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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文化艺术多元发展。2018年12月21日，“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讨会”在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隆重召开，与会代表围绕魏晋南北朝音乐制度、考古与文化交流、思想观念与总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促进了多学科对话合作、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了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音乐;多元文化;多学科互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6-0029-03
2018年12月2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中国音乐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讨会”，在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召开。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冈石窟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们从文学、历史、宗教学、乐谱学、音乐学等多个学科出发，运用开放视野，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拓宽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道路。多学科学者的不同思想、视角和方法，交流激荡，既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也有力提升大家共同合作探讨发掘、弘扬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的自觉。
一、打破壁垒，构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多学科对话平台
本次研讨会讨论的课题跨越文史学、音乐学各领域，还有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携带多年深入思考和研究心得参与，因而搭建起各大学科交流、沟通的新平台。首先感谢来自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院长的致辞，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开拓思路，展示更多实例资料。
张焯院长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时期，也是一个伟大时期。历史由此迈向大唐，走向中国文化的巅峰。同时，佛教及佛教艺术，经魏晋南北朝阶段的发展走向成熟，在未来上千年，占据中华文化的半壁江山。恰是云冈石窟中反映佛教音乐、乐舞的相关雕刻为古代音乐研究保存了最华美的实物！云冈石窟中的雕塑表现吹奏乐、打击乐、弹拨乐三种音乐形式。梁朝僧人慧皎（497—554）在《高僧传》中讲到，印度管弦之音，带给人们静悟、欢悦的气氛，云冈石窟表现的天宫伎乐，具有双重功用，既育佛，也育人。从曹植开始，佛教音乐多创新少守旧。由于语言、歌咏方式不同，来自印度的佛教音乐逐渐消失在中国大地。所以云冈洞窟雕刻乐队组合名实、特点以及承载音乐等问题亟须解决。云冈石窟在建筑方面集中体现出希腊、罗马、印度等多种外来艺术特征;美术上再现了犍陀罗艺术;佛学上，是中华大乘佛教诞生并走向艺术化的里程碑式建筑。云冈石窟不同于中国早期小乘佛教的艺术形式，也不同于印度中亚的既有石窟。特别是中期洞窟，是弥勒信仰盛行下，对弥勒天宫的理解，将弥勒天宫在人间的空想变成现实。把天宫搬到了人间，这是一次巨大的创造。那么作为天宫之乐的云冈石窟的音乐形象，到底创造的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张院长呼吁，云岡石窟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佛教建筑形式上的一个特例，是中西文化音乐的最高荟萃。希望各界学者一起走进云冈石窟，研究云冈石窟，共同挖掘与复活云冈石窟。
马良怀的《魏晋文人与音乐》从文化史、思想史与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三方面入手，他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从万物中独立;第二次在汉魏之际，个体从群体中独立。战国时期，中国文人从士人阶层走出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形成一个社会阶层，重要特点便是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带来了艺术的觉醒。在魏晋之前，艺术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公用阶段和教化阶段。儒家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艺术）本身没有独立的生命，是为政治、教化而服务的。魏晋时期，文人阶层重视自我的主体感受，追求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汉魏之际，随着建安年代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中国文人阶层活跃于历史的舞台，艺术开始拥有独立品格。例如三国曹魏时期的嵇康，从艺术角度思考音乐。嵇康认为，音乐本身没有喜怒哀乐之情，但不同音乐对人的情绪有不同感染力，音乐是二者之间的媒介，这正是音乐作为艺术而体现出来的作用。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要贡献便是使音乐（艺术）挣脱社会束缚，拥有生命力。他将音乐从教化百姓的工具，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判断音乐好坏，不是社会影响大小，而是自身是否和谐。嵇康遭奸人所害，临终仍以《广陵散》一曲，表现、宣泄内心情感，将生命和艺术同时切入美的意境中，使二者成为永恒，亦表现出中国文人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吴相洲以《谈雅乐来源问题》为题的发言指出，现代学人多用雅乐、清乐、燕乐三个概念描述汉唐音乐史发展历程，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宋人将唐乐简单地分为雅乐、清乐、燕乐，造成后世的讹误。故雅乐来源问题至关重要。