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收集了我近年所撰写的十四篇批评文字，严格说，它算不上什么批评史，充其量不过是批评史中的碎片或边角料。当然，这里的碎片并非本雅明所言寓言式的书写，但它同样携带着历史的印痕。即便如此，为了使全书更趋于完整性，我邀请四位年轻有为的同行补充撰写的四篇文章也一并收入其中。此书以我的文章为主，倘若此类“批评史中的作家”能有续篇的话，我想应该以他们为主，届时我能为辅配合几篇已属幸事。说这些话不是因为美德，而是此类写作是和体能分不开的。
　　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此类与批评有关的文体几乎成了我文字生涯的唯一选项，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能力和人生的同样有限。但我始终对批评的作用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美国批评家亨利-路易斯·门肯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批评本身，从实质上看，无非是将一己之说变得貌似合理。”当然，门肯这样说，那是因为文学批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只占一小部分，况且，在韦勒克看来，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不可能名垂青史。能否名垂青史，对撰写鸿篇巨著批评史的韦勒克可能很重要。对我等而言，就不在思考之列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赞同门肯的看法。“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必须在进行探究时运用个人局限的范围之内存在的任何手段。他必须运用任何将会生效的工具来产生他的效果。”门肯的这一强调似乎更切中批评的要害。不管怎么说，我理想中的批评就在乎这一点。说到底，批评是一种实践，而不应该是贫血的经院研究。
　　批评往往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崇尚慢条斯理的分析，晒干鲜活的真实，使其成为长久可储存的“材料”。而唯其如此，小说所喜爱的社会肌质、不着边际，迷恋纯粹的偶然性，渐渐地为课堂上的滔滔不绝、书写上的言词确凿所抽干。批评总是致力探索创作的模式，并提醒作家注意深陷模式的危害，但它很少自我反省，并不注意批评自身的模式：批评的每一种模式都未曾开始就有了一个“整体的画面”，或者认定某种“总体形式”。阅读还没有开始，结局就已经在望。这是作为新阐释学者的斯潘诺斯所竭力抵制的。斯潘诺斯试图清算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形而上学”思维，结局自然无果而终。但他为读者的个人创造性活动和发现多角度空间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文本是永不枯竭的。因此，文学史是永远开放和常新的。
　　批评之难还在于它只是一种从属的艺术。相对而言文本是唯一的，而阐释则是多种多样的。做一个批评家，就是放弃自我，接受他人的自我，接受一系列他人的“自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他向一连串的人不断地让出位置，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强加于他一种新的存在。批评家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连续存在。此类观点虽赞同者不多，但却也是经验之谈。虽不能说完全放弃自我，做得最好的也只止于一种对话，至少你得学会与不同的文本对话。至于那种仰仗于权力，依附于主体意识形态的发号施令，只能是对文学的扼杀，连批评都说不上。理想的批评是一种不放过细枝末节，但却把视线瞄准在整个人类状态上的文学研究；合格的批评既表现出对自我的关注，又表现出对世界的关注，既深入探究虚无主义又充分肯定生活，既体现深刻的负面因素，又深刻地表现正面因素，既留意外部世界的变化，又十分尊重激情和情感的内在王国。创作的动机是复杂的，情绪是微妙的，真正伟大的作品都表现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困惑与爱恨情仇的难解。批评家也是活生生的人，同样面临着生活的难题和人性的迷乱，他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理在握的判官，但他确确实实有责任做到“对于道德生活本身的危险的洞察”（特里林语）。所有这些要求都不错，但于实践而言，谈何容易。如今这个尊重交换价值的时代，阅读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作品，写下的只是几千字、上万字的文章，如果不是为了学位、职称，不是为了体制化的学术地位，这种活又有谁干！
　　最近，有机会重读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两本书。尤其是那本《伊甸园之门》，我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过其影响的肯定不止我一人。迪克斯坦与同时期美国文学的交锋与对话，就其即时陛意义而言，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如今，他所谈论过的作家可能还有人阅读，但其批评文字已步入被遗忘的队伍。批评史的一个勉为其难的作用就是挽救那些被遗忘的文字，但一不小心它自身早已是一种“遗忘”的工程。难怪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为其论文集《途中的镜子》所撰写的前言中感叹遭：“文学批评家却往往在玩一种必输无疑的游戏：用解释文学作品的语言来和作品本身的语言竞赛。批评可以有效地阐释各种艺术，但却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真正需要批评，哪怕是以晦涩出名的作品。”并不清楚迪克斯坦所讲“真正需要”的含义所在，我的看法是作为依附l生质的批评实践，在自我肯定和自我颠覆之间很难自圆其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文学批评的“主义”少有个体文本的批评实践的原因。每一次具体的解释活动都是有限的，但解释是无限的，因为每一部作品的含义都是无限的。许多文学批评的“主义”把着眼点放在无限的循环之中，而具体的解释只能成为一种理论的例证而已。
　　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撰写其第一篇连续解释一部文学文本的文字《论威廉·延森小说<格拉迪瓦>中的妄想和梦想》（1907年）。弗洛伊德十分详细地复述了延森的这部小说，将作品解释为展示了压抑的典型范例。弗洛伊德称道，延森确切地诊断、分析了主人公的歇斯底里。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简直是在把这篇故事意译为他自己的病例分类。延森起初拒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延森便被说服了，似乎认可了弗洛伊德的解释貌似有理。延森的抵制态度使弗洛伊德感到不快，后来便诋毁这篇故事。不知是因为此类批评对建立心理分析理论的价值不大，还是因为此事引起的不快。弗洛伊德在多年之内都避免撰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此事还有后话，受弗洛伊德此文的启发，有人设立了“格拉迪瓦”奖，授予在心理分析方面有贡献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导演和演员。弗洛伊德的事例有点特殊，那是因为弗洛伊德名重天下。