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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十三个王朝的都城。汉代，休养生息、独尊儒术，使国力迅速强盛起来，开辟丝绸之路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隋唐兼容并蓄的大发展阶段，八世纪的长安成为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绚丽多姿的异域文化在这里与华夏传统文化交流互鉴，造就了京都兼容并蓄、璀璨夺目的盛世气象。这一时期的长安女子，思想活跃开放，生活千姿百态，凭借着身处天子脚下繁华都市的种种优势，从容出入于街市巷陌和苑林胜迹之所，每每引领女性生活的时尚先河，谱写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多彩华章。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宋代诗人苏轼在和友人孙莘老谈论书法艺术时说到，书法不能以笔画的长短、字体的肥瘦论好坏喜恶，就像是汉代赵飞燕的瘦、唐代杨玉环的胖各有其态，都是她们各自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因标准不同而有高下美丑之分。今天看来，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的相貌特征、时尚丰华，是那个时代经济基础与思想文化的外在体现，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流转，不会拘泥于一时之风尚，变化是时尚的灵魂，也是时尚的魅力所在。时尚在过往成为一种显著的标记，在未来成为人们追求探索的新奇目标，拥有无限的生命力，直至今日，时尚的河流从未停止与干涸。
汉代女性的时尚风格
汉代女子以瘦为美，源于受到楚风的影响，唐诗中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楚王好细腰”典故出于《墨子·兼爱中》记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是说楚灵王喜欢臣子有细腰，所以大臣每天都只吃一顿饭，早晨起来屏住呼吸把腰带束紧，饿的只有扶墙才能站起来，细腰，原来最初是对男人的要求。到了汉代，官女为了纤细的身材宁愿饿死，“以瘦为美”渐成社会风气。
取得天下的汉王朝，注重礼制，推崇儒学，汉代女子，无论贵族与平民，在成人之前需要学习三门功课，即是德育教育、女红教育与音乐教育。前者是修养，后两者皆为技能。汉代女子的基本穿着是深衣，这种起源于东周，将上襦、下裙连接在一起，上下深长的衣服款式称为深衣，是贵族的常服、百姓的礼服。《礼记·深衣》把这种服装的制度和用途说得很详细：“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腰）缝半下。”并说这种衣服“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傧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给了深衣很高的评价。深衣的穿着，尤其是女性多穿的曲裾深衣，使身体全部被遮掩紧裹，站立时必须双腿并齐肃立，坐下时必须腰部挺直跽坐，体现了拘谨与谦恭的儒学思想，我们从李延年的唱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中也可以感觉到深衣所注重表现的韵律美、意境美和修养美。穿这样连通的深衣来舞蹈，只能依靠揮舞长袖以及腰腿的动作，加上身姿的摆动等来表演，是汉代长袖舞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妇女的发式很少梳辫子，更多的是挽髻，挽结成槌子状的形式拖垂在背后，称为椎髻，如“举案齐眉”故事中的孟光愿和梁鸿结婚后隐居起来过普通人的生活，从此就“为椎髻，著布衣”。只有贵族妇女才会梳高盘髻与高鬟髻，女性面妆以“粉白黛黑”为时尚，画眉除了使用普通黛石磨制的眉黛，已有使用昂贵的波斯进口的螺子黛了。
南北朝女性的时尚风格
到了东汉末年，女性礼教观念逐渐不存，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大规模内迁至黄河流域，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以往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农业为主，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女性的地位较以往有了提升，这一时期的审美出现了历史上褒赞的“魏晋风度”。南北朝时期，妇女服饰的总体风格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相一致的，以体态修长、柔媚为时尚，为了体现修长的体形，无论是服装的造型，还是装饰，都喜欢松散、飘逸，这种服饰尤其在贵族阶层备受青睐，即所谓“宽衣博带”，但是与以后隋唐妇女追求的富丽华美的服饰风格相比，还有显著的区别，这时妇女的服饰以上襦下裙的服饰为主，先秦直至汉代的深衣之制此时已经完全消失了。