从汉到唐，雅乐基本有三个来源，一是周宫廷音乐留存，所谓的“先王之乐”;二是依古法重建，根据典籍所载前代音乐再造雅乐;三是以新声为雅乐，吸收流行音乐制作的雅乐。由此得出三点结论：一是雅乐不以音乐特点命名，而以功用命名，专指朝廷郊庙祭祀音乐（少量用于燕射）。其中有“先王之乐”留存，有依先王乐理之重建，也有以新声之创制，一概看作“先王之乐”很不准确。二是历代皆有雅乐，只有隋代把清乐当作雅乐，总体上得不出清乐取代雅乐之结论。三是雅乐曾取资于俗乐、胡乐等，但雅乐仅供朝廷郊庙祭祀之用，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成为流行音乐，谈不上被流行音乐取代。从音乐发展及音乐志书记载看，清乐和燕乐在出现时间上几乎不分先后，无替代关系。虽然初唐乐府清乐曲目表演越来越少，但并未彻底消失，一些清乐曲目变成法曲，继续用于宴飨。所以“清乐衰落后燕乐兴起”说法不太确切，且唐代燕乐与清乐也不是对立关系。例如唐代雅乐除了用于郊庙祭祀，也用于宴飨，燕乐指宴飨音乐，燕乐包含部分雅乐。另外，《破阵》《上元》《庆善》等燕乐乐舞也曾入雅乐之列。从《旧唐书·音乐志》载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奏请修订已入雅乐三大舞事宜可以看出唐代燕乐与雅乐是并存关系而非先后替代关系，是相互借用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故雅乐被燕乐取代的结论也不准确。出现这些问题，是由于当下学科划分过细，学科间交流有限，造成层层的学科壁垒。故要加强学科交流，打造互通共鉴。 二、多视角切入，挖掘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新价值
范子烨的《喉啭与胡笳：中古时代的喉音艺术》立足于个人长期的艺术实践与田野调查，以汉魏时代著名诗人繁钦（？—218）在建安十七年（212）正月写给曹丕（187—226）信中的匈奴车子为核心（《昭明文选》卷四十的《与魏文帝笺》），切入到整个中古时代即汉魏南北朝喉音艺术领域，他认为，喉转就是呼麦，胡笳就是莫顿·潮尔。就整体的艺术风格而言，车子的呼麦更偏向于深沉的抒情性的那一类型。在他自由、轻灵、缅邈、哀怨的呼麦声里，在“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的无限美好的自然背景中，人们或“仰叹”，或“俯听”，无不为之“泫泣殒涕，悲怀慷慨”。车子的呼麦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真是令人遐想不已！曹操西征的赫赫功业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大军中小小的车子却以自己的呼麦之音穿越历史长空，带着草原气息走来。所以，车子（198—？）是伟大的，是不朽的。“喉啭引声，与笳同音”这八个字相互印证，喉音的歌唱技巧和胡笳具有同质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清理与阐释，将古代文献与现代活态相印证，音乐学分析与诗学解读、美学分析与历史学解读、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与现代性的阐释相结合，揭示艺术的真实与感染力。
项阳的《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价值》通过对近些年的研究内容梳理与回顾指出，学界常以汉唐论中国音乐文化，将两晋南北朝涵盖其中，影响后世国家音乐文化发展的乐籍制度;礼乐文化新发展和雅乐重新定位;佛教音声对中原音乐文化的重要影响;周边国度特别是西域诸国音乐文化对中原实质性的影响，大多形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些甚至具有开创性意义，能够改写中国音乐文化史。学界应对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现象深入探讨，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例如，乐籍制度确立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影响深远，《魏书·刑罚志》等多种文献明证，此前没有明确专设乐籍归之。乐籍制度的源头为北朝时期，官属乐人设置专门户籍，文献涉及三种人：刑事犯罪人员的眷属，阵获俘虏及其眷属以及因政治获罪者的眷属入籍，以乐户称之，逐渐形成专业、贱民、官属乐人群体，承载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和俗乐的为用。正是与国家礼乐制度紧密关联，彰显了这个专业群体存在的必要性。周代确立国家礼乐制度，乐与礼制仪式相须。礼乐面对特定对象、特定仪式和仪程、乐人群体性存在、乐之形态在仪程中固化为用。俗乐类下，随时代发展创造出一系列音声技艺类型，诸如说唱、歌舞、戏曲、器乐等，同样形成一条主导脉络。仪式与非仪式为用、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不断发展且一以贯之，成为国家用乐的整体样态。在历史语境下，礼乐、俗乐为用必定活态承载，由此加深对国家用乐深层认知，感知乐这种音声为主导技艺形态与礼乐制度和乐籍制度的内在关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往引发了音乐的一系列变化，诸如国家音乐传播制度、雅胡俗三分礼乐为用现象、佛教洞窟音声认知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引起音乐学界足够重视，拓展开来会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认知有极大助益。
秦序的《南北朝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及两极端现象的继起与并存》认为，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给文化艺术研究，带来非常重要的启迪：中国历史上有在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一体的时代，即多元前提下追求一体化为主线的时代——“多元一体发展”时代。另外，也有某个一体化的结构下，多元逐渐发展，导致旧的一体分化解构，再经多元进一步发展后，逐渐形成新的一体化建构的时代，即“一体多元发展”时代。西周时代封邦建国和制礼作乐，秦朝在郡县制基础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形同伦等举措。汉代又进一步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因此，秦汉王朝建构的是新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前一种西周建构的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经由春秋战国多元发展之后，建构起来的多元一体新格局和新阶段。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一种多元一体格局，但不是复旧，而是实现了多方位的创新发展，是一种螺旋性的上升。