解决她的正处级待遇问题。我说: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您非常尊重,这应当不是难事。老人家摇摇头,用非常平缓的语气说:我的直系亲属中有5个下岗,我都没找过任何人。晓丹毕竟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更不能打这个招呼了。
  1994年6月底,我写信向老人家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稿子。7月中旬,老人家回信,“‘和平’不是祈祷能得到的。我的书(按:指《新战争与和平》)的卷终语都写明白了,不过两千字,在第八卷的末页。你看看,请酌可否……”
  更让我钦敬的,是老人家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为了人民在关键时刻能够豁得出去的那么一股劲。这是老人家在1996年讲的两件事:一件发生于老人家任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时候。当时湖北的一处景点(记不清是哪里了)十分破败,省里又无力修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想通过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申请一笔资金,又不知怎样做才好,于是去向老人家“讨教”。老人家给出的点子是:想办法把陶铸拉去那个景点,陶铸一看如此破败必定要骂,你就乖乖地听骂。骂完了,你就提要求。张体学依“计”而行,果然使那个景点得到修缮。另一件是老人家自己的事。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老人家任武汉市市长。一次,国务院为上海从四川调拨的粮食经过武汉时,被老人家扣留。周总理闻讯后勃然大怒,命令老人家立即到京做出交待并接受处理。面对怒容以待的总理,老人家说:总理,武汉仅有五十几个小时的粮食,您叫我这个当市长的怎么办?总理听罢,沉默了一会儿,挥挥手说:回去吧!下不为例。
  2009年10月下旬,我因参加湖北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来到武汉,于是向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提出,请他们安排一下,去拜访老人家。对方非常热情,不但提前与老人家的家人约好时间,准备了鲜花,还专门派两位同志陪我前去。当时,老人家已病得很重,全身水肿,而且几乎丧失了听力,但是思维还像从前那么敏捷。我用笔,老人家讲,这样交谈了大约40分鐘左右。尽管当时我预感到留给老人家的时日已经不多,但仍然以为还有再见的机会。
  殊不料,老人家竟于此次会面之后两个月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更让我遗憾的是,当时竟全然不知,直到次年1月才从媒体上得到消息。今春“宅”在家里,由关注武汉而不禁想起把武汉作为第二故乡的老人家,一幕幕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消褪,于是写作这篇短文,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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