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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保险公司
广州在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期间，曾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每年进出洋船很多，水险保险业也最早在广州出现。1885年，在广州和澳门成立的“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CO．），承保外轮水险。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保险公司。据1874年7月4日《汇报》记载，该公司是“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洋）商纠合本银”合资创办的，是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1936年，香港又成立了“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Office），“谏当”可能是“广东”或“广州”音译。香港著名商行都参加了一股以上的股份，洋股主要是英商怡和公司。“谏当”创办后业务发展很快，获利甚厚。该行规定利润只提成10％作准备金，90％都拿来发付股息。
1882年“谏当”改称“广东保险公司”，资金扩充至250万元，并大量吸收华股。香港著名绅商何东、何福、何甘棠等兄弟，都是该公司的股东，何东还担任公司董事和中国经理处代表。1891年“广东保险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华资代表有8人，可见它是中外合资的保险企业。
最早的保险著述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是近代中国介绍和提倡保险事业的先行者。他于1852～1858年避居香港，充当外国传教士的中文教师时，了解到海外不少的保险事务。1859年他到天京（南京），被封为干王。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他建议洪秀全在太平天国也创办保险业。洪秀全在这条建议写了一个“是”字表示同意。后来太平天国并没有来得及兴办保险业，但作为中国较早提倡保险事业的洪仁，在保险史述上是值得称道的。
此后，广东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更对保险事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在《盛世危言》中有《保险》一文：“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介绍较详：“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人险亦然。”
“燕梳”逸闻
“保险”一词英文为Insurance，音译为“燕梳”。广州方言称“燕梳”，就是据此而来的。继中外合资的广东保险公司之后，在广州又有英商“边尔佛素火险燕梳公司”，德商的“鲁麟洋行火险燕梳公司”和“礼和洋行火险燕梳公司”，日商的“三井洋行火险燕梳公司”。此外，尚有瑞士同和洋行代理的“巴利亚士燕梳公司”，英商“乌思伦火险燕梳公司”和“南英燕梳公司”等。各公司都拥有一批经纪人负责招揽生意，竞争比较激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保险业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即使“保”了仍有“险”。如广州东堤有一家“广舞台戏院”，这是一家华侨投资的大剧场，有转动舞台，座位2000多个，是当时一间一流戏院，这自然成为各保险公司争夺承保的对象。“边尔佛素火险燕梳公司”多次怂恿投保，“广舞台戏院”老板邓亚善口出大言，说：“只此‘广舞台’三字也值得购买燕梳三万元。”认购了三万元火险。后来“广舞台”毁于大火，只留下门口“广舞台”的招牌没有被烧毁。这家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说什么“你购买的是‘广舞台’招牌保险，现在招牌没有烧去，不能赔偿”。这成为近代广州保险业的一桩“悬案”。
又如1915年，广州发生“乙卯大水”，十三行街一家商民因避水搬上二楼，不慎失火殃及附近的火油公司、火柴店铺，引起油箱爆炸，火势更猛。街上水深数尺，找不到救火龙头，无法援救，一连烧去了铺户2000多间。这些店户大都购了火险。洋商保险公司见灾情严重，无法赔偿，竟然卷款潜逃。
民族资本创办保险业
由于洋商保险失去信誉，华商便开始自筹保险。最早出现的是行业火险互救组织。1905年，广州酒米业首创火险联保。加入联保的铺户，遇火灾要互相救援，不出人者则罚款，作为赔偿灾户损失。后来，发展为保险公司，规定交纳3％～6％的保险费，作为赔偿基金，这是第一家民族资本的保险公司。到了1908年，又创办了长安火险公司、和乐联保火险公司和远乐火险公司。三家后来合并为“冠球联保火险公司”。继起的又有全球保险公司、集益火险联保公会、同益火险联保公会等。华资保险业，由于收费低廉，投保者又是股东之一，一般商户多乐意购买。加上五四运动后，商民爱国主义觉悟有所提高，因此在抗战前夕，广州民族资本保险业盛极一时。但是，好景不常，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日商“三井洋行火险燕梳公司”之外，所有华资保险业纷纷关闭。
抗战胜利后，广州保险业开始复苏。英商的“南英保险公司”，美商的“美亚保险公司”，港商的“联安保险公司”和“联泰保险公司”，都相继在广州复办或创办。官僚资本所属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都在广州设立机构；沪商的“大安”、“永安”、“上海”、“宝丰”、“华泰”、“鸿福”、“兴华”、“民生”、“保平”等保险公司，也争相在广州成立分公司。四川重庆也在广州开设保险公司的联营处。广州泰康路华安楼老板，也办了一间叫“华业保险公司”。外资和官僚资本，垄断了广州的保险业；在广州解放前夕，全都卷款而逃。。