从服装发展的脉络来看，襦裙与深衣并行数千年，各自都有发展变化，无论是上下连通还是上下分开的款式都对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六国至北朝，这时在北方女性较流行的襦裙样式是间色裙，上襦短小，下裙以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缝成，色彩相间，增加美感。一条间色裙用的布幅一般为六破、七破，最多不超过十二破。而深衣曲裾则发展为杂裾垂髾服，上衣的长飘带曰“襳”，固定在长裙下摆的燕尾状装饰日“髾”。其特征是自腰部围裳以下增加了状如倒三角的、层层叠叠的轻薄织物装饰带，主要款式特征为上身紧窄、袖子宽大、下摆多重、有飘带，整体感觉宽博飘逸，似仙人踏云而至。反映出此时人们的观念上已由自然质朴转向了奢华雕琢，虽然惊艳，可是流行的时间很短暂。深衣制虽然不存，但后世的旗袍、连衣裙都留有深衣的影子。南北朝女性的发髻喜欢高耸博大，出现了十字髻、丸髻、螺髻、百合分髻髻、飞天髻等，发髻中掺入了假发，面妆变得丰富起来，除了粉白，又添了额黄和形式各异的花钿妆。乐舞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地域和各民族人民的广泛交流和融合，古代西域的音乐舞蹈在此时对内地的音乐舞蹈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由丝绸之路传人内地的新生乐器频繁出现，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方响、筚篥、锣、钹等，是我国隋唐音乐舞蹈文化走向鼎盛时期的先声。
隋唐女性的时尚风格
唐代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妇女的社会风貌大大改变了，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自由、奔放、热情和勇敢的特点。她们参政议政、仗剑行侠、入释人道、舞文弄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们旷达任情，修仪容、远郊游，理丝竹、善吟唱，勇敢追求爱情之美，大胆引领衣着和妆容的时尚。这一切均有赖于时代的开放、“兼容并包”的政策，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习性，又将其融合发展，造就了中国古代这群有鲜明特征又空前绝后的女性，唐代诗人对此有诸多描述，多加赞赏之词，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女性的一段最靓丽时光。 唐代女性喜爱骑马出行，是沿袭南北朝与隋的旧制，唐初出门仍旧戴幂篱，遮蔽全身。唐高宗时，妇女用帷帽代替幂篱，帷帽与幂篱的不同点是前者所垂的网子短，只到颈部，并不像后者那样遮住全身，中宗时改用胡帽或笠帽，脸前不遮网子了，玄宗时颁旨提倡露髻出行，不得有遮掩，襦裙也从唐初的瘦长紧窄向肥宽拖长发展，至盛唐时，妇女的丰姿渐以健美丰硕为尚，表现为“肌理细腻骨肉匀”以胖为美的时代风尚。可见从初唐到盛唐社會习俗在剧烈地变化。幂篱虽不存，但其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的披风上还可以找到。
唐代长安的女性喜着胡装，穿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软锦线鞋或小蛮靴，有些还喜欢梳乌蛮髻，嘴唇涂上乌膏，为吐蕃装束，正如唐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除了胡服，女着男装也蔚然成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描绘了女子穿圆领缺祷男装骑马出行的情景，服装底部开衩最晚在北朝已经出现，使行动变得更加随意自如，而这种便于身体活动的开衩式裁剪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开衩旗袍和今天的开衩式长装样式，胡服与男装都适应动作幅度较大的活动，如骑马出游、打猎、打马球、拔河等竞技娱乐，成为安史之乱前唐朝女性不可或缺的时装款式。
唐代女子的妆容最为丰富多彩，让人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在把面容当作一张绘图板在其上任由自己描绘浪漫的心情，唐代女性面妆的第一个步骤是敷面，女子喜欢用很厚的粉从额头一直敷到脖颈，肤白如雪，并以此为美，敷面之后便用手晕了胭脂涂在两颊，呈酒晕或桃花状，称为抹红；下来是点唇，用胭脂点个樱桃大小的红唇，显得很俏皮；然后用绿色或黑色黛眉。脸上已经这么多颜色了，她们还嫌不够，还要往脸上贴花钿，用的材料五花八门，甚至包括昆虫翅膀。唐代诗人元稹的笔下记录了她们扮妆的复杂“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这其中用以妆扮嘴角两边靥窝的花子即花钿是事先备好的，用时只需用舌尖轻点一下或者轻轻呵气，其上的胶即刻软粘，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将其贴在脸上或鬓上。花子的做工很是复杂，“油地轻绡碧且红，须怜纤手是良工”花子用的绢罗先要进行涂油处理，使之挺刮、透光性好，再剪出花、草、叶、鸟、蝴蝶等形状的彩花来，剪好的花子，还要用笔蘸上颜彩，点画出艳丽的花纹，十分好看。似乎，这样贴就的花钿并不牢靠，在她们跳舞的时候、骑马踏青的时候不免会如真的花瓣一般掉落，撩拨起诗人的怜香惜玉之情，“回裾飘雾雨，急节堕琼英。”“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掉落的花钿使人想到使用它的人时尚的妆容和曾经欢乐的一幕。