但其反映出批评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却是人之常情，这是批评生活中日常可见的一道风景线。我很赞同韦勒克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用理所当然来评点此事。 　　我对批评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热衷于批评文字的生活状况，阅读和写作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并不是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各种各样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本。它们延伸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它既丰富也改变了我对自我人生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批评有多么崇高，但也不否认批评应具有独立的使命感：那种执著而不带有偏见，随时准备孤身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批评究竟是一个知识与品位的问题，还是仅仅是向学生介绍文字的方法？看来，后者已经在一种体制的作用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人成了消费者，而且就像他所消费的产品，当学术论文自身也成了大批生产的产品时，学院已俨然不是想象中的象牙之塔，它本身也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桑塔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有名的论文《反对阐释》（1964年）指出，“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它的物质丰裕，它的拥挤不堪——都使得我们的知觉成了愚钝的同谋……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知觉。我们必须学会多看、多听、多感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激情的、透明的、描述性的批评，而不是那种使艺术作品黯然失色、累赘不堪的实用主义解读。“解读就是使其枯竭”，“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反动的”，“今天很多艺术都可以理解成由对阐释的逃逸而激发”。桑塔格卓尔不群、名重一时，可惜的是后继乏人，难以与“主义”和“流派”为伍。
　　批评也可以如保罗·德曼所说的是“阅读行为的隐喻，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批评就像现代哲学所做的那样，是在寻找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判决或解释性的总结。批评是一条要走的路，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新批评和神话批评的“哲学实在论”和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批评可以以一种背道而驰的决绝共同存在于世的缘由。文学文本作为作品而不是物体让我们面对历史，唤醒我们生存于世的个人经验。“我们已经忘记，文学作品不是一件可以任意揉捏的物体，它是来自过去的人类声音，一个我们必须复活的声音。对话，而不是解剖，才是打开文学作品之门的钥匙。”作为阐释学派的帕尔默对“哲学实在论”的批驳是那么的雄辩有力，但这并不妨碍“新批评”、“神话批评”作为庞然大物存活于世。一切理论都有自我表现的倾向，排斥他者，以彰显自己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到头来，各奔东西才是它们的宿命。我不喜欢活学活用，即便它有合理之处，因为那句“立竿见影”紧随其后，至今都能使我感受到一种恐惧。
　　如果“当代”要有什么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它就必须意味着为我们定义或聚集了时间的某种东西，这东西似乎塑造了我们时代的面目，或者形成了这时代了解自身的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当代文学批评历经数十年的历程，它的今日总也离不开昨日的身影；其对昨日的记忆也难免掺杂着今日的眼光。这既是一种自我颠覆，也是一种自我的修复。文学批评的即时性，既十分注重对小说的第一反应与品评，又十分重视经历几十年阐释洗礼的创作历程的重新评论。所谓“批评史中的作家”，指的正是批评的循环。
　　今年是“杭州会议”三十周年，经历了无数人不同视角的文字记忆，如今它的身影已是模糊不清了。往事不堪回首，何况今日我们穷于应付忧郁的后现代时期的形形色色的颠覆与解构，病态的精神生活、怯懦的逃避主义、高嗓门的犬儒主义、自以为得意的舒适、龟缩在狭小圈子的自我独尊，正在左右着我们的批评；我们能否在文学鼎盛时期已成过去、批评风光不再的当代，仍然初衷不改地保持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执著；当年的寻根者是否还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根”正在飘移；当年的探索者是否还能清楚地意识到，往日不为大众眼球所左右的创新精神，如今已然被“时尚”所吞没。我们被太多的问号所缠绕，我们渴望真相能浮出水面，问题是真相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三十年前我们同样被无数的问题所纠缠，积重难返的时代状况，学习总是东鳞西爪，阅读更是饥不择食。那个时候，年轻人什么问题都敢质疑，自信是其底色，相信曙光就在眼前，真理越辨越明。我今天还记得，杭州会议期间，吴亮不知是由于感冒的缘故还是一路上说话太多，到了会议期间却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可到了晚上说梦话，依然是白天会议上的发言，滔滔不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阿城，因为天气寒冷，他把双手伸向炉子上的烟筒，突然像被烫了一下似得缩回来，实际上炉子是冰冷的。但他的行为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今天回想起这些趣事，忽然间有所醒悟：原来文学是这样处理问题的。
　　小说形式骄傲地宣布与其先驱的革命性决裂后，却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它们。批评又何尝不是这样，各种主义的轮番登场，东西方不同方法的理解与误解，都缘之于彼此差异的“寄生性”。弗兰克·克默德曾将两种历史作为对照：一种是纯粹的时间流逝，他称之为时序；另一种是某一戏剧性的时刻，在这一瞬间，时间突然具有“周期性”，“饱含源于其与终结时刻关系的意义”，他称之为机。某件事发生了，接着是另一件，之后又发生了有可能改变一切的其他事。这也是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批评史中的作家”的文章，更多地是倾向于后者：利用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一部最近作品的评论，重温对此作家作品的全部批评及作家本人的言说。许多事件和言说已然成了过去，时过境迁而无法重现，我们能做的，只是寻找一种剩余物。这是我所理解的批评史。
　　二○四年三月十六日于上海
　　程德培《批评史中的作家》，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