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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顾随先生从燕京大学转入辅仁大学，讲授古典诗词、散文。顾随在中国韵文、散文，理论批评，文学创作、美学鉴赏，书法，儒释道等领域均有较深的造诣，但生前几乎寂寂无名，直到近几年弟子叶嘉莹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才广为人知。
陈平原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并不精彩，从学术史上看，也算不上“大家”。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我们读书却不一定非要追求深奥的学问。顾随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的生命、生活发生关系”，这是其授课的基本准则，也是其言说的基本品格。如果我们不受学术教条左右，而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阅读兴趣及好奇心，尝试从书中获得心灵的共振，不仅能“温习文化记忆”，还能在从容自在的阅读状态中得到精神享受。
《中国古典文心》一书，主要内容是中国古典散文的讲义汇编，兼及教育反思、历史文化解读，以及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也是根据叶嘉莹保存的课堂讲义整理而成。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在《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苏先生》一文中写道：“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顾随讲课，往往是即兴发挥，敏锐的洞见信口而出，妙趣横生而又引人思考，“学究式的千篇一律的文字，段落，篇章、主题等教条的讲法，在顾随的讲坛上找不到一点踪影。”（顾随儿子顾之京语）即兴发挥形成的课堂讲义，自然很难连贯，加之现场记录中缺漏在所难免，以致此书读起来零碎而缺乏系统性，类似于格言体作品。零零碎碎，这是其缺点，但作为一部具有生命體温的作品，零碎尚在可忍受范围以内，读者反而不至于“让某些冗长繁复的线索束缚住”。就像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抽掉书中的一节脊骨，两段蜿蜒的幻想仍会重组而无碍。把本书截为数段碎片，您依旧会看到每段依旧可独立成章。”我们大可从随手翻开的其中一页，从目光随意落下的一个句子读起，而不会影响整本书的阅读体验。
顾随兼有儒释道及西方文学的学识与修养，在多重视域之下避免了拘限于某一学派、某一学说的狭隘，每每能通过文化比较的视野提出不凡的洞见。比如关于“师道”。儒家极重视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须是闻道在先，先觉知后觉。后觉者执弟子礼，必须得毕恭毕敬。《论语·里仁》中记载曾子与孔子的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顾随解说道：“‘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的话便是我要说未说出的话”。这是后来儒家师与弟子关系的模板。而佛家则不同，百丈怀海禅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识见与师持平，成就较师小一半;识见高于老师，才有资格得到传承。亚里士多德“吾爱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是从学生的角度说的，而禅宗从师者的立场，更为难得，如顾随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文学，解释愈来愈渺小，愈衰弱，以至于灭亡。这一点不能不佩服禅宗，便是他总希望他弟子高于自己”，“禅宗大师希望弟子比自己强，是为‘道’打算，不是为自己想;只要把道发扬光大，没有我没关系。”
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儒家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经典的权威，所谓“为往圣继绝学”，绝对真理已在圣贤那里，后人所需做的只是阐发、解释，切实践履，轻言著述反而容易引发歧义，“有乱正学”。因而儒家主流的言说方式是“述而不作”“依经释义”，即使有自己的新思想和新的经验，也要通过阐发圣贤的话语来表达，重义理的阐释而不重个人原创性。佛家却是勇猛精进，“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牵滞于经典的“文义”，很容易陷于理障，难有所成。所以顾随说：“禅宗呵佛骂祖，这才是真正学佛呢！即使佛见了也要赞成。”其实，心心相印和超宗越祖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不能全信，前者容易变成对前人亦步亦趋，泥古守旧，后者则可能沦为舍弃学问功夫而向往一朝顿悟的空虚之学。
“深情”，是顾随为文、为人的出发点，但顾随又认为“深情”需有节制，必须是“修辞立其诚”，既要缘事而发，不为文造情，又要遵循一定的理论和法度，否则就会沦为表演、夸饰。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曹植成就在曹丕之上，而顾随却通过对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与吴季重书》逐字逐句的分析，认为“在文，武帝、子健不及子桓”，原因就在于曹植才子气过高，“情操、节制不及子桓，其夸大太过，不合辙;渺渺茫茫，不可靠”，而曹丕能以极冷静的头脑（理智）驾驭极热烈的感情，内在的生命和文字的技术浑然合一，“故有情操，有节奏”。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却很值得深味。