唐代对乐舞的喜爱和重视远远超过其它朝代，胡乐胡舞新颖的题材、热烈奔放的形式，既迎合了唐代追求时尚、乐于创新的精神，又感染着长安城女性的生活。唐代官廷设有太常寺和教坊等众多的乐舞教习与表演机构。唐玄宗时，在禁苑内设置梨园，挑选宫女，亲自教授法曲，法曲中最著名的曲子是《霓裳羽衣曲》，教成后合奏之声如仙人之乐，成为盛唐流行乐曲中最触动心灵的回忆。自居易极爱霓裳羽衣舞，白宫中观后，时常思之念之，他在《霓裳羽衣歌》中唱诵“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唐代，宴游之风很盛，地点也不局限于禁苑，身穿各色春装的丽人构成曲江池畔最美的景致，如杜甫《丽人行》诗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更有着男装、穿胡服，露髻、戴胡帽或者透额罗的年轻女子，带着乐器、弓箭以及助猎的猞猁、鹞鹰等跟随主人出游狩猎的，演绎出“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的宏大场面，蔚为一时之风尚，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颊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描述了女子狩猎中不让须眉翻身涉猎的英姿，唐代女性喜爱的游艺活动还有荡秋千、打马球、下围棋、斗双陆、投壶、藏钩等项目，游艺活动在唐代女性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们通过游艺活动强健体魄，愉悦心情，陶冶情操，表现自我的价值。
结语
汉代的深衣是我国古代自周以来形成的封建礼教与儒学思想在服装上的集中体现，深衣使舞蹈动作受限，只能依靠上身摇摆与手臂的舞动，是长袖舞与盘鼓舞流行的主要原因。南北朝受多民族文化以及西域胡服的影响，礼教的崩塌，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服装上的革新，加之战争中马战替代了车战以及垂足高脚坐具的发展，不合时宜的深衣制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裤装与胡服的绝妙搭配，原有的襦裙变得更为宽大，手脚重新获得了自由，使歌舞艺术变得丰富起来，展现出个性恣意与美到极致的魏晋风度。唐代社会思想开放、政治开明，广纳外夷、兼容并蓄，服装样式极大的丰富，音乐舞蹈百态穷尽，健舞呈现出“飞雪飘砜转蓬舞”的强烈节奏，软舞表现了“裙裾旋旋手迢迢”的柔美韵律。女性的时尚生活在汉唐的大背景下，带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气息，我们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实物资料，了解了时尚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象以及所具有的独具特色的美感，通过对女性生活的研究透视出汉唐都城长安的社会风貌与精神内涵，同时给今天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反思和启迪。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宋代诗人苏轼在和友人孙莘老谈论书法艺术时说到，书法不能以笔画的长短、字体的肥瘦论好坏喜恶，就像是汉代赵飞燕的瘦、唐代杨玉环的胖各有其态，都是她们各自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因标准不同而有高下美丑之分。今天看来，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的相貌特征、时尚丰华，是那个时代经济基础与思想文化的外在体现，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流转，不会拘泥于一时之风尚，变化是时尚的灵魂，也是时尚的魅力所在。时尚在过往成为一种显著的标记，在未来成为人们追求探索的新奇目标，拥有无限的生命力，直至今日，时尚的河流从未停止与干涸。
汉代女性的时尚风格
汉代女子以瘦为美，源于受到楚风的影响，唐诗中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楚王好细腰”典故出于《墨子·兼爱中》记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是说楚灵王喜欢臣子有细腰，所以大臣每天都只吃一顿饭，早晨起来屏住呼吸把腰带束紧，饿的只有扶墙才能站起来，细腰，原来最初是对男人的要求。到了汉代，官女为了纤细的身材宁愿饿死，“以瘦为美”渐成社会风气。
