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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1928年生，陕西佳县人。1945年调入中央机要科工作，1947年随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1952年给毛主席担任机要秘书，1962年返回陕西，先后在省委、省人民政府機关及地、县工作。1976年10月8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央要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消息，立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求去看守毛主席纪念堂。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翻出保存的与毛主席有关的物品反复端详。睹物思人，高智不禁回忆起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光。
批斗会斗出个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正在蓝田县进行社教的工作队。一时间，社教干部自上而下地受到冲击。来自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担任蓝田县三里镇公社五里头大队社教组副指导员，未能逃过此劫。
批斗他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他1963年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西沟大队一个小队搞社教时，在他的主持下，群众将张老汉选为贫协主席，由于张老汉卖过6辆自己做的架子车，就有人说他“走地富路线”；二是他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为什么后来下放到陕西，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高智不得不“交代”自己的身世。
他1928年出生在陕西省佳县，10岁上小学，16岁考进绥德师范，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被选派到杨家岭中央机要科，此后在中央前委机要科、中央机要处工作，1952年至1962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62年4月19日，毛主席征求高智对工作的意见。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毛主席身边，但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他表示愿意回陕西工作。高智回到陕西后，听从省委领导的安排，到省委政研室做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1963年9月，省领导认为他在中央见过大世面，安排他到急需人员的省外事办，担任负责接待外宾的一个小组组长。
省社教总部的领导得知高智的情况后，派来两位干部参加高智批判会……同时澄清了高智回陕西工作的原因等问题。
就这样，对高智的批斗终于结束。
与毛主席的最后晤面
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时，天天见毛主席，不觉得什么，离开中南海后，高智对毛主席的思念与日俱增，甚至后悔不该离开毛主席，应当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辈子。他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毛主席。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65年1月，高智获得一个出国访问的机会。因为代表团要到北京集中，他可以借机看望毛主席。
1962年4月19日那次毛主席与高智的谈话长达70分钟，其中毛主席的一句话被高智永远记在心中：“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
为此，高智没有乘飞机，而是特意坐火车前往北京。那天，他一夜没有合眼，详细记录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状况，有多少个隧道，每个隧道有多长，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1月13日下午，一下火车，高智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由于离开中南海仅两年多时间，警卫室站岗的同志都认识，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进去了，经过怀仁堂、居仁堂，走进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
听说毛主席正在休息，高智便在值班室等候。不久，电话响了，接替高智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说了声“主席醒了”，就急忙奔向毛主席的卧室，不多时返回卫士值班室，告诉高智：“主席让你马上去。”
徐业夫为毛主席倒了杯茶水，端着走在前面，高智跟在后面。走进毛主席的卧室，徐业夫对毛主席说：“主席，高智同志来了。”
毛主席正躺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声音后放下报纸，伸出手。
高智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说：“主席，你好！”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连忙拉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高智简要地汇报了陕西的外事工作和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倾诉了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
在毛主席的询问下，高智介绍了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状况。
毛主席显得格外兴奋，说：“我在江西只（住了）7年，在延安（住了）13年啊！”
他一边说，一边掰着指头计算年数，然后说：“在那个时候（指陕北），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再吃吃那里的小米，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看表，已和毛主席谈了40多分钟的话，毛主席醒来后尚未吃饭，晚上还有会，便起身告辞。毛主席握着高智的手，让他出国访问回来时再来看他。
当晚，高智还随毛泽东到春耦斋参加舞会。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到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1974年2月，高智被调回省外事办。1975年秋，高智到户县参加领导班子整顿，经常看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从那苍老、迟缓的面目表情、动作，他意识到毛主席衰老了，终日忧心忡忡，尤其是周总理去世后，他更是忐忑不安。