广州在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期间，曾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每年进出洋船很多，水险保险业也最早在广州出现。1885年，在广州和澳门成立的“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CO．），承保外轮水险。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保险公司。据1874年7月4日《汇报》记载，该公司是“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洋）商纠合本银”合资创办的，是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1936年，香港又成立了“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Office），“谏当”可能是“广东”或“广州”音译。香港著名商行都参加了一股以上的股份，洋股主要是英商怡和公司。“谏当”创办后业务发展很快，获利甚厚。该行规定利润只提成10％作准备金，90％都拿来发付股息。
1882年“谏当”改称“广东保险公司”，资金扩充至250万元，并大量吸收华股。香港著名绅商何东、何福、何甘棠等兄弟，都是该公司的股东，何东还担任公司董事和中国经理处代表。1891年“广东保险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华资代表有8人，可见它是中外合资的保险企业。
最早的保险著述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是近代中国介绍和提倡保险事业的先行者。他于1852～1858年避居香港，充当外国传教士的中文教师时，了解到海外不少的保险事务。1859年他到天京（南京），被封为干王。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他建议洪秀全在太平天国也创办保险业。洪秀全在这条建议写了一个“是”字表示同意。后来太平天国并没有来得及兴办保险业，但作为中国较早提倡保险事业的洪仁，在保险史述上是值得称道的。
此后，广东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更对保险事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在《盛世危言》中有《保险》一文：“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介绍较详：“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人险亦然。”
“燕梳”逸闻
“保险”一词英文为Insurance，音译为“燕梳”。广州方言称“燕梳”，就是据此而来的。继中外合资的广东保险公司之后，在广州又有英商“边尔佛素火险燕梳公司”，德商的“鲁麟洋行火险燕梳公司”和“礼和洋行火险燕梳公司”，日商的“三井洋行火险燕梳公司”。此外，尚有瑞士同和洋行代理的“巴利亚士燕梳公司”，英商“乌思伦火险燕梳公司”和“南英燕梳公司”等。各公司都拥有一批经纪人负责招揽生意，竞争比较激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保险业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即使“保”了仍有“险”。如广州东堤有一家“广舞台戏院”，这是一家华侨投资的大剧场，有转动舞台，座位2000多个，是当时一间一流戏院，这自然成为各保险公司争夺承保的对象。“边尔佛素火险燕梳公司”多次怂恿投保，“广舞台戏院”老板邓亚善口出大言，说：“只此‘广舞台’三字也值得购买燕梳三万元。”认购了三万元火险。后来“广舞台”毁于大火，只留下门口“广舞台”的招牌没有被烧毁。这家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说什么“你购买的是‘广舞台’招牌保险，现在招牌没有烧去，不能赔偿”。这成为近代广州保险业的一桩“悬案”。
又如1915年，广州发生“乙卯大水”，十三行街一家商民因避水搬上二楼，不慎失火殃及附近的火油公司、火柴店铺，引起油箱爆炸，火势更猛。街上水深数尺，找不到救火龙头，无法援救，一连烧去了铺户2000多间。这些店户大都购了火险。洋商保险公司见灾情严重，无法赔偿，竟然卷款潜逃。
民族资本创办保险业
由于洋商保险失去信誉，华商便开始自筹保险。最早出现的是行业火险互救组织。1905年，广州酒米业首创火险联保。加入联保的铺户，遇火灾要互相救援，不出人者则罚款，作为赔偿灾户损失。后来，发展为保险公司，规定交纳3％～6％的保险费，作为赔偿基金，这是第一家民族资本的保险公司。到了1908年，又创办了长安火险公司、和乐联保火险公司和远乐火险公司。三家后来合并为“冠球联保火险公司”。继起的又有全球保险公司、集益火险联保公会、同益火险联保公会等。华资保险业，由于收费低廉，投保者又是股东之一，一般商户多乐意购买。加上五四运动后，商民爱国主义觉悟有所提高，因此在抗战前夕，广州民族资本保险业盛极一时。但是，好景不常，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日商“三井洋行火险燕梳公司”之外，所有华资保险业纷纷关闭。
抗战胜利后，广州保险业开始复苏。英商的“南英保险公司”，美商的“美亚保险公司”，港商的“联安保险公司”和“联泰保险公司”，都相继在广州复办或创办。官僚资本所属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都在广州设立机构；沪商的“大安”、“永安”、“上海”、“宝丰”、“华泰”、“鸿福”、“兴华”、“民生”、“保平”等保险公司，也争相在广州成立分公司。四川重庆也在广州开设保险公司的联营处。广州泰康路华安楼老板，也办了一间叫“华业保险公司”。外资和官僚资本，垄断了广州的保险业；在广州解放前夕，全都卷款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