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社会之后出现的分裂割据时代。它既是长期大动荡、大冲突、大分裂的时代，也是多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大交流、大融合而激烈互動的时代。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文化艺术，是“一体化”为主、多元化发展为次的新高点、顶点、端极，实现高度的“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魏晋南北朝则是文化多元发展为主、一体化发展为次为后的另一个新高点、顶点、端极，是“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可谓两大极端之间的一次来回大摆动。因此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中华文化史上不多见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两极端并起”，或“两极端并存”的奇特景象。诸如过去经学为主干、以儒学为独尊的文化模式，魏晋以后进入低谷。玄学、佛教、道教种种宗教和异端思想则大兴，由此形成了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结合、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格局。文化的多重碰撞融合，使文化呈现了多样性、丰富性，文化得到多向度的丰富发展;战乱频仍、灾难慎重，局部地区或短暂时间，又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佛教大兴和灭佛;政治黑暗混乱，社会充满苦难，文化艺术却多元、自觉发展;传统中原汉民族的礼乐文化，值此乱世，遭到严重大破坏、大挤压，但在南方地区则得到尊重和传承，甚至变俗为雅。种种矛盾的评价、种种两极端事项的出现，正反映这一时代思想文化上的两极端继起，或两极端并存，非常值得关注。
孟凡玉、韩启超、柏互玖、周静婉、吴梦雅基于深厚的文献功底，从微观具体入手，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音乐仪式、机构、制度、乐器等方面。赵昆雨、辛雪峰、刘晓伟、李荣有借鉴考古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与理念，将研究目光从纸质文献扩大到实物、活态中，不断地为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补充新材料。孙云、金溪探讨了佛教音声与仪式对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学者们围绕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理念与意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判断，并尝试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做更深入的探索与解析，全面挖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化蕴含。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为指引，倡导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自古重视对外交往，中华文化在繁荣交流学习中形成了“美美与共”的多元特色。多元的文化互动，成就出灿烂的丝路文化。所以，保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思想，才能更好地收获璀璨文化。习总书记对外访问的讲话思想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次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从广阔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入讨论，为音乐学此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拓展了相关论题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秦序先生在会后总结：“这次研讨会不是音乐界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将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学者汇集，讨论和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出新的见解，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形成异质综合的优势。另外，这次研讨会也提醒我们关注各学科之间的结合互动关系，以及各分支学科总方向的一致和整体的统一;提醒我们注意采用更多方法、选取更多视角，来揭示研究对象——音乐艺术及其相关行为、事项、思想、意识、文化等多层面复杂结构，进而总结中国音乐艺术的特色、独立的发展道路及体系。”
黄翔鹏先生曾提出“三个断层”[1]说法，中国历史在每一次断层都经历着剧烈的时代变革，春秋时期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地位的衰落，礼崩乐坏引发的社会格局及秩序的变化，使中国思想文化步入转型，继而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魏晋南北朝战争频仍、动荡分裂，但思想却自由创新，文化成果辉煌，史学家曾将魏晋南北朝比作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音乐、绘画、雕塑等文化因子的融合，儒、道、佛三教信仰的共存，胡、汉文化的冲突与交流，都加速了人性的觉醒与艺术的自觉。
当下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我们前行与创新的基础。项阳主张，要从不同视角把握时间节点前后的情状，辨析相通性和差异性，再挖掘重要历史节点的价值意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方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通过会议，与会代表交流学术研究视角与方法，多学科对话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资料再共享与研读，极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的繁盛新局面。
注释：
[1]黄翔鹏.黄翔鹏文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05）：94—95.
