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在其著名的《1929年大崩溃》中谈及股市下跌时写道：“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的漏气。”
　　很显然，开年的中国股市就如同被戳破的皮球，不仅气快泄光，而且信心又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救市的呼声再次响起。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股市20多年以来屡屡上演，并乐此不疲。当很多制度化的举措被人为叫停，当注册制引发的恐慌需要政府不断背书安抚股民的时候，中国股市终究还是没有实现自我的救赎，而是再次陷入历史的轮回。
　　在我看来，面对甚嚣尘上的呼吁政府出面救市的集结号，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由指数的暴跌，牛熊的拐点，转变成对20多年业已形成的股市哲学和理念的颠覆性选择问题，在指数下跌的压力下，我们是重新回归“政策市”的桎梏，还是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建设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成为关乎中国股市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李泽厚先生早年面对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发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呼吁，而面对中国各界再次出现的呼吁政府救市的“一致行动的逻辑”，中国股市确实需要在观念和价值观上重新进行启蒙。
　　始于2014年下半年人为催生的短命牛市，指数繁华的背后，掩盖了股市制度建设滞后的种种问题。现在想想，人造牛市是如何的可笑：在经济基本面极其困难，上市公司盈利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所谓的牛市却在2014年下半年悄然启动，其绝世的表现超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也很难用正常的经济学逻辑解释。为什么实体经济很差股市却逆势飞扬？有人将本轮牛市归结于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改革红利”，也有人将之归结于实体经济下行下货币宽松的预期，更有人将之归结于“国家意志”，强调做大做强牛市是一种“国家战略”。而这种“国家牛市”的战略更是得到了一系列的旁证：在本轮股指飙涨的过程中，每一次市场的调整，立即得到一些部门和国家媒体的力挺，一些金融部门的高层直言“股市繁荣可以反哺实体经济”，一些国家级媒体言之凿凿， “4000点之后牛市才刚启动”。感谢后来的暴跌，没有惨烈的暴跌，我们还沉浸在“资本大国崛起”的梦想中翩翩起舞，还陶醉于2014年全球最佳股市的虚荣中忘乎所以。更庆幸的是，在屁股摔得很疼的同时，暴跌也让我们检阅了关注中国股市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智慧，他们配合机构，向政府施压，力陈救市之重要性。在中国股市短短二十多多年的历史中，这似乎成了一个宿命和轮回：无论是暴跌还是暴涨，国人最终都会把眼光投向政府。诚然，股民在无奈之下，无力自救，只能求助于政府，似在情理之中。但把政府救市作为中国股市发展的定海神针，则是大谬，犯的正是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看到，无论是证监会暂停熔断机制，还是紧急出台限制大股东减持的措施，还是不断的向市场喊话，无不是政府针对短期的暴跌而采取的手忙脚乱的“安民”措施。大股东该不该减持？既然2005年的股改就是在大股东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换得了流通权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这个流通权收回来？这种对承诺的不遵守，事实上意味着中国股市最后的一点信用基础都在颠覆。
　　事实上，中国股市20多年没有太大进步，不断重复下跌后救市的游戏，这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绑架而已。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父爱主义的泛滥。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都会被民众的“理性预期”而化解。机构和股民就是看到了政府在指数下跌时一定会出手的底牌，就会形成一种风险层面的隐形担保。但是，无论政府出台任何救市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种寻租行为带来的暴利将诱使利益集团基本可以左右中国股市的走向，让中国股市在暴涨和暴跌之间波动，形成“瀑布市”，涨也好，跌也好，股民从来都不是政策的受益者。这种功利主义的举措显然将使中国股市进入最坏的“纳什均衡”：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的救市政策寻租，普通股民则成为这错综复杂关系中的最后埋单者被一轮一轮的暴涨和暴跌所绞杀。对于资本市场这一个信息至上的市场，一旦强势利益主体的特权地位得以确立，中小投资者很难摆脱被屠宰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股市短短的十几年的历史，对于政府救市的饮鸩止渴之危害，大家是有切肤之痛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一次暴跌之时，大家都忘记了过去的伤与痛，而把祈求的目光投向并非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政府呢？如果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救市来解决的话，也未免太简单，“救市”只能一时安抚民心，对于中国股市的真正问题，并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因为“救市”等措施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既然如此，就让监管层安心制度建设，从预防中国股市暴跌暴涨的长效机制去慢慢刮骨疗毒，而不要随着股指而陷入政策摇摆的误区。
　　韦伯曾言：“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论断，那么，对于中国股市的观察者而言，最重要的毋宁是——通过理念的更新，重新梳理政府和股民在整个制度链条中的权责与风险关系，通过制度对监管层的权力进行“减持”，通过法律支点，架构以法治为依托的股市信用关系，让市场的各种参与者脱离人身依附，将中国股市由具有浓厚寻租色彩的“身份市”改造成为“契约市”，让法治话语及其逻辑渗透监管层权力体系的重构中，这是未来中国股市发展的基本进路。
　　这种“范式转换”的难度不难想象，因为，要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和权力体制严重失衡的国家推进政府转型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步履艰难本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在各种矛盾最集中的中国股市里面，面对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高度冲突的利益博弈和各种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当前，管理层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围绕注册制构建合理的制度布局，对各种各样的不符合注册制的制度重新进行检讨和评估，系统清理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诸多制度隐患，寻找与发达国家的理念距离，并通过制度的努力，促进理念与制度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另一方面，站在为历史负责的角度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的范围，彻底“放权让利”，邓普顿勋爵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与观念。”如果我们不能为中国股市本身建构一种文明的哲学和宠辱不惊的文化，不能为世界资本市场之进步奉献价值观，即使牛市再来，指数飞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繁华过后，涨潮落去，最后发现，我们仍然是资本市场的侏儒。
　　放弃救市吧，这是中国股市成人礼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