顾随推崇西晋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其中“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两句。“言穷事者无隘狭，论通达者唯尚放旷”，“穷”指“穷极事物之理”，细微深邃，细无不举;“达”则是伟大崇高，大无不包。顾随认为，一切学问、文学都是细中之细，如《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粗，凡夫境界;粗中之细，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而“没有一个细微深邃的不是伟大崇高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伟大崇高的不是细微深邃的”。这种境界，“于一粒沙中见世界”（威廉·布莱克诗）、“纳须弥于芥子”（《维摩诘经》）庶几近之。写作的理想境界，须以词语包围“现实”，呈现无穷无尽的细节之流，穷形尽相，如在眼前;同时又具有广阔的视野，“对广大人世的关怀”，以及对世界、生活的通透体悟。这就需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气象狭小很难写出大文章。
有读者认为，顾随这些看法，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深意。但我们别忘了此书乃课堂讲义汇编，既是课堂随口而出的讲授，目的当然是想让学生听懂，自然要尽力做到明白简易，而非以深奥艰涩的理论、学说让学生如堕五里雾中，迷离恍惚、莫名其妙。
深奥并非好作品的标准。无论评论还是写作，都需要明晰、平实，不清晰不明白只是才力不够。平实明白，正是顾随对治学的要求：“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将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曾说，“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也是这个道理。 反观当下，整个文学研究概念纷呈迭出，以致有人戏言中国当下文艺研究必备“四件套”——女性、后殖民、生态、权力。这一类文章深刻好像是深刻了，但大多是内容空洞的深奥，理论膨胀，而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匮乏乃至扭曲，让人无法卒读。
顾随那些随口道出的讲义，就像他对欧阳修的评价，“道理并不深，而有神韵，平淡而好”。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真结实，也真有味。结实，有味，二者难以兼有，但《论语》真是又结实又有余味”“媚人的、可爱的，日本译为‘爱骄’。文章写甜了时可如此。甜则易俗，然甜俗易为世人所喜”“魏晋文章清新，与其谓为春天以后草木发生，毋宁谓为北方秋天雨后晴明气象，天朗气清，天高气爽”等，随处可见。顾随的学生之一周汝昌说顾随是“讲授艺术大师”，一语中的。
顾随的文学立场，一言以蔽之，是“为人生而艺术”，对回避人生现实的作品，感伤、颓废的习气很不以为然。“中国诗的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老杜……在中国诗上不失其伟大，便因其诗中有事。鲁迅先生文之所以可贵，便在他把许多中国历来新旧文学写不进去的事写进去了。”这里的事，当然是指人生之事，“对广大人世的关怀”。在另一部著作《驼庵诗话》中，顾随讲到唐代李涉的《题鹤林寺壁》“终日错错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时说：“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应过这种生活”，“同学们宁可不懂诗，不作诗，不要懂这种诗，作这样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李涉在贬谪流放中浑噩度日，与老僧闲聊之后才恢复了从容自在的心境，其内在的精神应该说并不消极，但顾随对这种“见花落泪、见月伤心”的感伤习性非常不喜欢：“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见花落而哭，于花无补，于人何益！”
古人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容易陷于自己的小悲欢、小情绪，顾影徘徊，气象太过狭小。中国历来有轻视文人的传统，认为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雕虫篆刻”，于家国天下无所裨益。顾随的文学立场固然不能摆脱个人的预设和偏见，但通过此种预设和偏见反倒能看出其性情与胸襟。这种取向，一方面源于他对“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的推崇和坚持，另一方面应该说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关。当时，正是国家危难之际，顾随身处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始终保持其风骨与气节，虽是文人，却并不仅仅是文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其情思、学问中体现得尤为深切。因为“用世念切”，对于唯美、感伤、颓废的艺术风格就难免流露出排斥的心态。这正如鲁迅对民国时小品文之流行的批判。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世界，鼓吹趣味性的摩挲赏鉴、雍容闲雅的超迈，会“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但放在当下，就要具体分析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已经改变，早已没有救亡图存的负担。小格局、小理趣、小感伤一类的文章自然没有多少价值，但关注个体生命经验、内在生活的作品就要另当别论。当前商品拜物教、粗俗的成功崇拜不断渗透到精神领域，无数的个人沦为庞大的经济系统中的零部件。对抗商品拜物教的野蛮与荒谬的最好方法，是找到它的对立面，即当代诗人宋琳所说的“诗性的温柔”，“必要的话，它也可戴上颓废、享乐或苦行的面具”。在这种情境下，“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閑”未必没有精神价值。而顾随所推崇的“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在当下也具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不仅是为文的准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通过体悟千般万种具体事物的特性、平凡日常中鲜活的细节，理解人之存在的丰富性，从板结、狭隘的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
责任编辑 李 淳
