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场“地震”，这场波及全国的心理“地震”，“震中”也在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牵头一项样本量达76530人的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月9日到2月23日，调查对象来自全国。调查结论显示，武汉公众的失眠、抑郁、疑病、强迫、躯体化、焦虑、恐惧等心理症状最为明显，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当地人们体验到的不适情绪更强烈，适应状态更差，需要重点关注。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光荣认为，到了疫情后期，武汉最需要担心的人群有四类：治愈出院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和丧亲的市民。

疫情心理影响较地震广泛

　　网络上，一位曾经病重、如今治愈出院的老人，用长长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老人是退休的摄影爱好者，1月26日因新冠肺炎住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天，目睹了同病房病友的去世，经受了一个病区7人死亡的恐惧，但他幸运地被治愈，2月14日出院。
　　回到社区，世界对于老人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出院一个多月，总共出门4次，只要是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的人，都对他避之不及。让老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之间情感上的隔阂。
　　新冠肺炎病毒侵袭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
　　江光荣教授认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与舆论、舆情、民意等相关。另一个层面是疫情对个体或者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江光荣教授对人群心理状况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灾害、其他突发灾害以及发生在局部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不同，新冠肺炎波及面广，全国各地的民众，甚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经受着疫情。“全国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他们既是来帮助别人的，但自己也是传染病疫情的‘灾民’。汶川地震后同样有各地救援队去帮助震区，地震救援人员基本上单纯的是救助别人的角色。”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的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接受调查的对象中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
　　按照年龄特征看，青年（18～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青年人信息获取多来自自媒体渠道，媒体中大量疫情报道使他们容易受到疫情动态的影响产生应激反应。而老年人本身身体素质较弱，再加上本次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因此肺炎疫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更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民众情绪反应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了国家在疫情暴发后出台的联防联控措施的有效性。
　　随着疫情的缓解，新的社会问题产生：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歧视、恐惧;对患过新冠肺炎人群的排斥;亲情的疏远;对生活环境的怀疑;甚至于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等等。

四类人群“心伤”严重

　　疫情对每一个人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大多数人随着疫情的结束、时间的推移，负面的心理影响逐渐消失，但对于几类特殊群体中的部分人，心理上的伤害可能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江光荣教授认为，这些人就是接下来灾后心理重建中，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第一类需要关注的是曾经的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其中的重症患者。
　　“武汉的重症患者曾遭受两重心理创伤，第一重是疫情初期医疗资源不足，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恐惧，还有愤怒等情绪。第二重是一些重型患者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抢救过程，有的患者描述是‘生不如死’。”江光荣教授说。

　　第二类人群是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江光荣教授认为，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后来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更大。早期武汉当地医护人员，是在对病毒了解不够、防护不足、后勤保障不足、身边同事相继感染的情况下工作。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还要救治病人，医护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医护人员还有一个特点——不太容易进行心理求助，所以如何对这个人群开展心理服务还是一个挑战。”
　　第三类群体是疫情中做支持保障管理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比如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医院志愿者、基层的政府官员等等。
　　江光荣教授说，他们非常辛苦，承受了巨大压力，工作风险性高，工作量又大，有的还遇到不理解、对工作的批评，他们受到心理伤害，但得到的支持、同情比较少。
　　第四类人群是疫情中丧亲的家庭，涉及的人数更少一些，但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是家庭传染，家中有人病逝后，家人可能也在治療或者隔离，大部分家庭没有与病逝者做最后的告别。“无论中外文化，与去世的亲人做最后告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过程，但武汉的这些家庭，当时没有能够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这四类人群，因为受冲击较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帮助，其中有的人是有可能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至于普通公众，江光荣教授认为，人的心理调节能力是很强大的，大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心理援助，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和调节情绪。当然，总还是有一个小比例的人，需要得到延伸的心理援助。

