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那时候，老钟爱好朗诵，常模仿当时颇为流行的“星期天朗诵会”，朗诵一些诗歌。老钟读高三那年，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初试通过了，这让他扬眉吐气。复试需要面试；我看得出他很兴奋，也很紧张。面试那天，老钟把自己打扮得油光水滑，早早地骑着他爸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去了电影学院。
　　那天下午放学见到他，问他：考得怎么样？他眉毛一扬说：没得说！他告诉我，先要他朗诵一段自选的篇目，他朗诵了《林海雪原》攻打奶头山的一段。这一段他轻车熟路，得到考场老师的好评。接着，老师把桌上一个墨水瓶递给他，让他以此为小道具，表演一个即兴小品。这是面试的重头戏。看得出，他很得意，很满意自己的这个即兴表演。我催他赶紧说说他是怎么演的这个小品。
　　他说：“我先朗诵了一段《囚歌》，朗诵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的双眼紧盯着面前的老师们，停顿了好半天。你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要盯着他们停顿吗？”我说：“不知道。”
　　“这就是艺术了，知道中国画里的留白吗？停顿，就是留白。坐在前面的那一排老师，我把他们想象成高叫要给我自由的人！我就有了一种现场感。你懂吗？现场感，是表演情境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说里最重要的。”听着他这番慷慨陈词，知道他还沉浸在白天的面试里呢。
　　“那你不能朗诵完这首诗就齐活了吧？那个墨水瓶呢？”我催问他，这是考试关键的地方。
　　他瞅了我一眼，颇为得意地说：“这就吃功夫喽，道具不论大小，得用得恰到好处，秤砣虽小压千斤，知道吗？我边朗诵着，边拧掉墨水瓶的盖儿，最后我把诗句给改了一下（此时，他特得意），我朗诵道‘让我把这活棺材和你们一起烧掉’；同时，我把手里的墨水瓶朝那帮老师扔过去。”
　　尽管我非常佩服老钟面试考场上出色的即兴表演，但最终他没考上电影学院。他说，是那个墨水瓶让我倒的霉，我没处理好！毕竟墨水把人家的白衬衫都给染了。第二年，老钟接着考电影学院。这一次连复试都没挤进。
　　秋天，老钟找了份工作，到我们大院附近的一所小学当老师，教语文课。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是他的长项，最受学生的欢迎。他朗诵的时候，满教室鸦雀无声，他声音洪亮，会荡漾出教室的窗外，回响在校园里，引来好多老师驻足倾听，成为学校一景。
　　我们大院有在那所小学上学的孩子，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讲这些事的时候，我看见旁边老钟的父母脸上笑容绽放。没过几天，那些孩子又带回关于老钟的新消息。老钟组织了个课外朗诵小组，他负责辅导学生的朗诵训练，还照当时“星期天朗诵会”的模式，也组织一个朗诵会，颇受欢迎。过新年的时候，他还组织了“迎接新年朗诵会”，邀请校长和家长参加，更是大获好评。
　　举办这场朗诵会之前，老钟让我帮他写了一首迎接新年的朗诵诗。那时，我刚上初三，喜欢上了写诗——要说也是受老钟的影响。朗诵会那天，老钟也邀请我去。现场听到那么多掌声和他们校长对老钟的表扬，我很為他高兴。炉灰渣儿也有放光的时候，更何况在我眼里老钟是金子呢！
　　三年过后，我高三毕业，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过关，复试之前，找老钟求教。老钟对我说，面试中即兴小品是关键，一定要认真对待，我的教训要吸取，千万别大意失荆州！考试那天结束回家，老远就看见老钟站在我们大院的大门口等我呢。看得出，他比我还要紧张。那天夕阳辉映下老钟的身影，常让我想起，像是一幅画，垂挂在我的青春记忆里。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小学同学的名字常常花开一样蹦出脑海，但中学和大学好多同学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有一个女同学叫孟霭云，有一个女同学叫甘学莲，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她们一定出身于书香门第，否则不会对云和莲这样两种中国古人喜欢的清幽东西情有独钟。前些日子，我路过孟霭云的家门，那是老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进院门就是西厢房山墙的靠山影壁，拐进去就是她家的独门独院。院子老破得如我一样了，但童年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大门上的门联斑驳脱落了，当年刻的什么字，记不起来了，孟霭云的名字却如石刻一般，没有被日子湮没。
　　还有一个女同学，是我们少先队的大队长，叫秦弦。这个名字好记，因为容易产生联想，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姓氏，便也就有了韵律，鲜活生动起来，而她自己本来就活泼可爱，名字像是一艘小船，带着她更轻盈地荡漾在明快的水波当中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姓麦，起名叫素僧。本来姓麦的在北京就少，还叫素僧，这个名字很奇特，隐含着父母一辈人的文化密码。当时，老师点名点到她时，禁不住停了一会儿，头从点名册上抬了起来，望了望答到的这个女孩子。我们好几个同学私底下猜测，是不是她家信佛呀？但她家并没有人信佛。