高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清楚地记着，1976年9月9日下午3点，收音机里随着哀乐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
高智感觉像天塌下来了，下班回到家，喝了一天一夜的酒：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不是让我给您打前站，您要回陕西看看，可您还没有回陕西，怎么就走了？
于是，高智向组织要求去北京参加悼念活动，那时不能随意进京，组织不同意。后来，他要自费去，也未被许可。
正当他茶饭不思，整日以酒消愁时，9月13日，北京有关人员来电话，责怪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李敏也催问了几次。你和你爱人最好明天就来。”
第二天傍晚，高智乘飞机到了北京，住进了民族饭店。在这里，他见到了叶子龙、罗光禄、李银桥等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
9月16日下午5点，高智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当他见到毛主席遗容时，压抑许久的悲痛终于爆发出来，失声痛哭。
18日下午，在治丧委员会的安排下，他又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追悼大会。
离开北京前，他将一副麻将交给了李敏。这是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高智离开中南海时，作为纪念物保留，现在他认为应该由毛主席的子女保存。
辛勤笔耕追忆毛主席
回到西安，高智像是得了一场大病，身体极度虚弱，心里空荡荡的，总觉得自己当年不该离开毛主席。
10月8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央要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消息，立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求去看守毛主席纪念堂。
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翻出保存的与毛主席有关的物品反复端详。
睹物思人，高智不禁回忆起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光。
这时有知道高智经历的媒体，约他撰写回忆毛主席的文章。
高智试探着写了几篇，文章很快在媒体上刊登。之后，更多的媒体向他约稿，他就一篇接一篇地写，其中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连载了一年。
一时，高智成了回忆毛泽东文章的抢手作者，总共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自己也记不清。
在此期间，他的职务发生了多次变化，1980年担任省外事办副主任，1983年调到省政府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担任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1995年离休。
1996年5月下旬，高智到北京时，看望了已从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下来、自己的老领导杨尚昆。
杨尚昆见到高智十分高兴，交谈间向高智提出，应当写些关于毛主席的事情。高智说，已经写了一些。杨尚昆说，要多写一些。
两年之后，高智出版了《毛泽东给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书信手迹选》一书。
在编写《毛泽东给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书信手迹选》一书时，高智收集到许多毛主席和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他又开始编写《毛主席和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一书。
（摘自《西安晚报》2014年12月16日）
批斗会斗出个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正在蓝田县进行社教的工作队。一时间，社教干部自上而下地受到冲击。来自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担任蓝田县三里镇公社五里头大队社教组副指导员，未能逃过此劫。
批斗他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他1963年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西沟大队一个小队搞社教时，在他的主持下，群众将张老汉选为贫协主席，由于张老汉卖过6辆自己做的架子车，就有人说他“走地富路线”；二是他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为什么后来下放到陕西，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高智不得不“交代”自己的身世。
他1928年出生在陕西省佳县，10岁上小学，16岁考进绥德师范，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被选派到杨家岭中央机要科，此后在中央前委机要科、中央机要处工作，1952年至1962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62年4月19日，毛主席征求高智对工作的意见。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毛主席身边，但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他表示愿意回陕西工作。高智回到陕西后，听从省委领导的安排，到省委政研室做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1963年9月，省领导认为他在中央见过大世面，安排他到急需人员的省外事办，担任负责接待外宾的一个小组组长。
省社教总部的领导得知高智的情况后，派来两位干部参加高智批判会……同时澄清了高智回陕西工作的原因等问题。
就这样，对高智的批斗终于结束。
与毛主席的最后晤面
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时，天天见毛主席，不觉得什么，离开中南海后，高智对毛主席的思念与日俱增，甚至后悔不该离开毛主席，应当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辈子。他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毛主席。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65年1月，高智获得一个出国访问的机会。因为代表团要到北京集中，他可以借机看望毛主席。
1962年4月19日那次毛主席与高智的谈话长达70分钟，其中毛主席的一句话被高智永远记在心中：“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