大规模隔离带来的新问题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安全受威胁，人会出现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无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还是战争，或是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特殊事件首先给人带来的就是因失去安全感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于这些情绪，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过往的经验，都有应对方法。
　　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大规模长期的隔离生活，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对那些因长期隔离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人给予援助？
　　“几百万人居家隔离，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心理学历史上很少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过的事自然缺乏研究，人们会有怎样的心理问题我们了解不多。” 江光荣教授说。这种隔离带来的心理后果，目前只能靠一些原有的理论和实验做推测。
　　历史上曾有人拿自己做隔离实验，把自己关进与世隔绝的地方，考验自己能耐受多久。最长的纪录是一个人将自己隔离在山洞中长达200多天。
　　疫情中公众的隔离跟上面提到的这种隔离应该很不一样。武汉市民绝大多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并且依靠发达的媒体，大家一直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交剥夺或者刺激剥夺，我觉得隔离生活中的人这两个剥夺都是有限的。只能说社交的多样性可能被剥夺了，生活变得比较单调，你每天与单调的人相处，生活在单调的物理环境中。”
　　由此江光荣认为，隔离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损害，不过现在沒有任何实证的研究。“我推测，这次隔离可能会产生一批‘哲学家’，人们会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等。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是情绪的两极化，一个是‘冷漠’，情绪变得不那么容易激活，变得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是过敏，容易激惹，很容易就会哭。无论如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当生活恢复正常，大家的心理会很快恢复正常。”
　　仇剑崟团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群体——进城务工者，他们的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仇剑崟主任认为，由于武汉封城以及全国性的经济活动暂停，延迟复工使得进城务工者群体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仇剑崟主任提醒说，进城务工人员是疫情中受到影响很大的人群，他们本身也是低收入人群，这个群体的情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干预和化解，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种子，因此相关的政策措施要首先考虑他们。

医护还易出现替代性创伤

　　不轻易诉说内心的压力，是医护人员群体的一个心理特征，而他们心里的“秘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抗疫战斗中，有可能会压垮素来坚强的白衣战士。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陈亮亮医生，是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也是上海最早随医疗队到达武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员之一。1月28日到武汉时，医院里病死率高、防护物资不足，病房人员紧张、大量病人等待救治，全体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心理团队初期接待的当地一线医护人员，很多都是没说两句话就眼圈发红、开始哽咽甚至掩面大哭，以此来释放积压的情绪。
　　除了为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帮助，陈亮亮团队很快发现，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也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最早到武汉的医疗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一位护士值完夜班后着凉感冒了;她第一时间上报了体温异常并主动隔离，医疗队专家组立即让她休息并安排相关检查，以排除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陈亮亮受命持续关心这位队员的心理状态。
　　陈亮亮医生与护士不断沟通，了解到对方心中有些不安，还有些挥之不去的担心，夜间也出现了入睡困难、多梦早醒。“进入隔离的状态后，立即就体会到了平常她照护的病人们那种绝望、孤独、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有点慌。但我觉得被感染的可能不大，我防护还是蛮到位的，身体也一向健康，但我怕家里人跟着我担惊受怕，我自己应该能挺过去吧。”她要求队里在没有明确情况前不要通知家人和所在医院。此外，陈亮亮得知她还有一层顾虑，就是自己万一“中招”会给集体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打破上海医疗队“零感染”的承诺。
　　为了让她感受到集体对她的关心和鼓励，而不是责怪和歧视，隔离期间陈亮亮与这位护士每天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在良好的休息和营养支持下，最终历经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让这名队员终于摆脱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并很快重新返回岗位。
　　还有一位队员，让陈亮亮印象深刻，她遭受的心理冲击在专业上被称为“替代性创伤”。
　　这位护士照护的一名患者，与她年纪相仿，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家庭情况相似，护士对病人格外抱有同情，但最后病人还是不幸去世。此后，这名护士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了一样，陷入了巨大的哀伤和自责中，她总感觉自己或许没有尽力。轮休的时候也想着病房里的事情，想着患者的家庭破裂、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经常会难过得流泪、茶饭不思。
　　陈亮亮感觉到这位护士属于助人动机特别强烈的一类人，当初她是全院第一个主动报名支援武汉的，平时工作中她的责任感非常强、也特别敬业。这些优秀的职业品质在疫情初期病死率较高的特殊环境下，却可能令她的心灵更容易受伤。
　　陈亮亮介绍，重大灾难事故或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容易出现替代性创伤。如参与病人抢救的医生，护理重症患者的护士甚至救援现场的志愿者，在救治过程中间均投注了很多的心血，她们对病人了解越多，代入感越强。当目睹这样一些冲击性的场景后，一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会超出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这就会形成心理伤害甚至达到心理危机的程度。
　　◎ 来源|新民周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