　　算起来，我小学毕业已经47年，和小学同学分别的47年里，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我不知道她们的下落。好奇心驱使，去年夏天，我找到当年麦素僧的家，那里很好找，是离我们小学校不远的一个叫广州会馆的大院。但那个大院早已经拆掉盖起了高楼，幸存的老街坊告诉我，麦素僧初中毕业随父母一起迁到广州，那里是她的老家。
　　细想一下，我已经记不起小学同学的具体模样了，即使她们真的走到我的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奇怪的是，她们的名字，我记得那样清楚，那么多年过去了，她们的名字还像当初校园里盛开的鲜花一样鲜艳。也许，这就是符号的力量，将时代与人生浓缩并抽象，在记忆的作用下让逝去的日子得以升华。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四十多年没有相见的中学校友聚会，星期天重回校园。天气好得和四十多年前一样，校园美丽得也和四十多年前一样，只是我们各自两鬓飞霜，都已经老了。校园具有魔力，让我们又重返青春年少的时候，许多逝去遥远乃至淡忘的记忆，在校园里瞬间复活，有人轻声唱起了那时候我们唱过的《水兵远航》和卡彭特的老歌yesterday once more。
　　我提议回原来读书时三楼的教室里看看，大家都同意，纷纷地登上三楼，楼梯在脚步下响着四十年前的节拍。没有学生的楼道，清静得如同电影中回放的默片，将时光倒流。在逆光的影子里，我似乎能够看到那时候的我们踩着清脆的下课铃声，如同炸了窝的蜂群一样在这楼道里疯跑着，向楼梯涌去。 　　四十多年前，我们都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毛孩子。上午第四节课，总让我们上得有些心旌摇荡，谁都在蠢蠢欲动，都想在下课铃声打响的时候，第一个冲出教室，或是第一个冲进食堂，那时我们的肚子总也填不饱，早就饥肠辘辘了；或是第一个冲进操场，那里有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稍微一晚，就会被别人占领。中午时分，我们再不属于教室和书本，而属于食堂和乒乓球台。
　　那时，我们几乎都会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到教室的那占据整整一面墙的一扇扇玻璃窗前。我们教室窗户都朝北，顺着窗户稍微西北的方向就是北京火车站，直线距离大约不到一公里，北京站的钟楼能够清晰地看得见，琉璃瓦的楼顶，在正午的阳光下流光溢彩。
　　那时的中学生不像现在几乎个个都有手表，北京站的大钟就是我们公共的手表了。虽然市声喧嚣，我们听不见大钟正点的悠扬钟声，但是，大钟的数字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在下课前的那几分钟内，我们都伸长了脖子（老师笑我们是“长脖老等”，“老等”是北京人对鹤的称呼），眼睛都死死地盯在窗前，当时针和分针在12的地方会合的那一刹那，我们会像听到发号令起跑的运动员，瞬间如同开闸的水奔涌而出教室，毫无顾忌地把老师甩在身后。
　　教室的窗前，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多少向往。
　　如今，我們又回到了教室。除了桌椅和黑板换了，教室没有多大的变化，那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还是那样的明亮，被小校友擦得格外明亮。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但是，坐在座位上，再怎么如“长脖老等”一样抬头眺望窗外，却再也看不见北京站的大钟了。
　　其实，北京站的大钟依然还在那里。我们看不见了它，是因为在它和教室之间，密密麻麻建起来了许多座楼盘。小区的名字都很好听，幸福家园、新景家园、富贵园、枣园新居……都是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楼，拔天立地，都高过了北京站的钟楼，一层层，如同屏风一样，水泥钢筋的森林，切割开了天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我忽然有些失落，因为在进教室前，我自以为还能如以前一样看得到那钟楼。我却是那样的智商低下，逝者如斯，时光如一个雕刻师，把人都雕刻得面目皆非，怎么可能让记忆停摆而定格在四十年前呢？
　　是许多遮挡我们眼睛的东西，往往是我们自己搭建起来而自以为是重要的。我们不懂得留白，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满满堂堂，就像把我们的房间里塞满金碧辉煌的家具，以为那才叫做丰富。于是，我们的眼睛越来越望不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近视。
　　（选自《同桌的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