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安徽全境尚未解放之时，中共中央已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的相关人事作出安排。但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形势，没有马上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而是把安徽省沿长江划为皖北行署区和皖南行署区。随着形势转变，1952年8月，中央批准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随即撤销。安徽博物院藏三方“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即是对那段历史的见证。
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渡江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更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认真考虑新生人民政权的组建问题，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自是必然，成立省级人民政府亦是重要方面。安徽省横跨江淮，渡江战役前人民政权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至1949年5月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在安徽的统治宣告结束。旧政权覆灭，新的人民政权登上历史舞台。
政权新立，铸造印章方能体现其权威性，印章与政权可以说是紧密相关。本来安徽全境解放以后准备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已经就相关人事作了安排。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形势复杂，成立安徽省政府的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最后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安徽博物院现藏有“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三方印章，即是对那段历史的见证。三方印章铸造精美，字体规整，符合政府印章庄严大气的特质，下文分别对三方印章予以介绍。
● 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图1）
此印为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左右两行，各四字。
1949年2月皖北解放后，中共中央与华东局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委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宋任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此印即于此时铸造，为计划成立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章。2月下旬宋任穷召集曾希圣、张劲夫等在合肥开会，宣布中共安徽省委成立。但是由于忙于支前工作以及渡江战役的迅猛发展，省委工作机构的筹备工作未能及时展开，仅组建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可以说当时的环境尚不允许从容组建省委机构，省委如此，省政府的组建更是无暇顾及。事实上，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组成只是有个大概的框架，这从人事任命上即可见一斑，除宋任穷任主席外，张劲夫任副主席，汪道涵任财办主任，张凯帆任秘书长，再无具体的组成部门和人事安排任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通常某一工作部门仅仅是任命了负责人，干部缺乏成为常态。皖北本来从华北抽调了15000名随军干部，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了700名干部，但随着苏南、皖南、上海、浙江的解放，这些干部又被外派出去，留在皖北的干部数量很少。这一时期，筹备中的安徽省委实际上负起了皖北地区的全部领导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组建的安徽省委隶属华东局领导，辖江淮区党委、皖西区党委、皖南地委。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安徽省委对整个安徽地区的党组织负全面领导责任，皖南地区党组织归安徽省委领导。根据党政一体的原则，势必会成立安徽省政府，在行政上领导全省，这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印”铸造的由来。
但是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实在过于迅速，急需集中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新解放区的城市工作，又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南北，长江以南地区尚未解放，4月3日华东局报告中共中央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开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安徽省委随之撤销。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展得过于迅速，一种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安徽省委、省政府的班底可以从容组建，在整合皖北的同时，逐步将皖南党政系统建立起来并顺利隶属于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事实上这项工作在皖北地区已经稳步施行，4月6日中共皖北区委员会成立，原江淮区及皖西区党委结束工作，皖北区党委下辖新的地委并与新建立的专区地域范围吻合。综合以上所述，计划中成立的安徽省委存在并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其机构本身并不完备，但已经担负起了皖北地区实际的领导工作，而安徽省人民政府从未组建，这方“安徽省人民政府印”也就一直处于备而未用状态，并最终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1949年2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宣告成立，4月3日华东局建议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从党委领导层面而言安徽省委存在了一月有余。与之相应，安徽省政府的筹建工作亦应在此时。开府而铸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鉴于4月初组建安徽省政府的设想已被放弃，“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应该铸造于当年2月底或3月的某个时期。
● 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图2、图3）