（责任编辑：张洪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音乐;多元文化;多学科互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6-0029-03
2018年12月2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中国音乐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讨会”，在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召开。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冈石窟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们从文学、历史、宗教学、乐谱学、音乐学等多个学科出发，运用开放视野，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拓宽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道路。多学科学者的不同思想、视角和方法，交流激荡，既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也有力提升大家共同合作探讨发掘、弘扬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的自觉。
一、打破壁垒，构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多学科对话平台
本次研讨会讨论的课题跨越文史学、音乐学各领域，还有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携带多年深入思考和研究心得参与，因而搭建起各大学科交流、沟通的新平台。首先感谢来自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院长的致辞，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开拓思路，展示更多实例资料。
张焯院长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时期，也是一个伟大时期。历史由此迈向大唐，走向中国文化的巅峰。同时，佛教及佛教艺术，经魏晋南北朝阶段的发展走向成熟，在未来上千年，占据中华文化的半壁江山。恰是云冈石窟中反映佛教音乐、乐舞的相关雕刻为古代音乐研究保存了最华美的实物！云冈石窟中的雕塑表现吹奏乐、打击乐、弹拨乐三种音乐形式。梁朝僧人慧皎（497—554）在《高僧传》中讲到，印度管弦之音，带给人们静悟、欢悦的气氛，云冈石窟表现的天宫伎乐，具有双重功用，既育佛，也育人。从曹植开始，佛教音乐多创新少守旧。由于语言、歌咏方式不同，来自印度的佛教音乐逐渐消失在中国大地。所以云冈洞窟雕刻乐队组合名实、特点以及承载音乐等问题亟须解决。云冈石窟在建筑方面集中体现出希腊、罗马、印度等多种外来艺术特征;美术上再现了犍陀罗艺术;佛学上，是中华大乘佛教诞生并走向艺术化的里程碑式建筑。云冈石窟不同于中国早期小乘佛教的艺术形式，也不同于印度中亚的既有石窟。特别是中期洞窟，是弥勒信仰盛行下，对弥勒天宫的理解，将弥勒天宫在人间的空想变成现实。把天宫搬到了人间，这是一次巨大的创造。那么作为天宫之乐的云冈石窟的音乐形象，到底创造的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张院长呼吁，云岡石窟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佛教建筑形式上的一个特例，是中西文化音乐的最高荟萃。希望各界学者一起走进云冈石窟，研究云冈石窟，共同挖掘与复活云冈石窟。
马良怀的《魏晋文人与音乐》从文化史、思想史与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三方面入手，他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从万物中独立;第二次在汉魏之际，个体从群体中独立。战国时期，中国文人从士人阶层走出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形成一个社会阶层，重要特点便是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带来了艺术的觉醒。在魏晋之前，艺术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公用阶段和教化阶段。儒家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艺术）本身没有独立的生命，是为政治、教化而服务的。魏晋时期，文人阶层重视自我的主体感受，追求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汉魏之际，随着建安年代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中国文人阶层活跃于历史的舞台，艺术开始拥有独立品格。例如三国曹魏时期的嵇康，从艺术角度思考音乐。嵇康认为，音乐本身没有喜怒哀乐之情，但不同音乐对人的情绪有不同感染力，音乐是二者之间的媒介，这正是音乐作为艺术而体现出来的作用。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要贡献便是使音乐（艺术）挣脱社会束缚，拥有生命力。他将音乐从教化百姓的工具，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判断音乐好坏，不是社会影响大小，而是自身是否和谐。嵇康遭奸人所害，临终仍以《广陵散》一曲，表现、宣泄内心情感，将生命和艺术同时切入美的意境中，使二者成为永恒，亦表现出中国文人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吴相洲以《谈雅乐来源问题》为题的发言指出，现代学人多用雅乐、清乐、燕乐三个概念描述汉唐音乐史发展历程，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宋人将唐乐简单地分为雅乐、清乐、燕乐，造成后世的讹误。故雅乐来源问题至关重要。从汉到唐，雅乐基本有三个来源，一是周宫廷音乐留存，所谓的“先王之乐”;二是依古法重建，根据典籍所载前代音乐再造雅乐;三是以新声为雅乐，吸收流行音乐制作的雅乐。由此得出三点结论：一是雅乐不以音乐特点命名，而以功用命名，专指朝廷郊庙祭祀音乐（少量用于燕射）。其中有“先王之乐”留存，有依先王乐理之重建，也有以新声之创制，一概看作“先王之乐”很不准确。二是历代皆有雅乐，只有隋代把清乐当作雅乐，总体上得不出清乐取代雅乐之结论。三是雅乐曾取资于俗乐、胡乐等，但雅乐仅供朝廷郊庙祭祀之用，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成为流行音乐，谈不上被流行音乐取代。