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在记忆中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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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抹不去的是童年记忆。一年又一年,相隔的是回忆的距离。回忆有多长,时间间隔就有多长。无论回忆有多长,我的童年都弥存着天真烂漫和幼稚。
  
  看电影
  
  三十多年前的老家,看电影是山村农民稀有的精神粮食。
  每当公社专门成立的电影放映队轮到在我们村放映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大家都在议论、在猜测。有消息灵通者探听到电影的内容后,渲染得很精彩,更加激起大家看电影的欲望。为此,生产队长一般会宣布:提前一个小时收工,让社员(当时就这样称呼)早一点回家做晚饭和料理家务。
  我们小孩子是看电影的先锋。傍晚时分,我催着妈妈快点做晚饭,饭熟后急匆匆地扒几口,有时干脆就拿几个煮红暑,吃几口冷饭邀伙结伴就走。每人手里拿一条小凳子,蹦蹦跳跳,前呼后拥去摆凳子占位子。放电影地点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操场上娃娃们成群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一片欢腾。
  放映人员在操场边上栽杆,拴好黑条框白布银幕,发动柴油发动机,开始调试镜头,把电影扬声器开得很大,几乎整个山村都可以听到。开始放正片之前,要先放一些中央新闻记录片和农业科技之类的电影短片。开始放映电影,操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随着电影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笑声。电影放到一半时,大队书记利用放映员换片的机会作简短的报告,讲一些有关农村政策、农业知识等内容……电影放映结束,大人们四处呼唤寻找着小孩子,踏着月光回家。
  第二天,我们小孩子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电影的内容。
  
  走学
  
  我读小学高年级时,每天要来回走近10公里的路程到当时公社上的附设中学(学校内有初中和小学生)上学。
  不知为什么,学校生活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自由被限制了的缘故。是的,学校代表了规定的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灰飘散,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外是女孩子的体香,丝丝缕缕。
  母亲在我每天起床时,都做好香喷喷的饭菜,让我吃饱后带上午饭按时起程。吃过早点,天依然很黑,但是满天星斗,启明星升起来了,田野里静悄悄的。每天只是借着星光走路,冷不防被乌鸦的一声啼叫惊到,跌下地埂,滚到了落满寒霜的麦地里。
  每天晚自习后,我们村里的三四个小伙伴顶着月亮或星星,走上五公里山路回家睡觉。当时村里没有通电,村里人入睡都很早,回到村时,只有我和同学伙伴家的父母在等待我们。正如陆放翁《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一诗中的名句:“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
  就这样多少个日日夜夜从不间断,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父母真不容易。我知道,我的身上寄托了他们全部的希望。
  
  拓土基
  
  儿时由于生存的艰难等各种原因,我们稚嫩的肩膀都早早承受起沉重的劳动负担,挖山药、找野菜、拓土基、采茶的劳动场面中常有我们幼小的身影。其中拓土基是一种技术活,至今让我难忘。
  1980年,我是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是全班个子最小、体重最轻的一个。当年小学校要建盖新的耳房——伙房,需要大量土基。这给学生挣学费创造了条件,我们就这样成了拓土基的劳动力了。
  拓土基是将剁成两寸长的茅草或稻草和泥土搅合后,放到一个木制的方框模具里,待压实后将模具提出。晾干土基中的水分,再用砍刀适当修理,一块土基就制作成了。
  拓土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并不轻松。需要准备锄头、砍刀、模具、水桶等工具,模具又分单个的和双个(两个单个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年龄小,双个的模具我很难提起来,所以只选择单个的模具。刨土,提水,和泥,赤脚踩泥巴,把泥巴充分和均匀,就像和面一样。如果泥和稀了,拓出的土基就不会成型,瘫软得变成一滩烂泥;如果泥和硬了,拓出来后没有粘性就会散架,只有泥和得均匀适中,拓出来的土基质量才过硬。为增加土基的拉力,还要找茅草或稻草砍成段,撒在泥里再和一遍,才开始拓土基。首先,把放土基的场地平整好,把模具清洗一遍;然后把和好的泥放入模具中;压实,提起模具,这样一个土基就拓好。每拓一个都要清洗一次模具,这样土基面壁光滑,且提模具省力。我力气小,用手不能压实,每制作一个土基,都要用脚踩实才能成型。
  每天放学后,学校操场上就有我们忙碌的身影。天快黑的时候,我常常像个泥人一般拖着疲惫的双脚回家。妈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帮我打水,让我清洗。我不知做了几天,只清楚地记得,老师按壹角贰分一个土基给我们核算,我用开裂的双手攥着二十多元人民币交到妈妈手中。当时妈妈眼里含着泪珠,把我紧紧抱在怀中。
  30年转眼即逝,改革开放使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城里基本不见土基房了,人们再也不需要拓土基,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制作的砖头、水泥、钢筋等现代建筑材料。还好我的老家还有一些土基房,那里能寻找到我封存在记忆里的童年。
  