取得天下的汉王朝，注重礼制，推崇儒学，汉代女子，无论贵族与平民，在成人之前需要学习三门功课，即是德育教育、女红教育与音乐教育。前者是修养，后两者皆为技能。汉代女子的基本穿着是深衣，这种起源于东周，将上襦、下裙连接在一起，上下深长的衣服款式称为深衣，是贵族的常服、百姓的礼服。《礼记·深衣》把这种服装的制度和用途说得很详细：“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腰）缝半下。”并说这种衣服“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傧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给了深衣很高的评价。深衣的穿着，尤其是女性多穿的曲裾深衣，使身体全部被遮掩紧裹，站立时必须双腿并齐肃立，坐下时必须腰部挺直跽坐，体现了拘谨与谦恭的儒学思想，我们从李延年的唱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中也可以感觉到深衣所注重表现的韵律美、意境美和修养美。穿这样连通的深衣来舞蹈，只能依靠揮舞长袖以及腰腿的动作，加上身姿的摆动等来表演，是汉代长袖舞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妇女的发式很少梳辫子，更多的是挽髻，挽结成槌子状的形式拖垂在背后，称为椎髻，如“举案齐眉”故事中的孟光愿和梁鸿结婚后隐居起来过普通人的生活，从此就“为椎髻，著布衣”。只有贵族妇女才会梳高盘髻与高鬟髻，女性面妆以“粉白黛黑”为时尚，画眉除了使用普通黛石磨制的眉黛，已有使用昂贵的波斯进口的螺子黛了。
南北朝女性的时尚风格
到了东汉末年，女性礼教观念逐渐不存，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大规模内迁至黄河流域，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以往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农业为主，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女性的地位较以往有了提升，这一时期的审美出现了历史上褒赞的“魏晋风度”。南北朝时期，妇女服饰的总体风格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相一致的，以体态修长、柔媚为时尚，为了体现修长的体形，无论是服装的造型，还是装饰，都喜欢松散、飘逸，这种服饰尤其在贵族阶层备受青睐，即所谓“宽衣博带”，但是与以后隋唐妇女追求的富丽华美的服饰风格相比，还有显著的区别，这时妇女的服饰以上襦下裙的服饰为主，先秦直至汉代的深衣之制此时已经完全消失了。从服装发展的脉络来看，襦裙与深衣并行数千年，各自都有发展变化，无论是上下连通还是上下分开的款式都对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六国至北朝，这时在北方女性较流行的襦裙样式是间色裙，上襦短小，下裙以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缝成，色彩相间，增加美感。一条间色裙用的布幅一般为六破、七破，最多不超过十二破。而深衣曲裾则发展为杂裾垂髾服，上衣的长飘带曰“襳”，固定在长裙下摆的燕尾状装饰日“髾”。其特征是自腰部围裳以下增加了状如倒三角的、层层叠叠的轻薄织物装饰带，主要款式特征为上身紧窄、袖子宽大、下摆多重、有飘带，整体感觉宽博飘逸，似仙人踏云而至。反映出此时人们的观念上已由自然质朴转向了奢华雕琢，虽然惊艳，可是流行的时间很短暂。深衣制虽然不存，但后世的旗袍、连衣裙都留有深衣的影子。南北朝女性的发髻喜欢高耸博大，出现了十字髻、丸髻、螺髻、百合分髻髻、飞天髻等，发髻中掺入了假发，面妆变得丰富起来，除了粉白，又添了额黄和形式各异的花钿妆。乐舞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地域和各民族人民的广泛交流和融合，古代西域的音乐舞蹈在此时对内地的音乐舞蹈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由丝绸之路传人内地的新生乐器频繁出现，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方响、筚篥、锣、钹等，是我国隋唐音乐舞蹈文化走向鼎盛时期的先声。
隋唐女性的时尚风格
唐代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妇女的社会风貌大大改变了，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自由、奔放、热情和勇敢的特点。她们参政议政、仗剑行侠、入释人道、舞文弄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们旷达任情，修仪容、远郊游，理丝竹、善吟唱，勇敢追求爱情之美，大胆引领衣着和妆容的时尚。这一切均有赖于时代的开放、“兼容并包”的政策，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习性，又将其融合发展，造就了中国古代这群有鲜明特征又空前绝后的女性，唐代诗人对此有诸多描述，多加赞赏之词，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女性的一段最靓丽时光。 唐代女性喜爱骑马出行，是沿袭南北朝与隋的旧制，唐初出门仍旧戴幂篱，遮蔽全身。唐高宗时，妇女用帷帽代替幂篱，帷帽与幂篱的不同点是前者所垂的网子短，只到颈部，并不像后者那样遮住全身，中宗时改用胡帽或笠帽，脸前不遮网子了，玄宗时颁旨提倡露髻出行，不得有遮掩，襦裙也从唐初的瘦长紧窄向肥宽拖长发展，至盛唐时，妇女的丰姿渐以健美丰硕为尚，表现为“肌理细腻骨肉匀”以胖为美的时代风尚。可见从初唐到盛唐社會习俗在剧烈地变化。幂篱虽不存，但其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的披风上还可以找到。