从音乐发展及音乐志书记载看，清乐和燕乐在出现时间上几乎不分先后，无替代关系。虽然初唐乐府清乐曲目表演越来越少，但并未彻底消失，一些清乐曲目变成法曲，继续用于宴飨。所以“清乐衰落后燕乐兴起”说法不太确切，且唐代燕乐与清乐也不是对立关系。例如唐代雅乐除了用于郊庙祭祀，也用于宴飨，燕乐指宴飨音乐，燕乐包含部分雅乐。另外，《破阵》《上元》《庆善》等燕乐乐舞也曾入雅乐之列。从《旧唐书·音乐志》载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奏请修订已入雅乐三大舞事宜可以看出唐代燕乐与雅乐是并存关系而非先后替代关系，是相互借用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故雅乐被燕乐取代的结论也不准确。出现这些问题，是由于当下学科划分过细，学科间交流有限，造成层层的学科壁垒。故要加强学科交流，打造互通共鉴。 二、多视角切入，挖掘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新价值
范子烨的《喉啭与胡笳：中古时代的喉音艺术》立足于个人长期的艺术实践与田野调查，以汉魏时代著名诗人繁钦（？—218）在建安十七年（212）正月写给曹丕（187—226）信中的匈奴车子为核心（《昭明文选》卷四十的《与魏文帝笺》），切入到整个中古时代即汉魏南北朝喉音艺术领域，他认为，喉转就是呼麦，胡笳就是莫顿·潮尔。就整体的艺术风格而言，车子的呼麦更偏向于深沉的抒情性的那一类型。在他自由、轻灵、缅邈、哀怨的呼麦声里，在“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的无限美好的自然背景中，人们或“仰叹”，或“俯听”，无不为之“泫泣殒涕，悲怀慷慨”。车子的呼麦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真是令人遐想不已！曹操西征的赫赫功业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大军中小小的车子却以自己的呼麦之音穿越历史长空，带着草原气息走来。所以，车子（198—？）是伟大的，是不朽的。“喉啭引声，与笳同音”这八个字相互印证，喉音的歌唱技巧和胡笳具有同质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清理与阐释，将古代文献与现代活态相印证，音乐学分析与诗学解读、美学分析与历史学解读、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与现代性的阐释相结合，揭示艺术的真实与感染力。
项阳的《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价值》通过对近些年的研究内容梳理与回顾指出，学界常以汉唐论中国音乐文化，将两晋南北朝涵盖其中，影响后世国家音乐文化发展的乐籍制度;礼乐文化新发展和雅乐重新定位;佛教音声对中原音乐文化的重要影响;周边国度特别是西域诸国音乐文化对中原实质性的影响，大多形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些甚至具有开创性意义，能够改写中国音乐文化史。学界应对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现象深入探讨，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例如，乐籍制度确立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影响深远，《魏书·刑罚志》等多种文献明证，此前没有明确专设乐籍归之。乐籍制度的源头为北朝时期，官属乐人设置专门户籍，文献涉及三种人：刑事犯罪人员的眷属，阵获俘虏及其眷属以及因政治获罪者的眷属入籍，以乐户称之，逐渐形成专业、贱民、官属乐人群体，承载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和俗乐的为用。正是与国家礼乐制度紧密关联，彰显了这个专业群体存在的必要性。周代确立国家礼乐制度，乐与礼制仪式相须。礼乐面对特定对象、特定仪式和仪程、乐人群体性存在、乐之形态在仪程中固化为用。俗乐类下，随时代发展创造出一系列音声技艺类型，诸如说唱、歌舞、戏曲、器乐等，同样形成一条主导脉络。仪式与非仪式为用、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不断发展且一以贯之，成为国家用乐的整体样态。在历史语境下，礼乐、俗乐为用必定活态承载，由此加深对国家用乐深层认知，感知乐这种音声为主导技艺形态与礼乐制度和乐籍制度的内在关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往引发了音乐的一系列变化，诸如国家音乐传播制度、雅胡俗三分礼乐为用现象、佛教洞窟音声认知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引起音乐学界足够重视，拓展开来会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认知有极大助益。
秦序的《南北朝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及两极端现象的继起与并存》认为，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给文化艺术研究，带来非常重要的启迪：中国历史上有在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一体的时代，即多元前提下追求一体化为主线的时代——“多元一体发展”时代。另外，也有某个一体化的结构下，多元逐渐发展，导致旧的一体分化解构，再经多元进一步发展后，逐渐形成新的一体化建构的时代，即“一体多元发展”时代。西周时代封邦建国和制礼作乐，秦朝在郡县制基础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形同伦等举措。汉代又进一步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因此，秦汉王朝建构的是新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前一种西周建构的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经由春秋战国多元发展之后，建构起来的多元一体新格局和新阶段。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一种多元一体格局，但不是复旧，而是实现了多方位的创新发展，是一种螺旋性的上升。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社会之后出现的分裂割据时代。它既是长期大动荡、大冲突、大分裂的时代，也是多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大交流、大融合而激烈互動的时代。