  吃八碗
  
  小时候村里哪家新居落成或婚事嫁娶,主人家都要操办宴席。设宴席俗称“吃八碗”,也称“八大碗”或“赶八碗”。敲锣打鼓,吹响唢呐,热闹犹如过年。
  那时,跟大人去做客“吃八碗”,是最开心的事情,那里有大盆的饭,随便盛;大桌的菜,随便夹;大碗的酒,随便喝;大块的肉,随便吃。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宾主尽欢,其乐融融。我们小孩子除盼过年外就是盼着“吃八碗”。
  老家农村“吃八碗”是非常讲究辈份的,尊老爱幼那是不必多说,每位客人坐什么位置那是听从宴席主持者“总理”安排,因此往往吃一顿饭需要很多时间。但是,主人家的板凳、桌子、碗筷等资源都是非常有限,往往都是跟乡亲们东挪西借才能凑够十桌八桌的供应,后来就改为凑够8个人就成一桌开饭了,即吃“流水席”,来一拨吃一拨,收拾干净,又开下一拨。
  “吃八碗”要随份子,新居落成就送二十来斤谷子,或包谷,或麦子;婚事嫁娶就送嫁妆或1元现金。纯朴的民风,独特的民俗,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年米酒
  
  孩童时代,妈妈每年都酿制土罐米酒,为过年做准备。
  秋收刚过,村寨里每家每户就开始着手准备酿制土罐米酒。即使再困难的家庭,也要酿制一坛土罐米酒,高高兴兴地迎接春节。酿制米酒的过程极为讲究。首先把金灿灿的稻谷拿去脚碓上舂,簸去米糠,将白花花的糯米放入土瓦盆中浸泡一天一夜,捞起将水滤干后放入甑子里蒸熟,再放入簸箕中冷却。接着把准备好的冷开水散洒在饭里,用筷子不停地搅拌,母亲说这是分饭水。然后,掂量着撒放酒药,用筷子搅拌均匀,装进洗干净的土瓦盆里。盖上芭蕉叶或芋头叶,再加盖能保温的草帽之类的东西,埋入米糠或豆糠里发酵。等过三至四天,闻到酒香味时,就可以揭盖了。这时也是我和姐弟们最高兴的时候,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品尝母亲亲手做的出窝米酒。刚出窝的米酒非常甜,我一人也能吃一大碗。母亲把出窝的米酒盛入碗中分给我们后,就将其他的装进大土罐子中继续存放。装入土罐子中的出窝酒要加适量的冷开水,这“适量”是非常考究人的,母亲说加多少水的技巧还是外婆教给她的。母亲把酒罐密封上盖后,放在不当阳又避风的角落,有条件的在院落中挖个坑把酒罐埋进去。好的土罐米酒至少要贮存一年以上,到时米酒渣都化尽了,清悠悠的酒水液也变成了红绿色。
  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开罐食用米酒,那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可以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过年,可以东家进西家出地炫耀。大年初一早晨,母亲就给我们每人一碗撒着白糖的年米酒,意味着“幸福久久长远”。记得有一年,我贪嘴多吃了一碗,结果陈酿的米酒吃时很甜,后劲可厉害了,让我醉了一整天,昏睡了一天,睡醒时头重脚轻,整个脸火烧一样烫。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贪吃了,就吃一碗。大碗喝酒,对于我这不胜酒力的人来说是遥远的事情了。
  现在母亲已离开我们了,但她的酿米酒手艺却传了下来,妻子每年也都让我和家人都吃上甜甜的年米酒。
  