陈平原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并不精彩，从学术史上看，也算不上“大家”。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我们读书却不一定非要追求深奥的学问。顾随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的生命、生活发生关系”，这是其授课的基本准则，也是其言说的基本品格。如果我们不受学术教条左右，而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阅读兴趣及好奇心，尝试从书中获得心灵的共振，不仅能“温习文化记忆”，还能在从容自在的阅读状态中得到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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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心》一书，主要内容是中国古典散文的讲义汇编，兼及教育反思、历史文化解读，以及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也是根据叶嘉莹保存的课堂讲义整理而成。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在《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苏先生》一文中写道：“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顾随讲课，往往是即兴发挥，敏锐的洞见信口而出，妙趣横生而又引人思考，“学究式的千篇一律的文字，段落，篇章、主题等教条的讲法，在顾随的讲坛上找不到一点踪影。”（顾随儿子顾之京语）即兴发挥形成的课堂讲义，自然很难连贯，加之现场记录中缺漏在所难免，以致此书读起来零碎而缺乏系统性，类似于格言体作品。零零碎碎，这是其缺点，但作为一部具有生命體温的作品，零碎尚在可忍受范围以内，读者反而不至于“让某些冗长繁复的线索束缚住”。就像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抽掉书中的一节脊骨，两段蜿蜒的幻想仍会重组而无碍。把本书截为数段碎片，您依旧会看到每段依旧可独立成章。”我们大可从随手翻开的其中一页，从目光随意落下的一个句子读起，而不会影响整本书的阅读体验。
顾随兼有儒释道及西方文学的学识与修养，在多重视域之下避免了拘限于某一学派、某一学说的狭隘，每每能通过文化比较的视野提出不凡的洞见。比如关于“师道”。儒家极重视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须是闻道在先，先觉知后觉。后觉者执弟子礼，必须得毕恭毕敬。《论语·里仁》中记载曾子与孔子的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顾随解说道：“‘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的话便是我要说未说出的话”。这是后来儒家师与弟子关系的模板。而佛家则不同，百丈怀海禅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识见与师持平，成就较师小一半;识见高于老师，才有资格得到传承。亚里士多德“吾爱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是从学生的角度说的，而禅宗从师者的立场，更为难得，如顾随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文学，解释愈来愈渺小，愈衰弱，以至于灭亡。这一点不能不佩服禅宗，便是他总希望他弟子高于自己”，“禅宗大师希望弟子比自己强，是为‘道’打算，不是为自己想;只要把道发扬光大，没有我没关系。”
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儒家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经典的权威，所谓“为往圣继绝学”，绝对真理已在圣贤那里，后人所需做的只是阐发、解释，切实践履，轻言著述反而容易引发歧义，“有乱正学”。因而儒家主流的言说方式是“述而不作”“依经释义”，即使有自己的新思想和新的经验，也要通过阐发圣贤的话语来表达，重义理的阐释而不重个人原创性。佛家却是勇猛精进，“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牵滞于经典的“文义”，很容易陷于理障，难有所成。所以顾随说：“禅宗呵佛骂祖，这才是真正学佛呢！即使佛见了也要赞成。”其实，心心相印和超宗越祖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不能全信，前者容易变成对前人亦步亦趋，泥古守旧，后者则可能沦为舍弃学问功夫而向往一朝顿悟的空虚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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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是顾随为文、为人的出发点，但顾随又认为“深情”需有节制，必须是“修辞立其诚”，既要缘事而发，不为文造情，又要遵循一定的理论和法度，否则就会沦为表演、夸饰。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曹植成就在曹丕之上，而顾随却通过对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与吴季重书》逐字逐句的分析，认为“在文，武帝、子健不及子桓”，原因就在于曹植才子气过高，“情操、节制不及子桓，其夸大太过，不合辙;渺渺茫茫，不可靠”，而曹丕能以极冷静的头脑（理智）驾驭极热烈的感情，内在的生命和文字的技术浑然合一，“故有情操，有节奏”。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却很值得深味。