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文化艺术，是“一体化”为主、多元化发展为次的新高点、顶点、端极，实现高度的“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魏晋南北朝则是文化多元发展为主、一体化发展为次为后的另一个新高点、顶点、端极，是“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可谓两大极端之间的一次来回大摆动。因此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中华文化史上不多见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两极端并起”，或“两极端并存”的奇特景象。诸如过去经学为主干、以儒学为独尊的文化模式，魏晋以后进入低谷。玄学、佛教、道教种种宗教和异端思想则大兴，由此形成了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结合、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格局。文化的多重碰撞融合，使文化呈现了多样性、丰富性，文化得到多向度的丰富发展;战乱频仍、灾难慎重，局部地区或短暂时间，又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佛教大兴和灭佛;政治黑暗混乱，社会充满苦难，文化艺术却多元、自觉发展;传统中原汉民族的礼乐文化，值此乱世，遭到严重大破坏、大挤压，但在南方地区则得到尊重和传承，甚至变俗为雅。种种矛盾的评价、种种两极端事项的出现，正反映这一时代思想文化上的两极端继起，或两极端并存，非常值得关注。
孟凡玉、韩启超、柏互玖、周静婉、吴梦雅基于深厚的文献功底，从微观具体入手，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音乐仪式、机构、制度、乐器等方面。赵昆雨、辛雪峰、刘晓伟、李荣有借鉴考古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与理念，将研究目光从纸质文献扩大到实物、活态中，不断地为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补充新材料。孙云、金溪探讨了佛教音声与仪式对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学者们围绕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理念与意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判断，并尝试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做更深入的探索与解析，全面挖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化蕴含。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为指引，倡导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自古重视对外交往，中华文化在繁荣交流学习中形成了“美美与共”的多元特色。多元的文化互动，成就出灿烂的丝路文化。所以，保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思想，才能更好地收获璀璨文化。习总书记对外访问的讲话思想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次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从广阔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入讨论，为音乐学此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拓展了相关论题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秦序先生在会后总结：“这次研讨会不是音乐界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将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学者汇集，讨论和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出新的见解，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形成异质综合的优势。另外，这次研讨会也提醒我们关注各学科之间的结合互动关系，以及各分支学科总方向的一致和整体的统一;提醒我们注意采用更多方法、选取更多视角，来揭示研究对象——音乐艺术及其相关行为、事项、思想、意识、文化等多层面复杂结构，进而总结中国音乐艺术的特色、独立的发展道路及体系。”
黄翔鹏先生曾提出“三个断层”[1]说法，中国历史在每一次断层都经历着剧烈的时代变革，春秋时期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地位的衰落，礼崩乐坏引发的社会格局及秩序的变化，使中国思想文化步入转型，继而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魏晋南北朝战争频仍、动荡分裂，但思想却自由创新，文化成果辉煌，史学家曾将魏晋南北朝比作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音乐、绘画、雕塑等文化因子的融合，儒、道、佛三教信仰的共存，胡、汉文化的冲突与交流，都加速了人性的觉醒与艺术的自觉。
当下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我们前行与创新的基础。项阳主张，要从不同视角把握时间节点前后的情状，辨析相通性和差异性，再挖掘重要历史节点的价值意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方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通过会议，与会代表交流学术研究视角与方法，多学科对话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资料再共享与研读，极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的繁盛新局面。
注释：
[1]黄翔鹏.黄翔鹏文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05）：94—95.
（责任编辑：张洪全）