  吃糖
  
  困难时期正赶上我身体发育,我开始偷吃家里、队里所有能吃的东西。
  那时生产队里栽甘蔗,我们结伴悄悄地钻入甘蔗地中心,用双手弄倒一根,一起分享,吃得满嘴香甜。只有在冲洗粘乎乎的双手时,才发觉被甘蔗皮划破的手指,疼得直哆嗦。
  有时候我们也会被守甘蔗地的老大爷发现,就迅速分散向各个方向跑,那些蜘蛛吐丝吊在甘蔗林中,此起彼伏,封锁着我们。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身后还传来老大爷的叫骂声:“下次再来偷吃,我告给你们老师。”当然我们失手的时候较少,因为大爷眼花耳笨。
  大人们知道我们嘴馋,家里吃不到甜甘蔗,就只有省下父亲的纸烟钱,给我们买糖吃。于是我们姐弟几个就天天盼街天,盼父母给我们买一分钱五个的水果糖或二分钱一袋的“豌豆糖”。每次得到小小的几颗糖,我都用稿纸包好,在课堂上偷偷地舔一下或吃一粒。
  现在糖的种类较多,但我更喜欢“大白兔”奶糖,因为那层半透明的米纸,在舌头上融化时带来预期的快感。“大白兔”奶味儿重,据说七块奶糖等于一杯牛奶,为营养不良的孩子所渴望。可惜困难时期,“大白兔”被归入高干子女的“享受糖”,长大后才知道那是一种“名牌”,农村孩子是享受不起的。
  
  穿布鞋
  
  我的孩提时代,能够有鞋穿是件很幸福的事,能够穿母亲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更是件极其幸福的事。
  读小学时,我看见同班同学穿了一双黄胶鞋,那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轻便还不怕水,我多希望自己也拥有一双啊!我便缠着母亲要胶鞋。母亲被我缠得没办法,便给我做千层底布鞋。
  母亲做布鞋有一定程序。她先找出家中用过的破旧衣物撕成碎布片;用瓦片将魔芋磨成汁放到火上煮沸成糨糊;用糨糊将碎布片层层重叠粘贴在一块木板上,待贴好的碎布片变硬挺后撕下;再把按尺寸大小剪成的纸鞋样粘贴在硬挺的碎布片(硬布)上作为模型剪大小。
  将三至四层硬布叠在一起,用新白布包边后,母亲用穿着粗麻线的针一针一针地纳鞋底。我直至现在也不明白,母亲在纳鞋底时,为什么将手中的针往自己的白发中轻轻划过。只知道用蜂蜜渣做成的蜡果将麻线进行润滑,减轻抽麻线的力量。每天晚上,母亲坐在我们身边纳鞋底,我们在小煤油灯下写字。直至整个鞋底四周都被针线一一纳过,成为所谓“千层底”之后,配上母亲做的蓝色尖口鞋面,进行绱鞋,一双漂亮的布鞋最终做成。母亲手巧,还在鞋底上纳上花草图案。
  穿上母亲做的布鞋,迈一串轻快的步子,再回头看看那清晰的脚印,真够神气!
  布鞋满足了我一时的愿望,我带着几分荣耀同那穿胶鞋的小伙伴又跑又踮,忘乎所以。但布鞋毕竟是布的,小伙伴的胶鞋粘上泥土,找个水洼,哗哗一涮,便干净如初。我的布鞋粘上泥水,不仅面目全非,而且软塌塌的走了形,被水湿透了,走起路来还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我郁闷极了!心想,长大一定要买一双漂亮的胶鞋。
  时隔三十多年,我时常回忆起母亲做鞋的情景:每逢下午放学回家,便见母亲蹲在自家灶台后边添柴火边纳鞋底,灶口的火光映红了布满皱纹的脸庞,厨房墙壁上映照着母亲双手频繁纳鞋底的动作,一个慈祥母亲的形象就在跳荡的火光中不断映现。
  妻子在大理古城买过一双绣花布鞋,每当看到那双布鞋时,已去世的母亲的身影又在我脑中浮现,又让我想起我的“千层底”布鞋。
  