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左右三行，各三字。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左右三行，各三字。
1949年4月，华东局指示成立皖北区党委，统一领导安徽省长江以北各地委和市委;同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宋日昌任主任，行署驻地合肥市。皖北行署成立以后，下辖合肥、蚌埠、安庆等市，宿县、阜阳、六安等专区。1949年5月皖南解放，5月7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在屯溪成立，魏明任主任，稍晚皖南区党委成立，皖南区党委、皖南行署初驻屯溪，后迁往芜湖。皖南行署下辖芜湖市及芜当、宣城、池州、徽州等专区。在当时，皖北行署区和皖南行署区皆属于省级政权建制，相当于把安徽省暂时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省。从时间上看，1949年4月3日华东局建议不成立安徽省委，意味着皖北行署成立才提上日程，而同月皖北行署成立，则“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应该铸造在当年4月。考虑成立皖北行署的同时皖南行署必然相应筹备，皖南行署成立于5月7日，则“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应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同时铸造或稍晚，但不应晚于5月7日。
在两区党委的领导下，皖北和皖南两行署作为行政领导机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其要者有建立地方政权、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组织抗美援朝運动、进行工矿企业民主改革、兴修水利和恢复农业生产等。仅以皖北行署举例，为加强司法工作，1949年9月，皖北行署发出《关于在剿匪期间授权专署批准死刑职权的通令》;1950年10月发布《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为根治淮河而奋斗;1951年秋冬，皖北行署组织8万民工以工代赈修复长江同马大堤;抗美援朝期间，为做好志愿军伤残优抚工作，皖北行署制定《关于接收中国人民志愿军伤残人员安置办法》。以上政令皆属于政府政务范围，且由皖北行署发出，皖南行署与此同时也做了相关工作。作为省级政府部门的印章，这两方行署印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的无数大事要事，所有重要文件的上面必然盖上这两方大印才能体现其权威性，并被传达于江淮大地。 自1667年清政府将江南省东西分置以来，安徽省存在已久，虽然分属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安徽省域观念已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皖南分立，当属权宜之计。随着局势的变化，重新成立安徽省并组建安徽省政府也就成了必然之事。党的机关先行一步，1951年12月，皖南区党委迁至合肥，与皖北区党委合署办公，合署办公也就意味着新的中共安徽省委即将成立。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皖南行署和皖北行署合署办公并成立安徽省政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曾希圣任省政府主席，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为副主席，省政府的领导组成兼顾了原皖北和皖南两区的人事。据此推测，皖南、皖北两方行署印至迟使用至1952年8月，随着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成立，两印即废，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 对三方印章的几点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级行政建制较今日为多，其情形有两种。其一为承袭历史上已有的行政区划，如绥远、察哈尔、热河诸省，自民国以来渐次建省，新中国建立以后暂承旧制未作改动;其二为划设新的省级政区，如在华北设立平原省，在华东将苏皖两省沿长江一分为二，在西南将四川省分为东西南北四大行署区。皖南行署区与皖北行署区的建立属于第二种情况。
为何将安徽省以长江为界一分为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长江天堑的阻隔自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更因皖南多山，且为新解放区，匪患未靖，形势远较皖北复杂，因此自成一区实为巩固政权之极妥当举措。从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看，安徽由皖北、皖中、皖南构成，但皖南与皖中、皖北的差别异常明显，皖中与皖北的差别相对来说较小，因此成立皖北行署区、皖南行署区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另外，我国的行政区划边界历来在“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之间取舍，犬牙交错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重在抑制地方分裂，新中国绝无地方分裂之忧，新设省级政区边界没有考虑犬牙交错之必要，以长江为界乃是典型的得山川形便，让皖南自成一完整的地理单元。
无论如何，划长江一线分安徽省为皖北行署区和皖南行署区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中共中央的最初计划里，安徽是作为完整的省级建制来考虑的，铸“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即是证明。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才让皖北、皖南分治了三年。1949-1952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到1952年战争创伤基本上得到医治，工农业总产值超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好水平，南方新解放区的匪患也基本肃清。因此，在1952年前后，恢復安徽省建制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两方行署印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实这一时期新设立的省级行政区都在向原建制回归，苏南、苏北两行署区重新合并为江苏省，四川的四个行署区归并为四川省，可见历史传统的影响很难忽视。就安徽博物院藏这三方省级政权印章而言，它们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建制由分立到合并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局势有很强的把控能力，能够适时地调整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治理国家。
历史已经过去，痕迹却有留存。这三方印章刻制精美，保存完好，皆是安徽博物院馆藏一级文物。多年来，它们尘封于安徽博物院的库藏之中，为世人所少见。在2019年安徽博物院常设展览“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中，三方印被置放于展览陈列文物的最后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安徽革命历史的结束，也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时期的到来，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者工作于安徽博物院）
