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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消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1961年傅高义被费正清等人物色，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由此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花十年时间写出名作《邓小平时代》他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从而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结缘中国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他的一位教授对他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
1958年，傅高義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没想到，机会不期而至。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5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比如费正清认为，这时应该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一些基金会也认同这个看法，它们愿意出钱来支持中国问题研究者，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当时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是这些寻找者之一。痛感“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的费正清，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我们的规模很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熟悉中国的傅高义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傅高义。
研究中国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
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考虑之下，我决定不研究全部中国，而研究广东，因为材料和可以访谈的人都比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此时，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傅高义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请他来美国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来看收集到的中文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傅高义与助手这样老老实实地每天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其实在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傅高义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那时候的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虽然那时候傅高义已经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接班费正清
1973年，费正清从东亚中心退休，比他小25岁的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美国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傅高义却不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一直是搞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费正清是教历史的，当然我跟他们很熟，也听他的课，但我不算他的学生。”傅高义解释说。
“费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讲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帮他做研究。”傅高义坦率地说，“他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统的工作。‘二战’以前，中国历史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国历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费正清是哈佛出身，是这里的领导人，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他有些骄傲，他的妻子（费慰梅）也来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镇长大的青年。”傅高义半开玩笑地说。尽管从学术上还是性格上，自认与费正清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总的说，傅高义仍然表达了对费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仅仅在哈佛，在全国的贡献也很大”。
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也青睐有加，从1967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而在担任副主任的时候，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慢慢解冻。
“尼克松访华之后掀起了中国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些事情。费正清认为，哈佛大学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责任，对全国也有责任，因为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地位，所以我们有责任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仅在学术方面，在外界也应该讲课，我也完全同意这个做法。我们的很多演讲，不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我们当然是想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影响不大。”傅高义微笑着说，“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让老百姓了解中国，否则，政府的决策也无法推行下去。”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说，日本一些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国人应该多学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优点，比如质量管理、学生考试制度、人寿命的延长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们好。”傅高义说。
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谈起这个话题，傅高义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有一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別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朱镕基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再有机会写一本书的话，你会写谁？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再写他的书了。”傅高义不无遗憾地感慨道。
进入中国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国务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傅高义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傅高义与基辛格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常常在这里见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找费正清和傅高义这些“中国通”们，聊了一次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快会参加联合国，所以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用什么办法、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是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3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傅高义解释：“因为我会说汉语，又对广东情况比较了解。”而麻省前州长出访广东时，也曾邀请傅高义做随行翻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傅高义得以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于是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
1961年傅高义被费正清等人物色，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由此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花十年时间写出名作《邓小平时代》他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从而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结缘中国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他的一位教授对他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
1958年，傅高義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没想到，机会不期而至。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5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比如费正清认为，这时应该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一些基金会也认同这个看法，它们愿意出钱来支持中国问题研究者，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当时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是这些寻找者之一。痛感“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的费正清，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我们的规模很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熟悉中国的傅高义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傅高义。
研究中国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
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考虑之下，我决定不研究全部中国，而研究广东，因为材料和可以访谈的人都比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此时，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傅高义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请他来美国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来看收集到的中文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傅高义与助手这样老老实实地每天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其实在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傅高义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那时候的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虽然那时候傅高义已经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接班费正清
1973年，费正清从东亚中心退休，比他小25岁的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美国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傅高义却不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一直是搞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费正清是教历史的，当然我跟他们很熟，也听他的课，但我不算他的学生。”傅高义解释说。
“费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讲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帮他做研究。”傅高义坦率地说，“他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统的工作。‘二战’以前，中国历史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国历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费正清是哈佛出身，是这里的领导人，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他有些骄傲，他的妻子（费慰梅）也来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镇长大的青年。”傅高义半开玩笑地说。尽管从学术上还是性格上，自认与费正清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总的说，傅高义仍然表达了对费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仅仅在哈佛，在全国的贡献也很大”。
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也青睐有加，从1967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而在担任副主任的时候，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慢慢解冻。
“尼克松访华之后掀起了中国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些事情。费正清认为，哈佛大学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责任，对全国也有责任，因为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地位，所以我们有责任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仅在学术方面，在外界也应该讲课，我也完全同意这个做法。我们的很多演讲，不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我们当然是想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影响不大。”傅高义微笑着说，“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让老百姓了解中国，否则，政府的决策也无法推行下去。”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说，日本一些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国人应该多学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优点，比如质量管理、学生考试制度、人寿命的延长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们好。”傅高义说。
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谈起这个话题，傅高义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有一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別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朱镕基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再有机会写一本书的话，你会写谁？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再写他的书了。”傅高义不无遗憾地感慨道。
进入中国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国务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傅高义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傅高义与基辛格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常常在这里见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找费正清和傅高义这些“中国通”们，聊了一次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快会参加联合国，所以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用什么办法、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是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3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傅高义解释：“因为我会说汉语，又对广东情况比较了解。”而麻省前州长出访广东时，也曾邀请傅高义做随行翻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傅高义得以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于是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