唐代长安的女性喜着胡装，穿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软锦线鞋或小蛮靴，有些还喜欢梳乌蛮髻，嘴唇涂上乌膏，为吐蕃装束，正如唐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除了胡服，女着男装也蔚然成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描绘了女子穿圆领缺祷男装骑马出行的情景，服装底部开衩最晚在北朝已经出现，使行动变得更加随意自如，而这种便于身体活动的开衩式裁剪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开衩旗袍和今天的开衩式长装样式，胡服与男装都适应动作幅度较大的活动，如骑马出游、打猎、打马球、拔河等竞技娱乐，成为安史之乱前唐朝女性不可或缺的时装款式。
唐代女子的妆容最为丰富多彩，让人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在把面容当作一张绘图板在其上任由自己描绘浪漫的心情，唐代女性面妆的第一个步骤是敷面，女子喜欢用很厚的粉从额头一直敷到脖颈，肤白如雪，并以此为美，敷面之后便用手晕了胭脂涂在两颊，呈酒晕或桃花状，称为抹红；下来是点唇，用胭脂点个樱桃大小的红唇，显得很俏皮；然后用绿色或黑色黛眉。脸上已经这么多颜色了，她们还嫌不够，还要往脸上贴花钿，用的材料五花八门，甚至包括昆虫翅膀。唐代诗人元稹的笔下记录了她们扮妆的复杂“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这其中用以妆扮嘴角两边靥窝的花子即花钿是事先备好的，用时只需用舌尖轻点一下或者轻轻呵气，其上的胶即刻软粘，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将其贴在脸上或鬓上。花子的做工很是复杂，“油地轻绡碧且红，须怜纤手是良工”花子用的绢罗先要进行涂油处理，使之挺刮、透光性好，再剪出花、草、叶、鸟、蝴蝶等形状的彩花来，剪好的花子，还要用笔蘸上颜彩，点画出艳丽的花纹，十分好看。似乎，这样贴就的花钿并不牢靠，在她们跳舞的时候、骑马踏青的时候不免会如真的花瓣一般掉落，撩拨起诗人的怜香惜玉之情，“回裾飘雾雨，急节堕琼英。”“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掉落的花钿使人想到使用它的人时尚的妆容和曾经欢乐的一幕。
唐代对乐舞的喜爱和重视远远超过其它朝代，胡乐胡舞新颖的题材、热烈奔放的形式，既迎合了唐代追求时尚、乐于创新的精神，又感染着长安城女性的生活。唐代官廷设有太常寺和教坊等众多的乐舞教习与表演机构。唐玄宗时，在禁苑内设置梨园，挑选宫女，亲自教授法曲，法曲中最著名的曲子是《霓裳羽衣曲》，教成后合奏之声如仙人之乐，成为盛唐流行乐曲中最触动心灵的回忆。自居易极爱霓裳羽衣舞，白宫中观后，时常思之念之，他在《霓裳羽衣歌》中唱诵“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唐代，宴游之风很盛，地点也不局限于禁苑，身穿各色春装的丽人构成曲江池畔最美的景致，如杜甫《丽人行》诗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更有着男装、穿胡服，露髻、戴胡帽或者透额罗的年轻女子，带着乐器、弓箭以及助猎的猞猁、鹞鹰等跟随主人出游狩猎的，演绎出“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的宏大场面，蔚为一时之风尚，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颊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描述了女子狩猎中不让须眉翻身涉猎的英姿，唐代女性喜爱的游艺活动还有荡秋千、打马球、下围棋、斗双陆、投壶、藏钩等项目，游艺活动在唐代女性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们通过游艺活动强健体魄，愉悦心情，陶冶情操，表现自我的价值。
结语
汉代的深衣是我国古代自周以来形成的封建礼教与儒学思想在服装上的集中体现，深衣使舞蹈动作受限，只能依靠上身摇摆与手臂的舞动，是长袖舞与盘鼓舞流行的主要原因。南北朝受多民族文化以及西域胡服的影响，礼教的崩塌，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服装上的革新，加之战争中马战替代了车战以及垂足高脚坐具的发展，不合时宜的深衣制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裤装与胡服的绝妙搭配，原有的襦裙变得更为宽大，手脚重新获得了自由，使歌舞艺术变得丰富起来，展现出个性恣意与美到极致的魏晋风度。唐代社会思想开放、政治开明，广纳外夷、兼容并蓄，服装样式极大的丰富，音乐舞蹈百态穷尽，健舞呈现出“飞雪飘砜转蓬舞”的强烈节奏，软舞表现了“裙裾旋旋手迢迢”的柔美韵律。女性的时尚生活在汉唐的大背景下，带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气息，我们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实物资料，了解了时尚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象以及所具有的独具特色的美感，通过对女性生活的研究透视出汉唐都城长安的社会风貌与精神内涵，同时给今天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反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