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渡江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更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认真考虑新生人民政权的组建问题，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自是必然，成立省级人民政府亦是重要方面。安徽省横跨江淮，渡江战役前人民政权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至1949年5月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在安徽的统治宣告结束。旧政权覆灭，新的人民政权登上历史舞台。
政权新立，铸造印章方能体现其权威性，印章与政权可以说是紧密相关。本来安徽全境解放以后准备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已经就相关人事作了安排。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形势复杂，成立安徽省政府的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最后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安徽博物院现藏有“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三方印章，即是对那段历史的见证。三方印章铸造精美，字体规整，符合政府印章庄严大气的特质，下文分别对三方印章予以介绍。
● 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图1）
此印为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左右两行，各四字。
1949年2月皖北解放后，中共中央与华东局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委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宋任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此印即于此时铸造，为计划成立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章。2月下旬宋任穷召集曾希圣、张劲夫等在合肥开会，宣布中共安徽省委成立。但是由于忙于支前工作以及渡江战役的迅猛发展，省委工作机构的筹备工作未能及时展开，仅组建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可以说当时的环境尚不允许从容组建省委机构，省委如此，省政府的组建更是无暇顾及。事实上，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组成只是有个大概的框架，这从人事任命上即可见一斑，除宋任穷任主席外，张劲夫任副主席，汪道涵任财办主任，张凯帆任秘书长，再无具体的组成部门和人事安排任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通常某一工作部门仅仅是任命了负责人，干部缺乏成为常态。皖北本来从华北抽调了15000名随军干部，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了700名干部，但随着苏南、皖南、上海、浙江的解放，这些干部又被外派出去，留在皖北的干部数量很少。这一时期，筹备中的安徽省委实际上负起了皖北地区的全部领导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组建的安徽省委隶属华东局领导，辖江淮区党委、皖西区党委、皖南地委。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安徽省委对整个安徽地区的党组织负全面领导责任，皖南地区党组织归安徽省委领导。根据党政一体的原则，势必会成立安徽省政府，在行政上领导全省，这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印”铸造的由来。
但是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实在过于迅速，急需集中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新解放区的城市工作，又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南北，长江以南地区尚未解放，4月3日华东局报告中共中央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开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安徽省委随之撤销。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展得过于迅速，一种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安徽省委、省政府的班底可以从容组建，在整合皖北的同时，逐步将皖南党政系统建立起来并顺利隶属于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事实上这项工作在皖北地区已经稳步施行，4月6日中共皖北区委员会成立，原江淮区及皖西区党委结束工作，皖北区党委下辖新的地委并与新建立的专区地域范围吻合。综合以上所述，计划中成立的安徽省委存在并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其机构本身并不完备，但已经担负起了皖北地区实际的领导工作，而安徽省人民政府从未组建，这方“安徽省人民政府印”也就一直处于备而未用状态，并最终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1949年2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宣告成立，4月3日华东局建议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从党委领导层面而言安徽省委存在了一月有余。与之相应，安徽省政府的筹建工作亦应在此时。开府而铸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鉴于4月初组建安徽省政府的设想已被放弃，“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应该铸造于当年2月底或3月的某个时期。
● 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图2、图3）
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左右三行，各三字。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铜质，通高11.5、印面边长7、高2.1厘米，印刻“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左右三行，各三字。
