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到后来，心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在少有人关注孩子们内心状况的背景下，开始研究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
　　说起跟留守儿童打交道，刘新宇印象很深的是很偶然的一次经历。他是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的理事长。2013年5月，他去贵州黎平县参加公益活动，在当地遇到了一个能说会道的男孩，甚至有些话痨。可是，在男孩家里烤火聊天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大转弯。刘新宇问起男孩有多久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男孩有些迟疑，周围好多人在场，但他还是没忍住，哭了起来。“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在你面前，原来的人设是那样的，甚至有点小圆滑，但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还是被击中了。”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后来意识到，父母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更善于将真我的一面掩藏。这也是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在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得出的结论。白皮书由刘新宇所在的“上学路上”和李亦菲的研究团队联合发布，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年头，许多结论重塑了大众对留守儿童的惯有认知。
　　白皮书显示，与父母的联结关系影响着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两者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产生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尤其如此。因此，改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有两条路径，一个是改善父母与儿童的联结水平，另一个是提升儿童的自我评价。
　　此次调查历时9个月，涉及19个省，样本总数共11126份。其中3415名留守儿童中，约有2/5的儿童一年与父母亲的见面次数不超过2次，约1/5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母的联系次数不超过4次。
　　留守儿童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和媒体已经开始进行追踪。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50%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
　　作为进城务工大潮的暗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隐痛，留守问题也一直被大众所关注。近年来，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研究深度不断提升。在很多人看来，白皮书的发布对于该帮扶领域的公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礼物

　　有一个经常被说起的案例，在外打工的父母终于回到了家里，他们的孩子却跑回了学校，问他为什么，他以一副特别气愤的语气说，他爸妈回来了，买了点儿东西就想收买自己。
　　过年回家给孩子买礼物，这原本是许多人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调查的结论却与这种惯常的认知不符。假如平时没有及时有效的沟通，再多的礼物也无法弥补亲子关系的裂隙。在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之后，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得出结论，常回家“看看”，不如多打电话沟通。
　　理论的支撑对公益实践具有很大的裨益，这是刘新宇这些年的切身感受，这也是“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区别于很多公益机构的地方。不研究，无公益，刘新宇在发布会的讲演中这样说道。
　　他很早就注意到，公益领域一直存在煽情的倾向，用研究让感动变得更有力量，这是“上学路上”的优势。据刘新宇介绍，自从有了李亦菲研究团队的理论支持，原来的帮扶项目一度被砍去了大半，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上學路上”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据统计，心灵关怀的公益项目在留守儿童帮扶领域的占比只有13%左右。起初，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直到后来，心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留守儿童群体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从1984年开始，政策的松动让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城镇。但由于户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好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此后，相关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仅贵州毕节，就发生过多起事故。2012年3月，86名学生营养餐中毒；2012年11月，5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2014年4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12名儿童受害。
　　这些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公共影响，也让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留守群体的关注。2008年，“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2011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文件，提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思路，并第一次明确了责任部门。
　　2015年的一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当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死时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元，其中低保金786元。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孩子的死亡并非因为经济层面的穷困，而是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导致的心理问题。
　　4名儿童的自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尚不健全的帮扶机制并未产生预期中的作用。一个星期后，由“上学路上”发起的心灵状况白皮书首次正式发布，让大众有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内核的机会。
　　“第一年的样本量其实并不多，调查的范围也小，做的都是一些普查性的工作，比如地域分布和性别差异。但即便这样，还是发现了很受公众重视的联结问题。”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近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

迷雾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谜团逐渐展露。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上学路上”对中国14个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首次将范围延展到城市，探查父母的陪伴对儿童的影响。 　　在大量的数据面前，李亦菲的团队发现，原本的一些预设被推翻了，父母与儿童的联结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见面次数多、打电话也频繁，孩子的心理状态就好。
　　白皮书显示，如果父母与孩子见面或联系的次数不多，又缺乏规律，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对儿童的自尊存在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形象地称为“撩拨效应”。
　　“一个人最焦虑和绝望的，不是你完全不理他，而是若即若离，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次去山西，在当地的一个村子里家访。一位儿童的家与学校隔街相对，父亲在县城卖菜，母亲在家，但是那个孩子被母亲安排到学校寄宿，一个月只能见3次。
　　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上学路上”对中国20个省和直辖市进行调查，样本总数超过14868份，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维度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进行了定量考察。
　　李亦菲团队在研究的过程中，试图测试压力事件对留守儿童心理的影响，其中一个极端的事件是父母的死亡。但让研究者感到诧异的是，填写父母在当月死亡的比例占11.4%。其实，经过调查发现，是这些留守儿童故意填错，这流露出他们对父母的怨恨和不满情绪。
　　儿童与父母之前的疏离甚至怨恨有可能影响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相处模式，甚至在他们与下一代的相处中再次显形。

出路

　　2018年10月，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据北师大教授李亦菲介绍，这次调查的取样较之前更加精准，研究框架也更加合理，试图探索不同类型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联结影响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心理机制。
　　白皮书显示，孩子怨恨的不是父母的离家，而是内心的忽视。即使是年终的相聚，也常常显得短暂而粗糙，补偿性质的礼物已无法弥合心灵的距离。这种监护的缺位和心灵的空白，有可能促使儿童的逆反期提前来临，也有可能让部分孩子将情绪隐藏起来，压抑自我，这可能会留下隐患。
　　“原来是在探索阶段，没有系统的体系，现在这个理论体系越来越完整了。主要是心理學的一些理论成果，我们借此对数据进行验证，一些数据的结论超出了我们的假设。比如留守儿童和父亲在行为上的逆反现象。”李亦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大程度上，许多家长还没有学会如何做父母，除此之外，一些学校和社区没有提供完善的帮扶机制，亲友和老师等角色也没能填补父母离开后导致的空缺。实际上，多个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全面的防护机制。
　　刘新宇还提到，伴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的家庭结构和邻里影响早已式微，大部分打工群体仍然面临家庭和工作无法两全的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益机构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来填补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沟壑。
　　从2013年开始，“上学路上”致力于在留守儿童的心灵帮扶领域进行深耕，根据心理学中的“故事疗法”“叙事疗法”等心理学依据，开发了一系列的公益项目，比如“故事盒子”“作文叙事”等。
　　叙事作文写作是近期引进的一种疗法。“上学路上”通过将作文与“叙事疗法”进行结合，引导留守的孩子们完成专家组给出的特定题目，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通过对自我和家庭的积极表达，留守儿童完成了对负面情绪的消解。“上学路上”团队认为，这将促使留守儿童建立心理安全岛，“最终把孩子的反馈给到父母，激活更好的亲情关系”。
　　同时，“上学路上”根据李亦菲团队的数据结论，将部分精力集中在对留守家长的培训上，指导他们更好地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沟通，比如，“如何给远方的孩子打电话”。据刘新宇透露，尽管许多进城打工的父母处于流动状态，但通过学校和企业工会等组织，“上学路上”与留守儿童的父母得以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