  斗蛐蛐
  
  每年夏收和秋收前后,草丛中的蛐蛐叫声更响、更急、更繁,也格外清脆嘹亮。叫声此起彼伏,清脆的“句,句,句”声节奏强劲、铿锵有力。于是月下就有了我们捉蛐蛐的身影。
  入夜,明月当空,四周的蛐蛐叫声多起来,我和伙伴们蹑手蹑脚地匍匐前进,想方设法捉住它们。捉到蛐蛐后,事先带去的火柴盒,便成了蛐蛐俘虏们的“牢房”。它们得到的一律是“单监”待遇,一只火柴盒子只装一只蛐蛐。
  第二天,我们展示炫耀各自的战利品——开始斗蛐蛐,战场是用小石块围成的三角形或四方形“格斗场”。比赛双方将惊魂未定的“宝贝们”放入“格斗场”,看它们弹须、梳翅、伸腿、舔脚,再找来一片鸡毛,逗惹自己那只雄蛐蛐头部,惹得它们扬须,翘尾,张牙。接下来一场拼杀就开始了:冲刺,鱼跃,扭打,翻滚,撕咬,胜负一般几分钟内便见分晓。败者落荒而逃,被主人抓住,挨上一顿诸如“不争气的家伙”之类的臭骂,胜者得意洋洋,不停地寻找攻击目标。
  现在城市中绿地少了,蛐蛐栖息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小了。每当在院子里纳凉时,耳旁偶尔会响起动听的蛐蛐声,眼前就浮现出儿时捉蛐蛐斗蛐蛐情景。
  
  打陀螺
  
  如今的孩童很少玩陀螺了,我的童年时代,陀螺是男孩子风靡的一种玩具。
  我们玩的陀螺是自己动手做的。先到山林里砍一根树干,材料最好是木质坚硬的栗木或梨树,但梨树很难得到,除非哪一家将遮地的梨树砍了。将树干削去皮,砍一小截,往一端中心钉上一根去钉帽子的钉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钉钉子一端砍成半个小椭圆柱体,露出一公分半的钉脚,将另一端砍成圆锥体。随后把初制品拿去往磨石上进行打磨,当然少不了将钉脚磨尖,待光滑后一个漂亮的陀螺就做成了。陀螺的好坏不止在选择树质上,砍时还要砍得均匀,尽量做到重心不偏。
  我在玩具店中见到的陀螺与我们儿时玩的有些不同。店中的陀螺是木头削成一个面平底尖的圆锥体,而上半部分是圆柱体,尖脚处安放一粒小钢球。常用的玩法是先用一根鞭子的鞭梢稍稍缠住鞭锣的腰部,然后再用力一拉使之旋转,用鞭子使劲抽打令其旋转不停。
  我们儿时的玩法有很多种。单人玩中技艺超群者,可以让它旋转中爬坡、越过障碍物、撮在手心中转个不停。双人玩中就有“格斗”,在场地上划一个圈,两人将各自的陀螺驱赶入圈子中,让它们相撞,谁的陀螺先旋转倒地为输,输者掏出一颗糖或几颗豆子,成为对方的战利品。最残酷的玩法要数“打击”对方。先由几人“剪包锤”定出顺序后,按顺序逐一“打击”一方,即倒数第一人将自己的陀螺旋转在地上,别人逐一用陀螺去“打击”,击中并且后旋转倒地者胜出。这种玩法常常使自己心爱的陀螺“背”上钉眼,木质不好的常被打烂。所以这种玩法既能体现打陀螺的技术,也能体现陀螺质量的好坏,是争强好胜者的必选玩法。
  我们当地每年的农民运动会上,也进行打陀螺比赛,比赛的方法是先用一根鞭子的鞭梢稍稍缠住鞭锣的腰部,然后再用力一拉使之旋转,然后用鞭子使劲抽打令其旋转不停。
  童年一去不复返,打陀螺成了封存在我记忆中的童年往事。
  【作者简介】左先勋:现就职于大理州南涧通讯编辑部。
  责任编辑 彭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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