1949年4月，华东局指示成立皖北区党委，统一领导安徽省长江以北各地委和市委;同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宋日昌任主任，行署驻地合肥市。皖北行署成立以后，下辖合肥、蚌埠、安庆等市，宿县、阜阳、六安等专区。1949年5月皖南解放，5月7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在屯溪成立，魏明任主任，稍晚皖南区党委成立，皖南区党委、皖南行署初驻屯溪，后迁往芜湖。皖南行署下辖芜湖市及芜当、宣城、池州、徽州等专区。在当时，皖北行署区和皖南行署区皆属于省级政权建制，相当于把安徽省暂时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省。从时间上看，1949年4月3日华东局建议不成立安徽省委，意味着皖北行署成立才提上日程，而同月皖北行署成立，则“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应该铸造在当年4月。考虑成立皖北行署的同时皖南行署必然相应筹备，皖南行署成立于5月7日，则“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印”应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印”同时铸造或稍晚，但不应晚于5月7日。
在两区党委的领导下，皖北和皖南两行署作为行政领导机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其要者有建立地方政权、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组织抗美援朝運动、进行工矿企业民主改革、兴修水利和恢复农业生产等。仅以皖北行署举例，为加强司法工作，1949年9月，皖北行署发出《关于在剿匪期间授权专署批准死刑职权的通令》;1950年10月发布《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为根治淮河而奋斗;1951年秋冬，皖北行署组织8万民工以工代赈修复长江同马大堤;抗美援朝期间，为做好志愿军伤残优抚工作，皖北行署制定《关于接收中国人民志愿军伤残人员安置办法》。以上政令皆属于政府政务范围，且由皖北行署发出，皖南行署与此同时也做了相关工作。作为省级政府部门的印章，这两方行署印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的无数大事要事，所有重要文件的上面必然盖上这两方大印才能体现其权威性，并被传达于江淮大地。 自1667年清政府将江南省东西分置以来，安徽省存在已久，虽然分属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安徽省域观念已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皖南分立，当属权宜之计。随着局势的变化，重新成立安徽省并组建安徽省政府也就成了必然之事。党的机关先行一步，1951年12月，皖南区党委迁至合肥，与皖北区党委合署办公，合署办公也就意味着新的中共安徽省委即将成立。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皖南行署和皖北行署合署办公并成立安徽省政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曾希圣任省政府主席，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为副主席，省政府的领导组成兼顾了原皖北和皖南两区的人事。据此推测，皖南、皖北两方行署印至迟使用至1952年8月，随着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成立，两印即废，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 对三方印章的几点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级行政建制较今日为多，其情形有两种。其一为承袭历史上已有的行政区划，如绥远、察哈尔、热河诸省，自民国以来渐次建省，新中国建立以后暂承旧制未作改动;其二为划设新的省级政区，如在华北设立平原省，在华东将苏皖两省沿长江一分为二，在西南将四川省分为东西南北四大行署区。皖南行署区与皖北行署区的建立属于第二种情况。
为何将安徽省以长江为界一分为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长江天堑的阻隔自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更因皖南多山，且为新解放区，匪患未靖，形势远较皖北复杂，因此自成一区实为巩固政权之极妥当举措。从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看，安徽由皖北、皖中、皖南构成，但皖南与皖中、皖北的差别异常明显，皖中与皖北的差别相对来说较小，因此成立皖北行署区、皖南行署区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另外，我国的行政区划边界历来在“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之间取舍，犬牙交错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重在抑制地方分裂，新中国绝无地方分裂之忧，新设省级政区边界没有考虑犬牙交错之必要，以长江为界乃是典型的得山川形便，让皖南自成一完整的地理单元。
无论如何，划长江一线分安徽省为皖北行署区和皖南行署区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中共中央的最初计划里，安徽是作为完整的省级建制来考虑的，铸“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即是证明。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才让皖北、皖南分治了三年。1949-1952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到1952年战争创伤基本上得到医治，工农业总产值超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好水平，南方新解放区的匪患也基本肃清。因此，在1952年前后，恢復安徽省建制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两方行署印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实这一时期新设立的省级行政区都在向原建制回归，苏南、苏北两行署区重新合并为江苏省，四川的四个行署区归并为四川省，可见历史传统的影响很难忽视。就安徽博物院藏这三方省级政权印章而言，它们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建制由分立到合并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局势有很强的把控能力，能够适时地调整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治理国家。
历史已经过去，痕迹却有留存。这三方印章刻制精美，保存完好，皆是安徽博物院馆藏一级文物。多年来，它们尘封于安徽博物院的库藏之中，为世人所少见。在2019年安徽博物院常设展览“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中，三方印被置放于展览陈列文物的最后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安徽革命历史的结束，也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时期的到来，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者工作于安徽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