顾随推崇西晋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其中“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两句。“言穷事者无隘狭，论通达者唯尚放旷”，“穷”指“穷极事物之理”，细微深邃，细无不举;“达”则是伟大崇高，大无不包。顾随认为，一切学问、文学都是细中之细，如《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粗，凡夫境界;粗中之细，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而“没有一个细微深邃的不是伟大崇高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伟大崇高的不是细微深邃的”。这种境界，“于一粒沙中见世界”（威廉·布莱克诗）、“纳须弥于芥子”（《维摩诘经》）庶几近之。写作的理想境界，须以词语包围“现实”，呈现无穷无尽的细节之流，穷形尽相，如在眼前;同时又具有广阔的视野，“对广大人世的关怀”，以及对世界、生活的通透体悟。这就需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气象狭小很难写出大文章。
有读者认为，顾随这些看法，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深意。但我们别忘了此书乃课堂讲义汇编，既是课堂随口而出的讲授，目的当然是想让学生听懂，自然要尽力做到明白简易，而非以深奥艰涩的理论、学说让学生如堕五里雾中，迷离恍惚、莫名其妙。
深奥并非好作品的标准。无论评论还是写作，都需要明晰、平实，不清晰不明白只是才力不够。平实明白，正是顾随对治学的要求：“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将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曾说，“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也是这个道理。 反观当下，整个文学研究概念纷呈迭出，以致有人戏言中国当下文艺研究必备“四件套”——女性、后殖民、生态、权力。这一类文章深刻好像是深刻了，但大多是内容空洞的深奥，理论膨胀，而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匮乏乃至扭曲，让人无法卒读。
顾随那些随口道出的讲义，就像他对欧阳修的评价，“道理并不深，而有神韵，平淡而好”。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真结实，也真有味。结实，有味，二者难以兼有，但《论语》真是又结实又有余味”“媚人的、可爱的，日本译为‘爱骄’。文章写甜了时可如此。甜则易俗，然甜俗易为世人所喜”“魏晋文章清新，与其谓为春天以后草木发生，毋宁谓为北方秋天雨后晴明气象，天朗气清，天高气爽”等，随处可见。顾随的学生之一周汝昌说顾随是“讲授艺术大师”，一语中的。
三
顾随的文学立场，一言以蔽之，是“为人生而艺术”，对回避人生现实的作品，感伤、颓废的习气很不以为然。“中国诗的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老杜……在中国诗上不失其伟大，便因其诗中有事。鲁迅先生文之所以可贵，便在他把许多中国历来新旧文学写不进去的事写进去了。”这里的事，当然是指人生之事，“对广大人世的关怀”。在另一部著作《驼庵诗话》中，顾随讲到唐代李涉的《题鹤林寺壁》“终日错错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时说：“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应过这种生活”，“同学们宁可不懂诗，不作诗，不要懂这种诗，作这样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李涉在贬谪流放中浑噩度日，与老僧闲聊之后才恢复了从容自在的心境，其内在的精神应该说并不消极，但顾随对这种“见花落泪、见月伤心”的感伤习性非常不喜欢：“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见花落而哭，于花无补，于人何益！”
古人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容易陷于自己的小悲欢、小情绪，顾影徘徊，气象太过狭小。中国历来有轻视文人的传统，认为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雕虫篆刻”，于家国天下无所裨益。顾随的文学立场固然不能摆脱个人的预设和偏见，但通过此种预设和偏见反倒能看出其性情与胸襟。这种取向，一方面源于他对“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的推崇和坚持，另一方面应该说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关。当时，正是国家危难之际，顾随身处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始终保持其风骨与气节，虽是文人，却并不仅仅是文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其情思、学问中体现得尤为深切。因为“用世念切”，对于唯美、感伤、颓废的艺术风格就难免流露出排斥的心态。这正如鲁迅对民国时小品文之流行的批判。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世界，鼓吹趣味性的摩挲赏鉴、雍容闲雅的超迈，会“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但放在当下，就要具体分析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已经改变，早已没有救亡图存的负担。小格局、小理趣、小感伤一类的文章自然没有多少价值，但关注个体生命经验、内在生活的作品就要另当别论。当前商品拜物教、粗俗的成功崇拜不断渗透到精神领域，无数的个人沦为庞大的经济系统中的零部件。对抗商品拜物教的野蛮与荒谬的最好方法，是找到它的对立面，即当代诗人宋琳所说的“诗性的温柔”，“必要的话，它也可戴上颓废、享乐或苦行的面具”。在这种情境下，“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閑”未必没有精神价值。而顾随所推崇的“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在当下也具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不仅是为文的准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通过体悟千般万种具体事物的特性、平凡日常中鲜活的细节，理解人之存在的丰富性，从板结、狭隘的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