为此，高智没有乘飞机，而是特意坐火车前往北京。那天，他一夜没有合眼，详细记录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状况，有多少个隧道，每个隧道有多长，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1月13日下午，一下火车，高智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由于离开中南海仅两年多时间，警卫室站岗的同志都认识，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进去了，经过怀仁堂、居仁堂，走进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
听说毛主席正在休息，高智便在值班室等候。不久，电话响了，接替高智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说了声“主席醒了”，就急忙奔向毛主席的卧室，不多时返回卫士值班室，告诉高智：“主席让你马上去。”
徐业夫为毛主席倒了杯茶水，端着走在前面，高智跟在后面。走进毛主席的卧室，徐业夫对毛主席说：“主席，高智同志来了。”
毛主席正躺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声音后放下报纸，伸出手。
高智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说：“主席，你好！”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连忙拉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高智简要地汇报了陕西的外事工作和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倾诉了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
在毛主席的询问下，高智介绍了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状况。
毛主席显得格外兴奋，说：“我在江西只（住了）7年，在延安（住了）13年啊！”
他一边说，一边掰着指头计算年数，然后说：“在那个时候（指陕北），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再吃吃那里的小米，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看表，已和毛主席谈了40多分钟的话，毛主席醒来后尚未吃饭，晚上还有会，便起身告辞。毛主席握着高智的手，让他出国访问回来时再来看他。
当晚，高智还随毛泽东到春耦斋参加舞会。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到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1974年2月，高智被调回省外事办。1975年秋，高智到户县参加领导班子整顿，经常看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从那苍老、迟缓的面目表情、动作，他意识到毛主席衰老了，终日忧心忡忡，尤其是周总理去世后，他更是忐忑不安。
高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清楚地记着，1976年9月9日下午3点，收音机里随着哀乐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
高智感觉像天塌下来了，下班回到家，喝了一天一夜的酒：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不是让我给您打前站，您要回陕西看看，可您还没有回陕西，怎么就走了？
于是，高智向组织要求去北京参加悼念活动，那时不能随意进京，组织不同意。后来，他要自费去，也未被许可。
正当他茶饭不思，整日以酒消愁时，9月13日，北京有关人员来电话，责怪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李敏也催问了几次。你和你爱人最好明天就来。”
第二天傍晚，高智乘飞机到了北京，住进了民族饭店。在这里，他见到了叶子龙、罗光禄、李银桥等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
9月16日下午5点，高智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当他见到毛主席遗容时，压抑许久的悲痛终于爆发出来，失声痛哭。
18日下午，在治丧委员会的安排下，他又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追悼大会。
离开北京前，他将一副麻将交给了李敏。这是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高智离开中南海时，作为纪念物保留，现在他认为应该由毛主席的子女保存。
辛勤笔耕追忆毛主席
回到西安，高智像是得了一场大病，身体极度虚弱，心里空荡荡的，总觉得自己当年不该离开毛主席。
10月8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央要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消息，立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求去看守毛主席纪念堂。
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翻出保存的与毛主席有关的物品反复端详。
睹物思人，高智不禁回忆起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光。
这时有知道高智经历的媒体，约他撰写回忆毛主席的文章。
高智试探着写了几篇，文章很快在媒体上刊登。之后，更多的媒体向他约稿，他就一篇接一篇地写，其中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连载了一年。
一时，高智成了回忆毛泽东文章的抢手作者，总共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自己也记不清。
在此期间，他的职务发生了多次变化，1980年担任省外事办副主任，1983年调到省政府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担任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1995年离休。
1996年5月下旬，高智到北京时，看望了已从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下来、自己的老领导杨尚昆。
杨尚昆见到高智十分高兴，交谈间向高智提出，应当写些关于毛主席的事情。高智说，已经写了一些。杨尚昆说，要多写一些。
两年之后，高智出版了《毛泽东给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书信手迹选》一书。
在编写《毛泽东给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书信手迹选》一书时，高智收集到许多毛主席和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他又开始编写《毛主席和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一书。
（摘自《西安晚报》201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